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先机与中国创造

一个文明的诞生决定自创造这个文明的族群, 族群的行为导致到文明的形成, 而一个族群的行为就是族群中个体行为的总和, 因此个人之间的统一行为影向了这个群体的表现, 而其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思维过程后的结果。思维操作存在着定性, 这就称之为思维模式, 因此由思维作用下的行为也产生了行为模式, 从社会行为到文明的产生, 在宏观角度下的文明与文化, 也存在着具定性的文明模式。

通过《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到‘大战略’》一书, 我们可以明白到语言文字作为思维的工具﹐导致了不同思维模式的产生﹐思维模式进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形态﹐而一个民族的集体行为就创造了属于这个民族的文明。但是﹐当思维模式形成后﹐它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思维工具﹐因为思维工具正如顾名思义所指的﹐它只是一种被动的工具﹐使用这种工具的方式郄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完全具备了思维的主动性。因此﹐思维模式也可以选择其它形式的工具来满足思维模式的认知需要。于是﹐在得到新思维工具的使用下﹐思维的认知能力也可以随之而得到提高﹐西方‘量化思维’(相对应东方思维模式的 ‘象化思维’, 详情请参阅《语》)就是这样一种外向型的思维模式。最后﹐思维工具也影响到文明的发展﹐总的来说﹐思维工具与文明的水平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如果﹐现在我们对东西方的思维工具作一个并列式的对比﹐从以上的表格中, 我们只要看 ‘表记方式(绿色下线栏) ’一栏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产生东方‘象化思维’模式的思维工具‘汉字’﹐在一旦形成后﹐在概念的指示方式上和‘音形意’结构方面也就没有作过任何的改变﹐由始至终都是‘象化思维’唯一的思维工具﹐它不仅是文字而且也是 ‘数字’和 ‘符号’。汉字产生自三千多年前﹐作为‘象化思维’思维工具的角色﹐直至到近代在大量输入西方文化开始﹐汉字才与西方式的思维工具一起‘并肩作战’。在汉字三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她只有数量和字形上的改变﹐除此之外﹐汉字使用者也没有对她作过任何的修改。汉字的产生来自汉语的‘孤立性’﹐所以提到‘汉字’也意味着与汉语一起﹐汉语与汉字互为一体

中国的先民因为使用的语言—汉语﹐而发展出‘汉字’(具体原因, 请参考《语》)﹐汉字也形成了‘象化思维’模式﹐中华文明也在‘象化思维’的哺育下成长。这就是中华文明能够提早起步﹐成为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在这一段两千年的时间内, 直至到完全被西方追赶的近代, 中华文明诞生了很多影响全人类的发明与创造, 这就是 ‘中国创造’的时代。‘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启迪了中华先民的‘民智’﹐使民智早开﹐而且汉字提供到‘象化思维’蓬勃的生机﹐所以虽然古老但郄不早逝, 令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直至现代。要说到这种‘象化思维’的蓬勃生机来自哪里﹐我们就要看一下究竟汉字作为思维工具﹐能够令到‘象化思维’模式发展出甚么样的内容﹐而‘象化思维’模式也‘专一’的以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因为‘象化思维’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过汉字来表记就足够了﹐也再合适不过﹐而且对‘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确定性’﹐因此免去了‘实验’的过程﹐思维操作也就不会受到客观环境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象化思维’的一切操作只需要发生在大脑内的思维层面就足够了。所以﹐汉字也就可以忠实不二的服务于‘象化思维’模式。通过‘汉字’(包括‘汉语’)作为思维工具﹐正如《语》所论述过的内容﹐‘象化思维’可以提早发展出以下的思维能力

