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字」 到「象化思維」 模式

現在﹐當我們明白到日本人因為長期使用漢字作為部份的表記工具﹐而漢字就是最重要的一種思維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了‘半象化思維’(‘半象化思維’有別於完全使用漢字的‘象化思維’)。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以下的幾個例子來看一下﹐在日本的傳統到近現代的社會現象中﹐可否也找到‘象化思維’的行為模式﹐因為這都是‘象化思維’作用下的行為結果﹐讀者可以發現在中日兩地的某些行為模式上﹐是否有著十分近似的地方。好了﹐現在讓我們從簡單介紹日本的傳統社會結構開始﹐讓我們一起來體會日本的‘半象化思維’吧。

日本歷史上最后一個幕府時代﹐為德川家康於十七世紀初建立的‘德川幕府’﹐因為幕府位於江戶﹐所以在歷史上又稱德川幕府統治的時期為‘江戶時代’。在明治維新—日本開始走上全面的西化道路之前﹐兩百多年的江戶時代正是日本傳統社會﹑文化的繁榮和成熟時期。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日本傳統文化﹐基本上都是這兩百多年和平時期所形成的文化成果。在當時﹐整個日本社會主要分為以下的幾個階層﹕

天皇﹕作為日本政治結構中至尊的一環﹐天皇的統治地位為世襲﹐第一代的天皇可以溯源到建立大和朝庭的‘神武天皇’﹐天皇的王朝自那時起就一直延續至今﹐不曾中斷過。天皇在當時﹐隻是一位名義上的領袖﹐天皇設有自己的朝庭﹐‘征夷大將軍’需要得到天皇的敕令冊封才具有合法性﹐但一切的政治實權卻落在大將軍手中﹐天皇隻是一位不可取替﹐擁有至尊至高地位的貴族而已。

大將軍﹕全名是‘征夷大將軍’﹐位於‘幕府’中最高的職位﹐擁有一部份全國土也﹐可算是一名最有勢力的封建諸候﹐他不同於其它的諸候—大名﹐不同之處除了他擁有最強的軍事實力外﹐還把持著全國的經濟命脈﹐壟斷了金銀銅貨幣的鑄造權﹐在對大名的控制上﹐對各地大名有任免權和土地的絕對支配權﹐而且設有機構監視各地大名﹐大名的妻子兒女必須入質江戶﹐而且大名本身也需要每隔一年長住江戶一次﹐向將軍述職和聽候將軍調遣。大將軍壟斷了所有的外交權﹐以‘大君’身份與外國人交涉。

大名﹕全日本有大名二百多名﹐又稱番主﹐是轄下封建領土‘番’的統治者﹐除了以上對將軍所負有的義務外﹐也要在軍事上受將軍調遺﹐但是對本身的領地享有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權﹐是一位名乎其實的‘封建諸候’。

士農工商﹕武士作為職業軍人﹐是一種完全脫離生產的世襲軍人﹐他們完全壟斷了參軍作戰的權利﹐令到社會上的‘兵農’分離。作為統治階層的一部份﹐他們所效忠和服務的對象就是土地的領主﹐也就是‘主君’。因為封建的土地領有關系存在著層級性﹐在武士的階層中也分為二十多個等級﹐表現出層層隸屬的關系。武士主要居住在他們的主君周圍﹐以此提供軍事上的防衛。他們的物質收入來自上級土地領有主對土地農民所收繳的年貢地租﹐然后再分派到武士的手上成為‘食祿’或‘祿米’﹐武士與主君之間的主從關系就是建立在‘祿米’的物質基礎上﹐武士完全成為了土地領有主的雇佣軍人﹐所以稱為‘御家之犬’﹐意即‘主君的看門狗’。武士作為職業軍人﹐有分辨身份等級的衣飾﹐而且可以稱姓佩刀﹐即‘苗字帶刀’的權利﹐還有不受官府﹐即當地治安機構和法律約束的特權﹐殺人可以不問罪的‘切舍御免’。所以﹐可以出現武士因為認為一位百姓對他存有不敬而把他砍殺﹐之后也完全不需問罪的情況。在武士之外﹐就是‘農工商’這三個主要階層﹐他們如同武士職業的世襲性一樣﹐他們也隻能夠世襲自己的職業﹐不能轉作從事其它的行業﹐作為農民需要世世代代束縛在土地上﹐為領土生產他們需要的糧食﹐而商人與手工益者﹐則稱為‘町人’﹐按自已的行業分開居位﹐商人住在‘商人町’﹐而手工業者就按職業分別住在大工(木工)﹑蠟燭﹑鍛治或鐵炮(火繩槍)町等地﹐他們受到各自行業的組織管理﹐享有較大的自治權。農工商階層完全沒有武士所享有特權﹐隻是除了一些壟斷行業的御用商人可以有稱姓﹑騎馬和帶刀的權利﹐還有一些商人把武士過繼為自已的兒子﹐這樣也可以享有一定的武士身份和特權。

