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先機與中國創造

一個文明的誕生決定自創造這個文明的族群, 族群的行為導致到文明的形成, 而一個族群的行為就是族群中個體行為的總和, 因此個人之間的統一行為影向了這個群體的表現, 而其中每個人的行為都是思維過程后的結果。思維操作存在著定性, 這就稱之為思維模式, 因此由思維作用下的行為也產生了行為模式, 從社會行為到文明的產生, 在宏觀角度下的文明與文化, 也存在著具定性的文明模式。

通過《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一書, 我們可以明白到語言文字作為思維的工具﹐導致了不同思維模式的產生﹐思維模式進而決定了人類行為的形態﹐而一個民族的集體行為就創造了屬於這個民族的文明。但是﹐當思維模式形成后﹐它也可以反過來影響思維工具﹐因為思維工具正如顧名思義所指的﹐它隻是一種被動的工具﹐使用這種工具的方式郄是思維模式﹐思維模式完全具備了思維的主動性。因此﹐思維模式也可以選擇其它形式的工具來滿足思維模式的認知需要。於是﹐在得到新思維工具的使用下﹐思維的認知能力也可以隨之而得到提高﹐西方‘量化思維’(相對應東方思維模式的 ‘象化思維’, 詳情請參閱《語》)就是這樣一種外向型的思維模式。最后﹐思維工具也影響到文明的發展﹐總的來說﹐思維工具與文明的水平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

如果﹐現在我們對東西方的思維工具作一個並列式的對比﹐從以上的表格中, 我們隻要看 ‘表記方式(綠色下線欄) ’一欄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產生東方‘象化思維’模式的思維工具‘漢字’﹐在一旦形成后﹐在概念的指示方式上和‘音形意’結構方面也就沒有作過任何的改變﹐由始至終都是‘象化思維’唯一的思維工具﹐它不僅是文字而且也是 ‘數字’和 ‘符號’。漢字產生自三千多年前﹐作為‘象化思維’思維工具的角色﹐直至到近代在大量輸入西方文化開始﹐漢字才與西方式的思維工具一起‘並肩作戰’。在漢字三千多年的漫長歷程中﹐她隻有數量和字形上的改變﹐除此之外﹐漢字使用者也沒有對她作過任何的修改。漢字的產生來自漢語的‘孤立性’﹐所以提到‘漢字’也意味著與漢語一起﹐漢語與漢字互為一體

中國的先民因為使用的語言—漢語﹐而發展出‘漢字’(具體原因, 請參考《語》)﹐漢字也形成了‘象化思維’模式﹐中華文明也在‘象化思維’的哺育下成長。這就是中華文明能夠提早起步﹐成為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在這一段兩千年的時間內, 直至到完全被西方追趕的近代, 中華文明誕生了很多影響全人類的發明與創造, 這就是 ‘中國創造’的時代。‘漢字’作為思維工具﹐啟迪了中華先民的‘民智’﹐使民智早開﹐而且漢字提供到‘象化思維’蓬勃的生機﹐所以雖然古老但郄不早逝, 令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直至現代。要說到這種‘象化思維’的蓬勃生機來自哪裡﹐我們就要看一下究竟漢字作為思維工具﹐能夠令到‘象化思維’模式發展出甚麼樣的內容﹐而‘象化思維’模式也‘專一’的以漢字作為思維工具﹐因為‘象化思維’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過漢字來表記就足夠了﹐也再合適不過﹐而且對‘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確定性’﹐因此免去了‘實驗’的過程﹐思維操作也就不會受到客觀環境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象化思維’的一切操作隻需要發生在大腦內的思維層面就足夠了。所以﹐漢字也就可以忠實不二的服務於‘象化思維’模式。通過‘漢字’(包括‘漢語’)作為思維工具﹐正如《語》所論述過的內容﹐‘象化思維’可以提早發展出以下的思維能力