• ‘象化概念’﹐从‘象化概念’中训练出‘取象模拟’的思维操作﹐而‘模拟’ 操作正是‘模仿’能力的基础。
• 从而也发展出‘象化逻辑’﹐这就是‘互属性’ 和‘包容/递进性’ 等关系﹐这是思维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除此﹐形成了理论的建立模式﹐这令到在二千年的先秦时代就可以发展出百家争鸣的思想﹐特别是儒学的道德伦理和人生观理论﹐也迅速从‘神道观’而进入‘天命观’ 。
• ‘象化三段论’是‘模拟’推演的模式﹐作为认知的手段﹐也是论点的推演方式﹐其重要性体现在发展理论和技术上。因此﹐通过‘模拟’而来的‘模仿’能力﹐先民可以很早就发明‘筷子’作为餐具﹐也可以通过模仿动物行为来发展本身的‘抟击术’等, 这就是 ‘易’ 中提到的 ‘尚象制器’。除此, 也可以发展出模拟天地自然性质的道德理论, 这就是《道德径》所言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 儒家的 ‘君子’理论(如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从这个逻辑模式发展而来。
• ‘象化思维’ 的认知模式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这是发展‘八卦’‘五行’理论的基础﹐也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途径﹐‘中医学’也在这种认知下结合实践而形成并不断发展。‘象化思维’ 认知模式完全建立在对‘属性’的认知上﹐也就以现有‘象化概念’对认知对象作‘模拟’式的‘属性’了解﹐但是这种认知模式呈‘内敛型’。除此﹐以‘取象模拟’方式对问题作认知﹐这种解决方法能够令到很多实际的问题迎刃而解﹐也产生出中国式的智慧。
• 汉字的‘符素性’(也就是如同 ‘符号’一样的特性, ‘音-形-意’捆绑而相对于句子中的语意而孤立不作字形和发音上的改变, 故称之为 ‘孤立语’)令到作为语言表记工具的‘汉字’﹐在先天上具备了‘符号性’。因此﹐中国人也从来不需要创造另外的符号系统。汉字的‘符号性’可以令到大脑﹐在对认知对象作语言或文字描述时﹐同时也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内容和概念关系﹐如果再以‘汉字’ 表达认知对象﹐这就成为了‘符号’的‘列式’﹐这就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能够创造出‘十进制’记数法的原因﹐而印度要比中国晚上一千多年才出现‘十进制’记数法。于是﹐就在这种‘一箭双雕’ 的情况下﹐省去了很多发展‘符号’的时间﹐令到中国文明提早起步。汉字的组合性与认知模式一样﹐就是以大量组合尝试来认知对象和发展技术的方式﹐‘烹饪文化’的发达就是裨益自这种模式。
• 杠杆作用(音-形-意-象)形成自‘象化思维’对‘汉字’音形意一体的进一步扩大﹐就以汉字的‘音意’一体性来说﹐利用了这种汉字优势﹐也就发展出丰富的‘口(歌)诀’形式﹐‘口诀’令到复杂的技术操作成为简单的记忆内容﹐这令到大脑能够吸收和容纳到更多的技术操作。如果把‘音意’ 一体扩大为‘音形意象’一体﹐策略等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可以‘公式化’﹐这也就是 ‘三十六计’式的 ‘文字公式’ 。对‘公式’的记忆也就令到大脑能够吸收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案﹐这都是推动文明的燃料。

从以上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其中的认知模式和汉字组合性而组成的‘烹调模式’﹐完全建基于经验与尝试上﹐经验的积累需要浩费大量时间﹐但是经验主义郄是人类最原始的技术发展手段。因此﹐在完全掌握‘量化’认知的手段和数学符号之前﹐人类的技术进步就表现得相当的缓慢﹐但当掌握到西方式的科学方法, 也就是发明创造的方法后﹐西方式的‘量化’认知就可以令人类跳过经验尝试而直达解决问题的核心﹐最后人类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

对于‘量化思维’﹐虽然从‘完全表音’字母系统产生了这种思维模式﹐但是‘量化概念’不仅需要指示的工具﹐还需要提供到‘确定性’的条件﹐这一点相比‘象化思维’就要复杂一点。‘量化概念’的表记工具从古希腊发展出文字﹑字母和几何元素后﹐还需要经历上千年的语言简化过程﹐最后才能从语言文字中发展出‘数学符号’系统﹐数学符号同时指示‘量化概念’ 和‘逻辑量化点’﹐而语言简化过程就是导致产生‘数学符号’系统所要必经的时间阶段﹐这也是西方文明难以提早起步的原因。而且需要等到十六世纪技术发展成熟的欧洲﹐‘量化思维’才确认‘实验’是提供‘量化概念’以‘确定性’的有效方式﹐在此之前﹐古希腊人只相信‘直觉’。可见﹐在‘量化思维’中‘量化概念’的指示工具并非单一的语言和文字﹐所以西方人也就不像中国人那样幸运﹐而必须再花上更多时间来发展表记工具﹐‘确定性’是额外的必要条件﹐也需要花时间来找寻和发展 ﹐但当思维工具中的各个条件到位后﹐‘量化思维’就如箭在弦上﹐一发冲天﹐它的‘外向型’认先模式是永远不可能停止的。相反﹐‘象化思维’文明起步得早﹐这是汉字在远古早已形成的原因﹐但是思维工具也从没有在质与量方面发生改变﹐而‘象化思维’也不需要这种改变﹐ ‘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呈‘内敛型’﹐于是文明也就进入到饱和阶段而出现停滞。(以上对‘象化思维'和‘量化思维'模式的发展, 笔者在本文中只用了寥寥数语, 具体详情请以《语》为准。)

