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 为本

欧洲人在后罗马时期﹐已经完全接受基督教信仰﹐当时的基督教主要是以罗马为中心﹐最后成为西罗马帝国国教的‘罗马天主教’ 和以东罗马帝国为中心的‘东正教’ 。在讲解‘量化思维’形成的过程时﹐我们已经了解到﹐在‘量化思维’的模式下﹐大脑在认知外部世界时﹐需要按着‘量化思维’ 的模式进行。外部的世界作为当时西方人的认知对象﹐对于这个认知对象﹐在‘量化思维’ 的模式下﹐西方人需要寻找认知对象中的‘量化概念’﹐这是一个组成认知对象的最小单位﹐说它是最小﹐意思就是它不可再分割﹐而且这些‘量化概念’存在着‘确定性’ ﹐正如古希腊语中的‘音素’ 和几何学中的‘直线’ 和‘圆’ ﹐它们的‘确定性’来自可以通过‘直觉’ 作出检验和其它媒体如字母和绘图方式来作指示一样﹐这样就加强了‘存在性’和‘确定性’ 。以这些‘量化概念’ 为基础﹐我们可以构筑起整个语言系统或者以几何学模式对空间和位置作认知研究。这就是以‘量化概念’ 为基础﹐通过‘循量而行’ 对认知对象进行‘量化’认知。

现在﹐我们回到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在公元六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上千年的时间中﹐在‘量化思维’ 影响下﹐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为了满足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望﹐欧洲人的确需要寻找‘量化概念’ ﹐就是从‘量化概念’ 作基础进行全面认知﹐大脑就可以通过‘量化思维’ 模式从外界吸取信息。

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正好提供了‘量化思维’ 所要求的思维元素﹐以‘神’ 这个唯一及全能的概念﹐可以成为一个认知世界的基点。对世界进行认知需要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量化概念’ ﹐而‘神’ 这个概念就可以完全满足到这种‘量化概念’应有的条件﹕

• 最基本﹑不可再分割﹕‘神’是唯一(不可分﹐不可取代) 和全能的﹐整个世界都是由‘神’也只能由‘神’创造的﹐一切来源自‘神’ 。
• 确定性﹕‘神’的行为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神’ 的概念并非凭空揑造﹐这样《圣经》就提供所要求的‘确定性’。

在以基督教作为认知世界的模式中﹐‘量化思维’ 的‘逻辑量化点’ 也可以在《圣经》 里找到﹐《圣经》中的教诲就是逻辑法则﹐这种法则说明了‘神’ 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运行的法则。《圣经》 不仅给予‘神’存在的依据(包括耶稣基督的存在性) ﹐这是‘量化概念’的‘确定性’ 。而进一步﹐欧洲人可以找到解释物质世界的理据。除此之外﹐还包括属精神与思想领域的道德内容﹐也就是说在《圣经》中﹐以‘神’ 为源点﹐加上《圣经》的内容作为基础﹐从物质到精神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根据和答案。因此﹐在‘量化思维’ 模式下﹐欧洲人就以下图所示的形式﹐展开了他们的认知旅程。

以‘神’ 为‘量化概念’开始的认知﹐不仅可以找到物质世界的来源和精神世界﹐如美德的源头﹐而且还可以解释到政治在人类中存在的合法性。因为教会的首领—教皇﹐作为‘神’ 在地上的代表﹐只有通过他对地上君王作加冕仪式﹐地上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统治人民的合法地位。因此在当时﹐罗马教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教会的地位也超然在俗世之外﹐教皇的王国—教会虽然不像世俗的统治者一样拥有军队﹐以武力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教皇的教会有无数的僧侣和把持着大量的教会资产﹐而且僧侣豁免于俗世的法律﹐教会收入也不需要向世俗政府交纳税项。在中古时代的欧洲﹐教会包括僧侣处于社会的第一位﹐之后才到世俗的统治者国王﹑贵族最后当然是百姓。教皇对欧洲的君主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可以让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在雪中罚站﹐没有经过教皇的授权﹐一切的政治行为都变得不具有合法性。像英王要越海与法国人打仗之前﹐首先要征得教皇的许可﹐这就是‘百年战争’ 的开始。因为统治权力只来自‘神’ 而非人﹐教皇就是‘神’ 的代表﹐所以一切要得到‘神’ 的意旨才能成为名正言顺’。在中古的大黑暗时代﹐宗教裁判所可以对一切被认为反教会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审讯﹐其中还可以判人以极刑处死。

