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工具」 到文明

本文是对在本书中所提及的东西方思维工具作出的总结。通过本书我们都明白到语言文字作为思维工具﹐导致了不同思维模式的产生﹐思维模式进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形态﹐而一个民族的集体行为就创造了属于这个民族的文明。但是﹐当思维模式形成后﹐它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思维工具﹐因为思维工具正如顾名思义所指的﹐它只是一种被动的工具﹐使用这种工具的方式却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完全具备了思维的主动性。因此﹐思维模式也可以选择其它形式的工具来满足思维模式的认知需要。于是﹐在新思维工具的使用下﹐思维的认知能力也可以随之而得到提高﹐‘量化思维’就是一种这样的外向型思维模式。最后﹐思维工具也影响到文明的发展﹐总的来说﹐思维工具与文明的水平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如果﹐现在我们对东西方的思维工具作一个并列式的对比﹐可以作如下的表示﹕

从以上表格﹐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产生‘象化思维’模式的思维工具‘汉字’﹐在一旦形成后﹐在概念的指示方式上和‘音形意’结构方面也就没有作过任何的改变﹐由始至终都是‘象化思维’唯一的思维工具﹐它不仅是文字而且也是数字和符号。汉字产生自三千多年前﹐作为‘象化思维’思维工具的角色﹐直至二十纪末大量输入西方文化开始﹐汉字才与西方式的思维工具一起‘并肩作战’。在汉字三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她只有数量和字形上的改变﹐除此之外﹐汉字使用者也没有对她作过任何的修改。汉字的产生来自汉语的‘孤立性’﹐所以﹐提到汉字也意味着与汉语一起﹐汉语与汉字互为一体。

中国的先民因为使用的语言—汉语而发展出汉字﹐汉字也形成了‘象化思维’模式﹐中华文明也在‘象化思维’的哺育下成长。这就是中华文明能够提早起步﹐成为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圪立在世界文明之林而不倒的原因。‘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启迪了中华先民的‘民智’﹐使民智‘早开’﹐而且汉字提供到‘象化思维’蓬勃的生机﹐所以虽然古老但却不早逝。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直至现代。要说到这种‘象化思维’的蓬勃生机来自哪里﹐我们就要看一下究竟汉字作为思维工具﹐能够令到‘象化思维’模式发展出什么内容﹐而‘象化思维’模式也‘专一’地以汉字作为工具﹐因为‘象化思维’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过汉字来表记就足够了﹐也再合适不过﹐而且对‘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确定性’﹐因此免去了‘实验’的过程﹐思维操作也就不会受到客观环境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象化思维’的一切操作只需要发生在思维层面就足够。所以﹐汉字也就可以忠实不二的服务于‘象化思维’模式。通过汉字(包括汉语)作为思维工具﹐正如本书所论述过的内容﹐‘象化思维’可以提早发展出以下的思维能力﹕

• ‘象化概念’﹐从‘象化概念’中训练出‘取象类比’的思维操作﹐而‘类比’ 操作正是‘模仿’能力的基础。
• 从而也发展出‘象化逻辑’﹐这就是‘互属性’ 和‘包容/递进性’ 等关系﹐这是思维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除此﹐形成了理论的建立模式﹐这令到在二千年的先秦时代就可以发展出百家争鸣的思想﹐特别是儒学的道德伦理和人生观理论﹐也迅速从‘神道观’而进入‘天命观’ 。
• ‘象化三段论’是类比推演的模式﹐作为认知的手段﹐也是论点的推演方式﹐其重要性体现在发展理论和技术上。因此﹐通过类比而来的模仿能力﹐先民可以很早就发明‘筷子’作为餐具﹐也可以通过模仿动物行为来发展本身的‘搏击术’等。
• ‘象化思维’ 的认知模式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这是发展‘八卦’‘五行’理论的基础﹐也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途径﹐‘中医学’也在这种认知下结合实践而形成并不断发展。这种认知模式完全建立在对属性的认知上﹐也就以现有‘象化概念’对认知对象作‘类比’式的属性了解﹐但是这种认知模式呈‘内敛型’。除此﹐以‘取象类比’方式对问题作认知﹐这种解决方法能够令到很多实际的问题迎刃而解﹐也产生出中国式的智慧。
• 汉字的‘符素性’(音-形-意)令到作为语言表记工具的汉字﹐在先天上具备了‘符号性’。因此﹐中国人也从来不需要创造另外的符号系统。汉字的符号性可以令到大脑﹐在对认知对象作语言描述时﹐同时也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内容和概念关系﹐如果再以汉字表达认知对象﹐这就成为了符号的‘列式’﹐这就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能够创造出‘十进制’记数法的原因﹐而印度要比中国晚上一千多年。于是﹐就在这种‘一箭双雕’ 的情况下﹐省去了很多发展符号的时间﹐令到中国文明提早起步。汉字的组合性与认知模式一样﹐就是以大量组合尝试来认知对象和发展技术的方式﹐‘烹饪文化’的发达就是裨益自这种模式。
• 杠杆作用(音-形-意-象)形成自‘象化思维’对汉字音形意一体的进一步扩大﹐就以汉字的‘音意’一体性来说﹐利用了这种汉字优势﹐也就发展出丰富的‘口(歌)诀’形式﹐‘口诀’令到复杂的技术操作成为简单的记忆过程﹐这令到大脑能够吸收和容纳到更多的技术操作。如果把‘音意’ 一体扩大为‘音形意象’一体﹐策略等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可以‘公式化’﹐对‘公式’的记忆也就令到大脑能够吸收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案﹐这都是推动文明的燃料。

