‘天下’與‘一個中國’

从上节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和‘华夷’的概念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这是‘象化思维’的民族观。而民族需要生存的土地﹐这一片土地也需要通过国家架构来维持民族内部的秩序。只有这样﹐民族才可以在一个对外安全﹑内部平和的环境中生息繁衍。对于建立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象化思维’是如何理解的呢﹖对于这片‘土地’的认知﹐‘象化思维’也就需要开动一贯的认知模式﹐如下﹕

‘天下’的概念作为‘土地’的认知而成为结论﹐‘天下’比‘土地’更加包罗万有。因为‘天下’只指出了‘在天空之下’的相对关系﹐这是百分之百的‘属性’信息﹐正如同‘出人头地’的概念一样﹐只说明了‘相对性’而没有点出任何‘量化’的信息。因此﹐只要在天之下﹐这就包括了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至于这土地有多大﹐土地上有什么的事物﹐在‘天下’这‘象化概念’的概括下﹐也就再没有探究的必要﹐因为它们都已具有‘天下’的属性﹐‘天下’ 就是它们的认知结论﹐‘天下’的概念也由此而不断扩张﹐如下﹕

可见。这个‘天下’ 概念如‘出人头地’ 一样﹐可以扩散至天下的万物﹐以其指示‘属性’的功能和执行‘象化思维’‘循象而行’的思维操作﹐‘天下’概念就是这样产生而且也被‘象化思维’广为应用。因此﹐‘象化思维’也以‘天下’表示‘国家’﹐但‘国家’的概念中包含了行政﹑军事和法律等‘量化’的信息﹐现在‘国家’的意识也就是‘天下’意识﹐‘国’可以是‘天下’ ﹐‘天下’即‘国’。以‘天下’代替了‘国家’的版图概念﹐而当要表示行政或‘诸候国’时﹐例如是‘治国平天下’中的‘治国’﹐才用到‘国家’ 的字眼﹐‘天下’与‘国’互相捆绑。受到‘天下’观念的影响﹐‘象化思维’的‘国’也变得无边无际﹐似乎没有了‘量化’的外形﹐‘象化思维’也不太关心这‘量化’的形式。对于西方式的国家架构和意识的全面建设﹐在这种思想的限制下﹐也很难获得有效的发展。

在‘象化思维’的模式下﹐传统的国家建设产生了两种十分独特的形式﹐第一是‘年号’的使用﹐第二就是‘朝贡制度’。在‘天下’之内﹐位于中央的就是皇席直隶的范围﹐称之为‘天朝’﹐在‘天朝’外层的是‘属国’﹐也就是关系较为疏远一些的行政单位﹐属国享有行政﹑军事甚至大部份的外交权﹐但是必须使用天朝的‘年号正朔’(‘正朔’中的‘正’为正月﹐一年之始﹔‘朔’则是月中的第一日﹐为一月之始﹐旦逢新皇帝登基﹐就必须改‘年号’和历法﹐也就是颁‘正朔’)﹐这是‘奉正朔’。属国必须在一切官方文件和一切场合中﹐使用天朝的年号和历法纪元﹐而属国新王登位必须得到天朝的册封才算合法。天朝为属国的宗主国﹐清代的属国有朝鲜﹑琉球和越南﹐所以清代的越南人或朝鲜人称华人为‘天朝人’。在属国外一层的是‘朝贡国’﹐属国也要朝贡(‘朝拜’和‘贡献’)﹐但是朝贡国除了行使朝贡义务外﹐也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清代的朝贡国有暹罗﹑缅甸和尼泊尔等。而在朝贡国外也就是最外一层的就是‘化外’的‘四夷’。因此﹐在‘天下’这个大型的‘象化概念’下﹐以亲疏关系而论﹐以天朝为中心﹐到属国最后到四夷的关系如下﹕

在这个‘天朝’制度中﹐‘年号’就是一个具国家主权标志的‘象化概念’﹐如同西方世界中的‘国旗’一样。‘象化思维’没有使用国旗而用年号来宣示‘主权’﹐这是因为国旗是一种有形之物﹐旗上的图案也只是可视化的图画﹐其中都缺乏类比概念的空间﹐所以西方式的国旗就不具备成为‘象化概念’的条件。而中国历史上所见的旗帜﹐旗上的内容也主要以‘汉字’为主﹐如写上将军的姓氏或国号等(历代国号也是单个的汉字)﹐传统上也没有产生出‘家徽’或‘国徽’一类的图案﹐‘图腾’也只是远古的文化遗产而已。这就说明‘象化思维’还是倾向于使用以汉字所作的‘象化概念’﹐可见思维上所‘循行’的总是汉字而非对象或图案。所以﹐与其使用在上面写上汉字的国旗﹐不如在开始时就直接使用纯汉字的年号﹐这样也显得更合理。