總之﹐在傳統的日本社會裡﹐各個職業和社會階層都是世壟而來﹐先天注定。作為士族家庭的一分子﹐終身身份就是武士﹐作為武士也就不可能成為‘天皇’﹐因為天皇的職位為‘萬世一系’﹐隻有天皇家族成員才有這個繼承的機會。而將軍大名的位置﹐在非戰爭時期裡﹐武士是絕不可能以和平手段獲得的﹐武士也不能自行脫仕或脫番﹐另投其它領主的門下﹐更不能改業成為商人或農民。反過商人農民也要世世代代從事他們自已的職業﹐大戶的商人最多可以通過過繼武士為子的方式﹐令自已的身份地位在表面上提高一下﹐作為農工商以下的‘賤民’階層也隻能終身從事厭惡性行業如行乞﹑清潔和屠宰等﹐可以說是永無翻身之日。

由以上對日本傳統社會結構的介紹中﹐我們明白到日本傳統社會與中國在歷史上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她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這樣在這些異質條件的影響下﹐‘象化思維’的行為模式會受到怎樣的改變呢﹖以下將會講解日本人在社會行為上與中國人的異同之處。

日本傳統社會的職業分工已經完全固定﹐由世壟的方式執行﹐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布衣天子’的現象不可能在日本發生﹐也就是以一個普通平民的身份﹐通過機會的爭取和自身的努力而成為天下萬物的擁有者﹐這種機會在日本傳統中不存在。因為﹐天皇在日本人的意識上具有神格的地位﹐而且自第一代神武天皇開始﹐一脈相承的皇位繼承方式已經維持了上千年的歷史﹐天皇的至尊神格化地位已經在社會上達到一定的共識﹐就算是統一全國的豐神秀吉和德川家康也不敢逾雷池一步。豐神秀吉出身自一個跟隨小厮﹐最后可以貴為統一全日本的軍事強人﹐也隻能任命自己為‘關白’位屬天皇的臣下。他作為非武士出身而成為統一全國的軍事強人﹐在當時軍事行業完全由武士壟斷的時代﹐他的成功在日本歷史中可算是唯一一個例外﹐但這種事情也隻能在戰國群雄爭霸的時代才可能發生。不過﹐作為平民通過武力斗爭﹐最后可以稱孤道寡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可算是並不稀奇﹐屢見不鮮﹐就算在和平時期﹐正如俗語雲﹕‘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中國人可以通過科舉取仕的方式﹐進入統治階層﹐甚至買官的形式也可行﹐再不是﹐以宦官的身份也可以成為‘千歲’如魏忠賢﹐位極人臣﹐把持朝政。總之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就是一種‘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局面。‘出人頭地’和追求‘富貴’的機會比比皆是。有了功名﹐就可達‘富貴’﹔有了錢后﹐就可讓子女讀書或買官出仕﹐由‘富’而成‘貴’。如果有暴力的本錢﹐也可以像李自成一樣﹐躺一躺龍床﹐過一下‘皇帝’癮。可見﹐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職業分工和社會階層可以較為自由互動的社會。所以﹐每一個人都可能有機會實現‘出人頭地’的願望﹐達到‘富貴’的夢想﹐這一點在日本基本是沒有可能的﹐以和平的低成本手段來達到就更沒有機會了。