• ‘象化概念’﹐從‘象化概念’中訓練出‘取象模擬’的思維操作﹐而‘模擬’ 操作正是‘模仿’能力的基礎。
• 從而也發展出‘象化邏輯’﹐這就是‘互屬性’ 和‘包容/遞進性’ 等關系﹐這是思維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除此﹐形成了理論的建立模式﹐這令到在二千年的先秦時代就可以發展出百家爭鳴的思想﹐特別是儒學的道德倫理和人生觀理論﹐也迅速從‘神道觀’而進入‘天命觀’ 。
• ‘象化三段論’是‘模擬’推演的模式﹐作為認知的手段﹐也是論點的推演方式﹐其重要性體現在發展理論和技術上。因此﹐通過‘模擬’而來的‘模仿’能力﹐先民可以很早就發明‘筷子’作為餐具﹐也可以通過模仿動物行為來發展本身的‘摶擊術’等, 這就是 ‘易’ 中提到的 ‘尚象制器’。除此, 也可以發展出模擬天地自然性質的道德理論, 這就是《道德徑》所言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 儒家的 ‘君子’理論(如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從這個邏輯模式發展而來。
• ‘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是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方式﹐這是發展‘八卦’‘五行’理論的基礎﹐也是對社會現象的認識途徑﹐‘中醫學’也在這種認知下結合實踐而形成並不斷發展。‘象化思維’ 認知模式完全建立在對‘屬性’的認知上﹐也就以現有‘象化概念’對認知對象作‘模擬’式的‘屬性’了解﹐但是這種認知模式呈‘內斂型’。除此﹐以‘取象模擬’方式對問題作認知﹐這種解決方法能夠令到很多實際的問題迎刃而解﹐也產生出中國式的智慧。
• 漢字的‘符素性’(也就是如同 ‘符號’一樣的特性, ‘音-形-意’捆綁而相對於句子中的語意而孤立不作字形和發音上的改變, 故稱之為 ‘孤立語’)令到作為語言表記工具的‘漢字’﹐在先天上具備了‘符號性’。因此﹐中國人也從來不需要創造另外的符號系統。漢字的‘符號性’可以令到大腦﹐在對認知對象作語言或文字描述時﹐同時也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內容和概念關系﹐如果再以‘漢字’ 表達認知對象﹐這就成為了‘符號’的‘列式’﹐這就是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能夠創造出‘十進制’記數法的原因﹐而印度要比中國晚上一千多年才出現‘十進制’記數法。於是﹐就在這種‘一箭雙雕’ 的情況下﹐省去了很多發展‘符號’的時間﹐令到中國文明提早起步。漢字的組合性與認知模式一樣﹐就是以大量組合嘗試來認知對象和發展技術的方式﹐‘烹飪文化’的發達就是裨益自這種模式。
• 杠杆作用(音-形-意-象)形成自‘象化思維’對‘漢字’音形意一體的進一步擴大﹐就以漢字的‘音意’一體性來說﹐利用了這種漢字優勢﹐也就發展出豐富的‘口(歌)訣’形式﹐‘口訣’令到復雜的技術操作成為簡單的記憶內容﹐這令到大腦能夠吸收和容納到更多的技術操作。如果把‘音意’ 一體擴大為‘音形意象’一體﹐策略等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可以‘公式化’﹐這也就是 ‘三十六計’式的 ‘文字公式’ 。對‘公式’的記憶也就令到大腦能夠吸收到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案﹐這都是推動文明的燃料。

從以上的思維方式可以發現﹐其中的認知模式和漢字組合性而組成的‘烹調模式’﹐完全建基於經驗與嘗試上﹐經驗的積累需要浩費大量時間﹐但是經驗主義郄是人類最原始的技術發展手段。因此﹐在完全掌握‘量化’認知的手段和數學符號之前﹐人類的技術進步就表現得相當的緩慢﹐但當掌握到西方式的科學方法, 也就是發明創造的方法后﹐西方式的‘量化’認知就可以令人類跳過經驗嘗試而直達解決問題的核心﹐最后人類技術的發展速度也就越來越快了。