根据西方国家的法律﹐所有的殖民地﹑托管地或海外省等都必须要插上宗主国的国旗﹐在‘量化思维’的模式下﹐主权的概念是在一个有‘量化’的地域范围内行使‘量化’权威的概念。但是在‘象化思维’模式下﹐这种‘量化’的地域范围就只能通过属性来表示﹐地域围范只能体现在属性上﹐主权也只是一个属性强弱的程度。因此﹐天朝直属土地和属国在必须使用天朝年号的情况下﹐通过年号的方式把土地人民之间的‘互属性’建立起来﹐‘互属性’所覆盖的范围就是地域上的主权范围﹐‘互属性’的层迭程度可以体现主权的强度。主权在这里也只能是一个‘象化概念’﹐天朝和属国也都是‘象化概念’。‘象化概念’的‘隶属性’基础来自年号的使用﹐这令到天朝可以对属国进行属性的扩散﹐扩大宗主权的属性范围﹐在这些‘象化概念’之下所覆盖的就是主权的范围﹐这就是‘象化思维’宣示主权的方式。因为其中的概念都是‘象化概念’﹐所以这些概念里也没有西方式的‘量化’元素﹐准确来说﹐‘象化思维’没有西方式的主权概念﹐只有属性关系可以作为有一定对等形式来看待。所以对于属国﹐如果使用了天朝的年号正朔﹐这样就建立起与天朝的‘隶属性’﹐背后的思维过程可示之如下﹕

‘年号’所能体现的就是‘象化思维’模式中的‘主权(宗主权)’观念。因此﹐满清在入关之前﹐把朝鲜打败并逼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主关系 ﹐转而承认满清为新的宗主国。所以﹐朝鲜必须放弃使用明朝的年号正朔﹐而改用清朝的﹐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西方﹐也就是改挂新宗主国的国旗吧。宗主国对属国拥有的实质性主权﹐并非只是体现在属国必须使用天朝的正朔年号这种单一的表面形式上﹐同时宗主国也对属国履行维持领土完整的责任。明朝为朝鲜抗击日本丰臣秀吉的入侵而出兵朝鲜﹔在清未﹐清兵为了朝鲜问题而出兵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和海上与日本作战失败后﹐大清帝国才被逼在《马关条约》上放弃朝鲜主权﹐承认朝鲜的‘独立’。在对法作战失败后﹐才分别在1884年《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和1885年《中法新约》中承认法国对越南拥有保护权。对琉球虽然不曾为此而与日本开战﹐但也一厢情愿的寄望于国际调停。可见‘年号正朔’的确具有如同‘国旗’一样的主权实效﹐只是因为思维模式各异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宣示形式而已。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在‘象化思维’的认知中﹐从国家乃至天下的认识﹐来自对人行为的类比认知。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属性’行为﹐也就可以推广为国与国间或天下之内的行为﹐如下﹕

人与人间的‘请客送礼’假如发生在天下之内﹐这就是‘朝贡’行为。朝贡国所赠予天朝的只是本地的土特产﹐但是天朝回赠的却是要比这些土产昂贵得多的礼物。所以﹐对天朝而言﹐朝贡行为是一桩亏本的买卖。可见﹐天朝所看重的也非利益而是‘礼尚往来’的行为。明太祖曾经对朝鲜说过﹐“不需要拿本国没有的东西来进贡,你们的土特产已经很好了。显示你们的诚意就好。一味追求奢侈的东西﹐只能使国家衰败。”这种口吻就像是一位长者谆谆告诫一位后辈的亲人一样﹐‘不需花钱买东西给我﹐只要有心平时多来坐坐就可以’。的确﹐‘象化思维’的国家行为也是从个人间的行为认知而来的结果﹐就像亲人朋友间的‘请客送礼’一样﹐只要互相为对方花钱﹐制造更多的‘互属性’就可以﹐谁花多花少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朝贡行为的产生原因和意义所在。如下﹐我们并列对比一下个人行为与朝贡行为的模式﹐可见其中源自类比操作所造成的相似性﹕