作為武士﹐他們在生活上的物資來自主君所派發的‘祿米’作為薪俸﹐他們有別於其它百姓的地方﹐就是不務生產完全以軍人為業﹐但是也不能隨自己的意願轉業。因為農民﹑商人﹑手工業者和其它低下的行業都有各自的自治組織管理﹐所以武士不像中國的士人階層一樣有插手地方行政的機會﹐在某種意義上武士與地方百姓被分隔開來。武士作為世壟軍人﹐手中控制著這個社會中唯一的軍事能力﹐這種發動暴力的本錢對上可以‘以下克上’﹐推翻當權者﹑土地領主的統治﹐這正如中國歷朝歷代統治者最擔心軍人坐大威脅政權的情況一樣。作為武士的主君就必須要制定一套職業道德﹐好讓武士們來遵守﹐這樣可以令到武士永遠成為馴服的‘御家之犬’﹐而非反咬主人的惡犬﹐這樣對外英勇作戰就可以保護甚至擴大主君的固有利益。

這就是‘武士道’出現的時代需要﹐而儒家的道德觀念隨著漢字的傳入而成為‘武士道’的內容。‘武士道’在日本歷代的文獻中有二十多種不同的名稱﹐也有大量有關武士道內容的著述﹐其中的內容相當的豐富﹐以道德內容的核心而論﹐主要是‘忠君﹑義烈和勇武’的品質﹐對於武士的本質為內容的武士道德﹐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和從不同學者的著作裡﹐都可看到在理論內容上的添加和不一樣的重心﹐有的在武士的道德要求上﹐再加添了武士的人生觀﹐還有的在武士與主君的主從關系作修飾。總而言之﹐‘武士道’理論就如同儒家中的‘君子-小人’ 理論一樣﹐沒有完全對‘君子-小人’的概念作出過絕對清晰的定義﹐‘君子’的道德行為需要在不同的說明文字中理解而來﹐也要從實際的例子(歷史事件)中體悟‘君子’的真正含義﹐所以‘武士’與‘君子’的概念一樣﹐都是一個‘象化概念’。‘武士道’中的內容以武士屬性作為‘象化信息’﹐‘象化概念’‘武士’勾畫出的是一個武士的輪廓﹐作為后人就可以從武士的條目或事跡中理解這個概念﹐或者再按自已的觀點和當時的社會需要添加內容。但是武士道理論是因為武士這一職業階層而建立的﹐作為武士的職業操守﹐它也就不能偏離軍人的基本道德—戰斗(勇武)和服從(忠君)。以‘武士道’的內容從軍人的職業操守而來這一點看﹐‘武士’中的‘象化信息’與‘君子’的內容就有大小范圍上的區別﹐因為后者的‘君子’沒有固定的身份與職業﹐可以用作形容社會中上自君主﹑下到百姓的每一個人﹐因此其中的內容就沒有武士的專門化﹐沒有特定強調其中如‘忠君’與‘勇武’的個別德目﹐這樣也令‘君子’具普遍性而更適合天下的各個階層人士。作為‘象化概念’的‘武士’也可以隨著當時社會環境的需要﹐而把‘象化概念’作擴大化。在和平時期﹐強調更多‘仁義﹑孝親’方面的‘三綱五常’思想﹐以及與知識追求方面的‘尚文’意識﹐發展文武雙修的武士人才﹐到了明治后的軍國主義時期﹐‘忠君﹑服從﹑勇武’方面的德目又可以再次重提﹐滿足軍國時代的需要。因為﹐武士道的‘象化內容’在不同時代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擴充﹐到后來很多儒家的倫理道德如‘五常’和‘尚節檢’等道德都加入到武士道中。這些道德不僅可以作為軍人的道德操守﹐對於軍人以外的百姓也有很正面的道德作用﹐對於維持等級關系和社會秩序都相當有幫助。例如‘節檢’的德目﹐對於隻以‘祿米’為唯一收入的武士來說﹐可以令到他們‘安貧樂道’﹐而且軍人遠離利益和金錢關系﹐對保証軍隊的忠誠和作戰能力都十分重要﹐對於這種不鼓勵物質追求的思想﹐也能令到生產力低下和世壟分工的社會保持穩定。