對於‘量化思維’﹐雖然從‘完全表音’字母系統產生了這種思維模式﹐但是‘量化概念’不僅需要指示的工具﹐還需要提供到‘確定性’的條件﹐這一點相比‘象化思維’就要復雜一點。‘量化概念’的表記工具從古希臘發展出文字﹑字母和幾何元素后﹐還需要經歷上千年的語言簡化過程﹐最后才能從語言文字中發展出‘數學符號’系統﹐數學符號同時指示‘量化概念’ 和‘邏輯量化點’﹐而語言簡化過程就是導致產生‘數學符號’系統所要必經的時間階段﹐這也是西方文明難以提早起步的原因。而且需要等到十六世紀技術發展成熟的歐洲﹐‘量化思維’才確認‘實驗’是提供‘量化概念’以‘確定性’的有效方式﹐在此之前﹐古希臘人隻相信‘直覺’。可見﹐在‘量化思維’中‘量化概念’的指示工具並非單一的語言和文字﹐所以西方人也就不像中國人那樣幸運﹐而必須再花上更多時間來發展表記工具﹐‘確定性’是額外的必要條件﹐也需要花時間來找尋和發展 ﹐但當思維工具中的各個條件到位后﹐‘量化思維’就如箭在弦上﹐一發沖天﹐它的‘外向型’認先模式是永遠不可能停止的。相反﹐‘象化思維’文明起步得早﹐這是漢字在遠古早已形成的原因﹐但是思維工具也從沒有在質與量方面發生改變﹐而‘象化思維’也不需要這種改變﹐ ‘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呈‘內斂型’﹐於是文明也就進入到飽和階段而出現停滯。(以上對‘象化思維'和‘量化思維'模式的發展, 筆者在本文中隻用了寥寥數語, 具體詳情請以《語》為准。)

中國人因為創造了‘漢字’並因此較早的發展起 ‘象化思維’模式, 攝取到文明的先機﹐令民智先開﹐但是文明背后的思維工具也從沒有變更過﹐這是文明停滯的原因。西方人在思維工具上掙扎了千年﹐直到十七世紀才正式完成思維工具的發展工程﹐所以文明起步得慢﹐在之前的發展速度也不快﹐但是現在卻成為走上了軌道的快車。現在‘量化思維’不僅仍在為文明而努力﹐同時也在發展‘思維工具’﹐ ‘量化思維’相信這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可見, 東西方文明隨著完全回異的思維模式而發展﹐‘象化思維’由‘漢字’而先啟‘民智’﹐ 這令中國先民攝取到文明的‘先機’﹐但此‘智’不同於彼‘智’﹐最后在‘量化思維’的標准下﹐東方文明反而成了‘民智未開’, 中華民族結束了創造時期。

中華文明以其固有文化攝取了文明的先機, 所以‘象化思維’文明得以一枝獨秀, 創立了 ‘中國創造’的時代, 遙遙領先於西方。其實產生中華文明文明與文化的關鍵, 就是從漢字而來的‘象化思維’模式, 漢字產生自 ‘漢語’, 漢語和漢字都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財富, 就是一種民族生存發展中固有與天生的條件。 為了說明固有條件對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推動作用, 我們不妨看另一個既經典又突出的例子, 這就是昔日蒙古軍事力量的崛起。