同样道理﹐因为对国家与天下的认识来自对我与家的类比延伸﹐正如‘家’着重圆满和齐整﹐这是每一个人心目中的理想家庭。因此﹐‘家破(散)’往往与‘人亡’拉在一起﹐只有‘家和’才‘万事兴’﹐家人的‘口不停’(发生争执)将导致‘家衰(家道败落)’(家衰口不停)﹐家不成家﹑妻离子散的场面也就是人间悲剧。所以这种出于人性对‘家破’的抗拒心理﹐换句话就是对完整家庭的保护﹐也推广到‘国家’与‘天下’中。所以﹐在‘象化思维’的撰写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治乱’史﹐‘合’就是‘治’﹐‘分’则必‘乱’﹐国家天下就有如家一样﹐‘分’就是‘破’﹐‘破家’则‘人亡’﹐而天下就出现‘乱世’﹐家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属性’就遭到破坏﹐这是悲剧的开始﹐天下分裂也导致天下人间的‘互属性’被撕破﹐这种感觉就如同‘家破’一样的没有安全感﹐这是一种触动神经和心理上的痛苦感觉。所以﹐‘象化思维’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这是从家到天下在类比认知后的一个结论, 如下:

除此之外﹐天下意识在‘象化概念’的‘扩散性’中﹐也令到相关概念融入到单一的概念中﹐导致思维层面上概念的‘归一性’﹐各个概念只有被扩散的概念所融合而没有分离﹐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象化思维’乐见事情归一的心理倾向。还有‘天’只有一个﹐天下概念也指示出天下的唯一性﹐这些都是‘大一统’思想的成因之一。于是﹐结合‘天下’与‘大一统’意识﹐在现代就产生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现象﹐请看下文。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接着来的是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导致了‘冷战’的爆发﹐在这一连串的国际政治剧变中﹐世界上出现了多个的分裂国家﹐其中主要的是东西德﹑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国府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三个国家的分裂与分治﹐无可否认都是两大阵营对决下冷战的结果。但是﹐前两者的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韩都分属不同的独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分别以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参与活动﹐在联合国里也有各自的席位﹐两个分裂国家之间的问题也是国际问题。不过﹐后者的海峡两岸政府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上不论是昔日的国府还是今日的北京政府都只有一个中国政权作为代表。自国府迁台后﹐两岸存在着半个世纪分治的现实﹐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角度下﹐并没有分裂。不论其它国家承认两岸哪一边为‘中国’的合法政权都好﹐这些国家都同时要承认这个政权所涵盖的围范是海峡的两岸﹐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虽然两岸政府(民进党政府例外)在国府迁台的三十里中﹐不交往甚至互相敌对﹐但他们都同时声称各自拥有对方的主权﹐于是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就不是国际问题了。

直至到1992﹐海峡两岸才第一次以官方委派民间组织的成份﹐在第三地进行了第一次的接触﹐并且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达成了‘九二共识’。内容如下﹕

中国大陆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份,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份」。

这一种两岸政府都同时持有 ‘一个中国’的立场﹐而且不像其它的分裂政权一样﹐完全以政权实际的统治范围作准则﹐宣布彼此的互不相属﹐同时参与国际活动并以国际关系处理之间的问题。但是﹐海峡两岸的政权却采取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统一’的状态﹐起码在思想境界上是统一的﹐令到两岸问题在国际法的意义中无法国际化。作为‘量化思维’的西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到这种的做法也永远不会采用这样的做法。因为以‘量化’的概念如管治权﹑军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角度看﹐这种在名义政权上互有幅盖﹐但实际却各自为政的情况是很难在思维上成立的﹐但是﹐两岸政府(不包括民进党政府)却自发地维持着这种‘默契’。要了解这种做法﹐只要从‘象化思维’的立场来考虑才可以明白。因为政权概念和中国的概念都是‘象化概念’﹐而这里的‘中国’就是‘天下’观念﹐它们之间的互动推演要服从‘象化逻辑’的法则﹐也就是使用‘象化思维’模式才可以对它作出理解﹐而发生整种事情也是‘象化思维’的结果。

现在﹐就让我们以‘象化符号系统’的方式﹐模拟‘象化思维’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思维过程﹕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通过‘象化思维’模式来理解这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完全可行﹐而且只有‘象化思维’才能在以上的思维过程后得到这样的结论﹐以行动的方式令两岸保持着在国际法上的‘非分裂’状态﹐同时让两岸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在现今国际政治的规则下﹐国家问题国际化也就意味着大国强权的介入﹐国家成为她们的逐鹿战场﹐昔日在中国土地上列强角力的场面﹐我们再也不希望这种情况在这片土地上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