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在《圣经》 里追寻世界的真理﹐在‘量化思维’ 中有‘主客体’ 分离的模式﹐当对认知对象建立起‘量化概念’ 和‘量化逻辑点’ 后﹐认知对象作的‘主体’ 就可以与以‘量化概念’ 构筑的‘客体’分离﹐正如当几何学与数学在古希腊出现后﹐古希腊人就把对外部空间世界的认知放在几何学的研究上一样。同样﹐当时欧洲的学者也把对《圣经》的研究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分离﹐以《圣经》作为更准确认知世界的对象。

在这一段中古时期﹐宗教对整个欧洲各个层面和角落都充满着影响力﹐上至政治下到学术文化都无一例外。但这种‘宗教化’ 的日子在欧洲并没有维持着永久状态﹐这种状态最后消失在‘文艺复兴’之后﹐整个的过程完全是欧洲人自觉努力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在外力或外侮的干涉下完成。虽然欧洲出现‘宗教化’ 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教合一’ 现象﹐这不同于回教世界的‘哈里法’ 制度。在欧洲只有到了英王享利八世时﹐因为英王与罗马教庭因本身的婚姻问题而割裂﹐在这种分庭抗礼的情况下﹐英王享利八世才自命为英国教区的最高元首﹐在行政上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教合一’ 现象。这个制度虽然维持到现在﹐但这里的‘政教合一’ 只是国王兼任政府和宗教首领而已﹐绝非由神职人员出任政府中的职位﹐令到政府行政与宗教行政结合。其实在‘量化思维’ 下是不可能出现政治和宗教职能的混合现象。因为‘量化思维’ 模式讲求的是‘量化分解’ 的认知过程﹐在功能上﹐神职与政府公职回异﹐服务的对象也各不相同﹐前者是‘神’ 而后者是‘人’ 。所以‘政教合一’ 的现象在‘大黑暗’ 的中古时代﹐也并没有出现过﹐世俗的事务总是由世俗的统治者来管理﹐而教会也只管理宗教与教会范围以内的事情(包括精神与思想世界)。可见﹐作为‘量化思维’产物的宗教化现象﹐与我们常见的那种宗教绝对化现象并不一样。

在宗教干涉学术方面﹐其实也是‘量化思维’ 下旧观念对理论中的论点所做出的保护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1473-1543)的‘日心说’ 与希腊哲学家托密勒(Claudius Ptolemy, 85-165)提出的‘地心说’ 之争﹐意大利科学家伽俐略也因为支持‘日心说’ 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迫害。其实﹐‘地心说’ 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没有足够天文仪器作观测的情况下﹐根据物理运动的和谐性﹐直观的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一切星体包括太阳在内都围绕着地球作圆周运动﹐而地球是绝对静止的。虽然有一些古希腊天文学家发现星体的运动并非如想象中那样作均速的圆周运动﹐所以他们也曾假设过星体除了绕着大圆周运行名﹐也绕着一个小圆周在运动。所以﹐看上去星体就以椭圆周的方式运动(如下)。

哥白尼以大量的天文观测结果作为基础﹐发现以太阳作为宇宙中心的天体﹐更能清晰简单地解释各个行星的运行轨道。不然﹐行星的运动路线会变得复杂和难以掌握。其实两派学说﹐在今天的相对意识下﹐都没有对与错之分﹐只不过‘日心说’ 更能有效方便的对宇宙的现象作解释罢了。但是在当时还存在‘绝对静止’ 的观念下﹐‘日心说’ 与‘地心说’ 就完全不一样了。教会一向支持‘地心说’ 作为正统的思想理论﹐也是教会彻底反对‘日心说’ 的原因。教会之所以支持‘地心说’ 理论﹐这是考虑到‘人’ 作为‘神’ 的创造物﹐理应得到‘神’ 唯一的宠爱﹐而被置于宇宙的中心﹐这个宇宙的中心就是静止不动的地球﹐天体包括太阳也必须围绕着地球运动。于是﹐教会就不能也令人难以接受‘人’ 的地位在‘日心说’ 中﹐被下降到与其它行星一样﹐必须要绕着太阳转动。

在‘量化思维’ 的‘量化逻辑’ 里﹐演绎逻辑法则就是逻辑的根本﹐也就是说﹐如果否定了逻辑的结论—‘人得到神的宠爱而置于宇宙中心’ 。根据‘三段论’ 式的逻辑法则﹐结论错误的原因只能归究于不正确的前提。如果‘前提’ 是‘人为神的造物而得到神的爱’ 而导致‘结论’﹐现在在否定结论的情况下﹐‘前提’的基础就会出现动摇。在‘量化逻辑’的环环相扣和‘因果’式的逻辑作用下﹐宗教的理论大厦也可能因此而出现动摇。在‘量化思维’ 的意识中﹐为了挽救理论观点﹐而且又不情愿放弃整个命题来作出逻辑让步的话﹐宗教界只能以行动来反对这套‘日心说’ ﹐威逼伽俐略放弃对‘日心说’ 的支持。但在伽俐略身处的时代﹐已经是‘文艺复兴’ 后的年代﹐欧洲人的‘量化思维’ 在获得新思维工具的情况下﹐对世界的认知已经更进一步﹐并不再是停留在只通过《圣经》来认知世界的方式上。