从以上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其中的认知模式和汉字组合性而组成的‘烹调模式’﹐完全建基于经验与尝试上﹐经验的积累需要浩费大量时间﹐但是经验主义却是人类最原始的技术发展手段。因此﹐在完全掌握‘量化’认知的手段和数学符号之前﹐人类的技术进步就表现得相当的缓慢﹐但当掌握到西方式的科学方法后﹐‘量化’认知就可以令人类跳过经验尝试而直达解决问题的核心﹐最后人类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

对于‘量化思维’﹐虽然从‘完全表音’字母系统产生了这种思维模式﹐但是‘量化概念’不仅需要指示的工具﹐还需要提供到‘确定性’的条件﹐这一点相比‘象化思维’就要复杂一点。‘量化概念’的表记工具从古希腊发展出的文字﹑字母和几何元素后﹐需要经历过上千年的语言简化过程﹐才能从语言文字中发展出‘数学符号’系统﹐数学符号同时指示‘量化概念’ 和‘逻辑量化点’﹐而语言简化过程是必然的时间历程﹐这也是西方文明难以提早起步的原因。再者﹐在‘量化概念’的选择上﹐在中古时代﹐全盘倾向于‘神’作为‘量化概念’﹐导致了‘黑暗时代’的出现。在没有找到‘量化概念’的情况下﹐‘量化思维’也对问题束手无策﹐这就是‘黑死病’肆虐欧洲的原因。而且需要等到十六世纪技术发展成熟的欧洲﹐‘量化思维’才确认‘实验’是提供‘量化概念’以‘确定性’的有效方式﹐在此之前﹐古希腊人只相信‘直觉’。可见﹐在‘量化思维’中‘量化概念’的指示工具并非单一的语言和文字﹐所以西方人也就不象中国人那样幸运﹐而必须再花上更多时间来发展表记工具﹐‘确定性’是额外的必要条件﹐也需要花时间来找寻和发展。一旦把‘量化概念’过份执着于某些方面﹐例如是‘神’﹐西方的文明就会走上弯路。以上的现象﹐只发生在‘量化思维’的情况中﹐思维工具的发展就需要花上时间﹐但当思维工具中的各个条件到位后﹐‘量化思维’就如箭在弦上﹐一发冲天﹐它的‘外向型’认先模式是永远不可能停止的。相反﹐‘象化思维’文明起步得早﹐这是汉字在远古早已形成的原因﹐但是思维工具也从没有在质与量方面发生改变﹐‘象化思维’也不需要这种改变﹐而且‘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呈‘内敛型’﹐于是文明也就进入到饱和阶段而出现停滞。

中国人因为创造了汉字而摄取到文明的先机﹐令民智先开﹐但是文明背后的思维工具也从没有变更过﹐这是文明停滞的原因。西方人在思维工具上挣扎了千年﹐直到十七世纪才正式完成思维工具的发展工程﹐所以文明起步得慢﹐在之前的发展速度也不快﹐但是现在却成为走上了轨道的快车。现在‘量化思维’不仅仍在为文明而努力﹐同时也在发展‘思维工具’﹐这相信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东西方文明随着完全回异的思维模式而发展﹐‘象化思维’由汉字而先启‘民智’﹐ 这令中国先民摄取到文明的‘先机’﹐但此‘智’不同于彼‘智’﹐最后在‘量化思维’的标准下﹐东方文明反而成为了‘民智未开’。

从以上的观点再引伸来看, 思维模式是文化现象和行为的始作俑者, 换句话说就是, 文化行为与现象为思维模式的产物。以东方来看, ‘象化思维’产生了我们所见的文化, 包括儒家思想与易经理论等, 同时也令我们的祖先未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文明, 这是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我们往往会把 ‘儒家’ 或 ‘易经’ 思想等, 批评为阻碍了我们发展现代科学的主因, 因此有昔日的 ‘打倒孔家店’ 运动和今天杨振宁先生所提出的 ‘易经思维阻碍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观点。 一直以来乃至现今, 还有很大部分国人持有以上的观点, 这些观点其实都大大冤枉了 ‘儒学’与 ‘易经’思想, 因为它们只是思维模式的产物, 这是 ‘身不由己’的, 它们也算是思维模式的 ‘受害者’吧。 就好象说, 得了遗传病的孩子就不应该责备他母亲把遗传病带给了他, 因为要知道他的母亲也有遗传病, 要怪就只能怪那位始作俑者的祖先吧。

‘象化思维’ 模式只适合产生 ‘儒家’和 ‘易经’理论而非西方式的科学理论, 所以他们认为这些理论防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是较为片面的, 而且这些观点也永远没有说到点子上。因此, 放在眼前的纷争也就永远也解决不了, 在看不到症结所在时, 也只会越理越乱。 除此, 还会出现另外一种 ‘一面倒’的现象, 就是把形成文化现象中某些优秀部分的原因, 完全归功到某一种思维产物的头上, 例如是儒家, 那样只会一味(纯粹)地把振兴儒家行为当成是民族文化复兴的灵丹妙药, 其实这种优秀文化的产生只来源于我们在思维中的优势而已。

总之, 在没有辨清思维模式与文化的因果关系时, 我们的观点很容易会陷入 ‘以片概全’的误区, 这或许是当下我们对本身文化的最大误区, 对于此点, 国人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