我們知道在昔日的冷兵器時代, 騎兵是最有効的打擊手段, 而蒙古人正是依賴其凶猛的騎兵主力橫掃歐亞的。蒙古騎兵的強大來自他們是一個游牧民族, 騎馬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 馬匹是蒙古人的家園和交通工具, 他們一生中大部份的時間都生活在馬上,  馬匹幾乎成為了蒙古人身體的延長, 所以他們對馬上作戰自然駕輕就熟, 同時也可以發展出更多騎兵作戰的技巧與方法, 再加上取得南方漢人發明制造的先進兵器和火器, 這就更是如虎添翼了。因此結合了強大的馬上力量與先進武器(包括火器), 昔日蒙古人的軍事力量也就可以遠遠領先東西方的各民族, 他們通過本身的生活方式, 再加上與漢民族生息依靠的地利, 在有如上天的安排下攝取到軍事手段的先機, 所以可以變得如斯的強大。但一旦在軍事潮流有所改變的情況下, 例如是進入到熱兵器的戰爭方式, 甚至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軍事時期, 昔日的蒙古光輝將會一去不返, 我們也可以大膽預言到在將來的歲月中, 我們很難再會看到蒙古軍事的復興。這可見固有生活方式或文化對民族事業的重要性, 其重要性在於, 當通過固有民族生存或語言條件能夠發展出最有效的工具時, 如果這種工具是軍事工具就可以創下軍事奇跡, 又如果這種工具是思維工具就可以進行發明創造。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想象一下, 在二次大戰時期, 假設有一個民族是生活在 ‘坦克’裡的, 他們幾乎每一個民族成員都擁有一輛坦克, 而且都住在坦克裡面, 平時的行動工具也就是坦克, 他們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型的坦克工廠, 正如以蒙古馬比喻坦克, 蒙古的大草原就是生產和補給馬匹的 ‘工廠’一樣, 同時這個民族也可以通過鄰國取得最先進的武器技術。我們試想像一下, 如果這一切物質和機遇條件對於這個民族都是那麼的‘與身俱來’的話, 在二次大戰時期, 他們能不所向披靡嗎?

在以上提到蒙古人的固有生活方式, 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我們的思維工具—漢字, 通過漢字進而發展出 ‘象化思維’思維模式, 我們這種固有思維工具如同蒙古騎術一樣, 就是當時最先進的 ‘工具’, 所以創造出具有最為璀璨的文明, 這就是 ‘中國創造’的時代。就算在結束了‘中國創造’的時代后, 中國人仍然能憑借其固有的思維方式, 發展出在 ‘西方創造’時代下的 ‘中國制造’時代, 這就是中國和 ‘四小龍’的經濟起飛。

中國作為完全‘象化思維’的社會﹐其中‘象化思維’裡‘取象模擬’的思維操作轉化成為對事物具有的較強模仿能力﹐這種能力如同日本在這方面的表現一樣﹐已經反映在制造業的成就上﹐令到中國產品從模仿西方與日本產品與技術開始﹐最后發展成為今天的‘世界工廠’。‘漢字’作為思維工具的方式﹐令到就算是低文化程度的中國人﹐也能在思維方面比其它‘非象化思維’的人﹐具有較強的‘模擬’能力﹐也就是對‘屬性’的仿真。這反映在工作時的模仿能力上﹐模仿制造國外先進產品與技術(依靠仿造而成的‘盜版(假冒)’產品也出於這種來自思維優勢的模仿能力﹐因此‘象化思維’也發展出‘興旺’的‘盜版’行業而成為全球的‘盜版’基地。)﹐迅速學習與操作引進技術。還有漢字漢語的‘符素性’﹐令到‘象化思維’在通過語言文字對認知對象作描述的同時﹐已經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和概念關系(最明顯的是中國人具有較高的算術能力), 這些能力最后決定了掌握技術操作的熟練程度和技術的深入程度﹐還有漢字的單音節特性也提高了記憶能力﹐這樣通過發揮‘口訣’優勢就可以幫助記憶和掌握較復雜的操作步驟。除此﹐以‘取象模擬’的方式著手解決問題﹐也提高到在遇到各種問題時的解決能力﹐在發揮到思維上的‘杠杆作用’時﹐不僅令到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在搜尋解決問題的對策時﹐可以面對更多更大量的參考數據﹐作為‘模擬’判斷的素材。‘象化思維’ 社會中以‘富’﹑‘貴’及‘出人頭地’作為人生價值觀的‘人生象’﹐令到華人社會把經濟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經濟的實效利益上﹐這樣使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也能發揮出傳統的‘勤勞’美德﹐社會全體的埋頭苦干可以令到社會比其它‘非象化思維’的發展中國家更加穩定﹐從而創造出耀目的經濟成就。