不过直到今天﹐作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不仅如此﹐他们更相信人类的出现是按着《圣经》 所载‘创世论’ 的方式而非科学性的‘进化论’(虽然‘进化论’ 仍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它的论点通过科学方法的推理而成﹐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生物证据。) 。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基督教原教旨团体正在企图通过立法方式把‘创造论’ 或是改良后的‘智力的设计’ 理论与‘进化论’ 一样﹐ 在普及教育系统中拥有同样的教学地位。迟至1967年﹐美国的田纳西州才推翻禁止教授‘进化论’ 的法案﹐在2002年﹐乔治亚州曾通过允许学校教授包括‘创造论’ 的各种人类起源说的法案。直至现在﹐基督教原教旨团体在美国正酝酿着新一轮的法律攻势﹐目的就是要用‘创造论’ 对‘进化论’ 取而代之。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今天﹐而且还发生在全球科学技术最昌明的美国﹐也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份(并非小数一部份﹐而是可以左右立法的重要一部份)的西方人在思想上好像仍停留在中世纪﹐企图在二十一世纪复僻中世纪的思想。虽然‘创世论’理论是中世纪的主流﹐但是一些现代人也尝试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创世纪’ 理论﹐这种行为好像是往中世纪的瓶里灌入二十一世纪的酒﹐不过它的本质还是百分百的‘创造论’ 。现在﹐我们在明白过‘量化思维’ ﹐这种以‘量化概念’ 为根本的思维模式后﹐或许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论点背后的思维方式。‘神’ 是一个终极的‘量化概念’ ﹐它是不可分解而且是一切理论的最基本元素﹐如果《圣经》的记载提供到‘神’ 存在的‘确定性’ ﹐同时‘创造论’ 也是《圣经》中有关‘神’ 的其中一部份内容﹐‘创造论’ 的内容提供到‘神’ 存在的重要依据。以‘演释逻辑’ 来思考﹐如果否定的了‘创造论’ ﹐《圣经》与‘神’ 的‘确定性’ 在思想上将受到质疑﹐这意味着‘量化概念’ 的‘确定性’ 受到动摇。‘量化思维’ 的思维操作依附于‘量化概念’ 上﹐假如‘量化思维’把支撑整个思想理论的基点于在‘量化概念’ 上﹐而‘量化概念’ 的存在性也主要来自‘确定性’ 的话。如果‘确定性’只通过《圣经》的字面来解读﹐否定‘创造论’ 将会造成这幢理论大厦的倒坍﹐所以力挽汪澜式的行动就可以演变成今天发生在美国为‘创造论’ 争取‘公平’ 地位的法律官司﹐在昔日也就是‘日心说’ 和‘地心说’ 之争了。可见﹐这是‘量化思维’ 的一种独特表现﹐如果我们从‘量化思维’这个角度来看﹐就能清楚明白到在背后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了。

上文提到过欧洲人已经拥有一种新的思维工具﹐ 这就是在表记方式方面的突破﹐这是数学符号的使用﹐这种符号的完全定形要等到十七世纪﹐也就是英语已经完全摆脱‘中古英语’ 的时代﹐进入‘现代英语’ 这一简化英语的阶段。在欧洲大陆上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也在经历了上千年的语言演进获得简化﹐在这种简化语言的影响下﹐单词中的意素变得更加规范化﹐语格形式从单词中脱落﹐突显了单语中的概念﹐单词因此具有较强的‘符素性’﹐语序形式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固定﹐固定的语序代替了昔日复杂的语格 。在这种语言演进的大环境下﹐现代的数学符号从十六世纪开始慢慢成长﹐走上了不断标准化的道路。

在欧洲的十六世纪﹐正是‘量化思维’以纯粹通过《圣经》来解释外部世界的时代。那时的宗教派学者﹐他们以‘神’ 为‘量化系统’ 中的‘量化概念’﹐以《圣经》的内容作为‘逻辑量化点’ 和通过语言文字作为思维工具﹐以这些作为对世界认知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同时也出现了运用数学符号作主要的思维工具和采过‘实验方式’ 提供对‘量化概念’ 以 ‘确定性’ 的新派学者﹐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引起了欧洲认知水平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