中国人因为创造了‘汉字’并因此较早的发展起 ‘象化思维’模式, 摄取到文明的先机﹐令民智先开﹐但是文明背后的思维工具也从没有变更过﹐这是文明停滞的原因。西方人在思维工具上挣扎了千年﹐直到十七世纪才正式完成思维工具的发展工程﹐所以文明起步得慢﹐在之前的发展速度也不快﹐但是现在却成为走上了轨道的快车。现在‘量化思维’不仅仍在为文明而努力﹐同时也在发展‘思维工具’﹐ ‘量化思维’相信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可见, 东西方文明随着完全回异的思维模式而发展﹐‘象化思维’由‘汉字’而先启‘民智’﹐ 这令中国先民摄取到文明的‘先机’﹐但此‘智’不同于彼‘智’﹐最后在‘量化思维’的标准下﹐东方文明反而成了‘民智未开’, 中华民族结束了创造时期。

中华文明以其固有文化摄取了文明的先机, 所以‘象化思维’文明得以一枝独秀, 创立了 ‘中国创造’的时代, 遥遥领先于西方。其实产生中华文明文明与文化的关键, 就是从汉字而来的‘象化思维’模式, 汉字产生自 ‘汉语’, 汉语和汉字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财富, 就是一种民族生存发展中固有与天生的条件。 为了说明固有条件对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推动作用, 我们不妨看另一个既经典又突出的例子, 这就是昔日蒙古军事力量的崛起。

我们知道在昔日的冷兵器时代, 骑兵是最有効的打击手段, 而蒙古人正是依赖其凶猛的骑兵主力横扫欧亚的。蒙古骑兵的强大来自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 骑马是他们生活的一部份, 马匹是蒙古人的家园和交通工具, 他们一生中大部份的时间都生活在马上,  马匹几乎成为了蒙古人身体的延长, 所以他们对马上作战自然驾轻就熟, 同时也可以发展出更多骑兵作战的技巧与方法, 再加上取得南方汉人发明制造的先进兵器和火器, 这就更是如虎添翼了。因此结合了强大的马上力量与先进武器(包括火器), 昔日蒙古人的军事力量也就可以远远领先东西方的各民族, 他们通过本身的生活方式, 再加上与汉民族生息依靠的地利, 在有如上天的安排下摄取到军事手段的先机, 所以可以变得如斯的强大。但一旦在军事潮流有所改变的情况下, 例如是进入到热兵器的战争方式, 甚至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军事时期, 昔日的蒙古光辉将会一去不返, 我们也可以大胆预言到在将来的岁月中, 我们很难再会看到蒙古军事的复兴。这可见固有生活方式或文化对民族事业的重要性, 其重要性在于, 当通过固有民族生存或语言条件能够发展出最有效的工具时, 如果这种工具是军事工具就可以创下军事奇迹, 又如果这种工具是思维工具就可以进行发明创造。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想象一下, 在二次大战时期, 假设有一个民族是生活在 ‘坦克’里的, 他们几乎每一个民族成员都拥有一辆坦克, 而且都住在坦克里面, 平时的行动工具也就是坦克, 他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型的坦克工厂, 正如以蒙古马比喻坦克, 蒙古的大草原就是生产和补给马匹的 ‘工厂’一样, 同时这个民族也可以通过邻国取得最先进的武器技术。我们试想像一下, 如果这一切物质和机遇条件对于这个民族都是那么的‘与身俱来’的话, 在二次大战时期, 他们能不所向披靡吗?