華人勞工接受到的好評就是廉價﹑高技術和勤勞﹐其中的‘廉價’是因為整個社會還處於發展中階段﹐所以在低生活水平下成為‘廉價’勞工﹐他們的‘高技術性’來自‘象化思維’中高度的‘取象模擬’能力和‘漢字’的‘符素性’﹐令到掌握技術和熟練操作變得更加容易﹐最后的‘勤勞’性就要歸根於‘人生象’中的‘富’﹑‘貴’與‘出人頭地’﹐這令到大家能在甚至是在惡劣的環境下也能拼命工作﹐為的是以自我的能力實現‘富貴’的追求與‘出人頭地’的夢想。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二戰結束后出現在東亞的‘四小龍’奇跡﹐以及后來騰飛的‘巨龍’—中國大陸。這四小龍除了韓國之外﹐其它的台灣﹑香港與新加坡都是大部份(70%)或完全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至於韓國因為在歷史上以‘漢字’為主要的文字工具﹐雖然語言如日本語一樣為‘沾著語’﹐但起碼可以視為如同日本一樣的‘半象化思維’國家﹐而且在傳統上﹐韓國採用全漢文書寫﹐書寫上的漢化程度也包括其中的漢文語法。再者在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下﹐特別在產業模式上也受到了日本的深遠影響。這‘四小龍’以及后來的‘巨龍’中國在經濟成長的方式中﹐都同樣以‘制造業’為起點﹐創造經濟奇跡。而‘制造業’就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上所提到的優勢勞工無疑能夠成為其中的起飛關鍵。再說得具體一點﹐就是‘象化思維’模式與傳統造就了東亞的經濟起飛﹐讓在二戰之后出現的經濟與工業騰飛﹐隻眷顧東亞的‘象化思維’社會而非其它的‘第三世界’國家。

雖然‘四小龍’基於本身的思維優勢﹐通過‘制造業’帶動起國家經濟的成長﹐創造出經濟奇跡﹐但是也因為經濟成長過份依賴於大量的‘制造業’產品出口﹐而‘制造業’在技術上沒有明顯的提高。雖然出口成長引入了大量的外資﹐因為國內的制造業的

基層建設不足﹐致使無法消化外來資金﹐外來資金便迅速流向建業﹑股票和地產市場而造成泡沫經濟﹐同時金融體系的不健全﹐不能經受沖擊﹐以上種種都是97金融風暴在東南亞爆發的原因﹐‘四小龍’由制造業而來的經濟成長在金融風暴下受到了重創。

由此可見, 既然創造昔日 ‘中國創造’和今天的 ‘中國制造’時代, 都應歸功於我們的思維工具和由此而形成的思維模式, 那麼在走出‘中國制造’而進入與西方進行創造性競爭的時代, 思維模式就成為了其中的核心內容, 這就是東西方思維的結合過程—‘大思維’模式, 這或許就是再次邁向‘中國創造’的開始。(在此篇幅所限, 筆者暫不對‘大思維’模式作討論, 請讀者參考《語》的第三篇) 在思考東西方思維模式的結合前, 我們有必要作一些 ‘知己’的了解, 本文不繼提到‘中國創造’, 那究竟我們的祖先在昔曰擁有過哪些影響全人類的創造發明呢, 其中有些就像今日的互聯網一樣, 改變過世界的生活方式。現在, 就讓我們一起來驕傲的看一看吧。 以下文章列出了古代中國的各種影響世界的發明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