在以上提到蒙古人的固有生活方式, 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我们的思维工具—汉字, 通过汉字进而发展出 ‘象化思维’思维模式, 我们这种固有思维工具如同蒙古骑术一样, 就是当时最先进的 ‘工具’, 所以创造出具有最为璀璨的文明, 这就是 ‘中国创造’的时代。就算在结束了‘中国创造’的时代后, 中国人仍然能凭借其固有的思维方式, 发展出在 ‘西方创造’时代下的 ‘中国制造’时代, 这就是中国和 ‘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中国作为完全‘象化思维’的社会﹐其中‘象化思维’里‘取象模拟’的思维操作转化成为对事物具有的较强模仿能力﹐这种能力如同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一样﹐已经反映在制造业的成就上﹐令到中国产品从模仿西方与日本产品与技术开始﹐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汉字’作为思维工具的方式﹐令到就算是低文化程度的中国人﹐也能在思维方面比其它‘非象化思维’的人﹐具有较强的‘模拟’能力﹐也就是对‘属性’的仿真。这反映在工作时的模仿能力上﹐模仿制造国外先进产品与技术(依靠仿造而成的‘盗版(假冒)’产品也出于这种来自思维优势的模仿能力﹐因此‘象化思维’也发展出‘兴旺’的‘盗版’行业而成为全球的‘盗版’基地。)﹐迅速学习与操作引进技术。还有汉字汉语的‘符素性’﹐令到‘象化思维’在通过语言文字对认知对象作描述的同时﹐已经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和概念关系(最明显的是中国人具有较高的算术能力), 这些能力最后决定了掌握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的深入程度﹐还有汉字的单音节特性也提高了记忆能力﹐这样通过发挥‘口诀’优势就可以帮助记忆和掌握较复杂的操作步骤。除此﹐以‘取象模拟’的方式着手解决问题﹐也提高到在遇到各种问题时的解决能力﹐在发挥到思维上的‘杠杆作用’时﹐不仅令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在搜寻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可以面对更多更大量的参考数据﹐作为‘模拟’判断的素材。‘象化思维’ 社会中以‘富’﹑‘贵’及‘出人头地’作为人生价值观的‘人生象’﹐令到华人社会把经济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经济的实效利益上﹐这样使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也能发挥出传统的‘勤劳’美德﹐社会全体的埋头苦干可以令到社会比其它‘非象化思维’的发展中国家更加稳定﹐从而创造出耀目的经济成就。

华人劳工接受到的好评就是廉价﹑高技术和勤劳﹐其中的‘廉价’是因为整个社会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在低生活水平下成为‘廉价’劳工﹐他们的‘高技术性’来自‘象化思维’中高度的‘取象模拟’能力和‘汉字’的‘符素性’﹐令到掌握技术和熟练操作变得更加容易﹐最后的‘勤劳’性就要归根于‘人生象’中的‘富’﹑‘贵’与‘出人头地’﹐这令到大家能在甚至是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拼命工作﹐为的是以自我的能力实现‘富贵’的追求与‘出人头地’的梦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结束后出现在东亚的‘四小龙’奇迹﹐以及后来腾飞的‘巨龙’—中国大陆。这四小龙除了韩国之外﹐其它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都是大部份(70%)或完全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至于韩国因为在历史上以‘汉字’为主要的文字工具﹐虽然语言如日本语一样为‘沾着语’﹐但起码可以视为如同日本一样的‘半象化思维’国家﹐而且在传统上﹐韩国采用全汉文书写﹐书写上的汉化程度也包括其中的汉文语法。再者在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特别在产业模式上也受到了日本的深远影响。这‘四小龙’以及后来的‘巨龙’中国在经济成长的方式中﹐都同样以‘制造业’为起点﹐创造经济奇迹。而‘制造业’就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上所提到的优势劳工无疑能够成为其中的起飞关键。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象化思维’模式与传统造就了东亚的经济起飞﹐让在二战之后出现的经济与工业腾飞﹐只眷顾东亚的‘象化思维’社会而非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

虽然‘四小龙’基于本身的思维优势﹐通过‘制造业’带动起国家经济的成长﹐创造出经济奇迹﹐但是也因为经济成长过份依赖于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而‘制造业’在技术上没有明显的提高。虽然出口成长引入了大量的外资﹐因为国内的制造业的

基层建设不足﹐致使无法消化外来资金﹐外来资金便迅速流向建业﹑股票和地产市场而造成泡沫经济﹐同时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不能经受冲击﹐以上种种都是97金融风暴在东南亚爆发的原因﹐‘四小龙’由制造业而来的经济成长在金融风暴下受到了重创。

由此可见, 既然创造昔日 ‘中国创造’和今天的 ‘中国制造’时代, 都应归功于我们的思维工具和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模式,      那么在走出‘中国制造’而进入与西方进行创造性竞争的时代, 思维模式就成为了其中的核心内容, 这就是东西方思维的结合过程—‘大思维’模式, 这或许就是再次迈向‘中国创造’的开始。(在此篇幅所限, 笔者暂不对‘大思维’模式作讨论, 请读者参考《语》的第三篇) 在思考东西方思维模式的结合前, 我们有必要作一些 ‘知己’的了解, 本文不继提到‘中国创造’, 那究竟我们的祖先在昔曰拥有过哪些影响全人类的创造发明呢, 其中有些就像今日的互联网一样, 改变过世界的生活方式。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骄傲的看一看吧。 以下文章列出了古代中国的各种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