對於倫常關系來說﹐武士的‘忠君’意識就來自於社會的實際需要﹐這是維持主君與武士主從關系的一條關鍵鈕帶。因此這個‘忠’就不同於在中國社會中﹐以‘取象類比’的方式從‘孝’和‘家’的認知上引伸而來的對‘君主’之‘忠’。日本式的‘忠’是一個可獨立於‘孝’外的‘忠’﹐一種完全孤懸的‘忠’。這個‘忠’的內容隻為滿足現實社會環境的需要﹐維系領主與武士的主從關系﹐是一種獨立於任何概念之外的道德綱目。以‘君為臣綱’式的關系令到‘主君’成為了武士心目中的‘象化概念’﹐而且這個‘忠’的對象—主君﹐是一個實在且在眼前的個體﹐就是地方的領主或是上一級的武士﹐正如中國人家中的父母一樣往往在自已的身邊﹐但是中國人的君主就真是‘山高皇帝遠’﹐沒有多少人能在一生中見到君主一面。相對於‘忠’﹐中國人隻有在‘行孝’方面才有實踐的機會和迫切性。同樣﹐在日本武士對‘忠’的實踐就是迫切的事情﹐‘忠’的對象並非像百姓對中國的君主一樣的遙不可及﹐而往往都有一起作戰或相處的機會。雖然如此﹐后來的日本學者也引用‘忠孝’一體﹑‘忠臣出孝門’的中國式思想﹐但這是一種對‘忠’的補充說明而非根本性的認知。日本人隻具備了‘半象化思維’﹐而且理論內容往往隻取實用的部份和發展實用的知識﹐這是高度軍事化國家的重要特征﹐一切的思想理論盡量為軍事與實踐所用。除了‘武士道’和‘主君’﹐日本的‘半象化思維’也建立了一些的‘人物象’ 作為武士們‘循象而行’的基礎﹐最著名就是‘赤穗四十七勇士’的忠烈事跡﹐‘赤穗四十七勇士’的故事也就是現今家喻戶曉的‘忠臣藏’。時至今日﹐‘忠臣藏’的故事始終是電視電影戲劇中最受日本人歡迎的題材﹐每年就必會重拍一遍﹐而且每次播放都能保持相當高的收視率﹐這個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有點像我們的《三國演義》一樣﹐關羽的事跡都是上佳的題材﹐這就是日本傳統社會所布下的‘人物象’。

日本‘忠’的基礎不在‘孝’上﹐因為日本人沒有中國式的孝道。由以下幾點可見﹐日本人沒有中國式的祖先崇拜程度﹐日本人所敬拜的祖先多數不出三代﹐因為三代之前的祖先對當代子孫來說已經是十分陌生的了﹐所以沒有崇拜的動力。日本人沒有中國(包括韓國)式的‘身體發膚受諸父母’的思想。如大多數的游牧民族一樣﹐日本人有把頭發剃出一部份的習慣﹐因為武士經常要配帶頭盔﹐剃去頭頂部份的頭發﹐當帶起頭盔來﹐也就方便和舒服得多﹐作為非武士的農民商人等﹐因為以武士為‘象’﹐所以就算不用打仗也仿效武士一樣剃頭。在中國的情況卻是相反﹐在明未清初之時﹐漢人為了保住頭上的頭發即使在已經歸順滿清后﹐也因為清庭的‘剃發令’一下﹐千千萬萬的漢人也都‘揭竿而起’ (韓國人的發髻是給日本殖民政府剪去的)。另外﹐因為日本社會的高度軍事化﹐在軍事斗爭中﹐男女因先天體能的差異而表現出懸殊的戰斗力﹐這個差別要比在農耕方面所反映出的男女體力懸殊要大很多﹐所以男尊女卑的現象就更加明顯。在傳統的家庭中﹐所有女性成員的地位都低於男性。在洗澡時的表現就是﹐女性包括長者都必須在所有男性成員完成后才能洗澡。這樣的話﹐‘孝’中的‘敬母’ 內容就很難實際開展了﹐所以日本的主君也就不能像中國的君主一樣﹐需要對母親表現出身體力行的‘孝行’﹐以此來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觀念。根據社會的需要﹐‘忠’要比‘孝’更有意義﹐更有實際的功能需要。當初引入‘忠’的道德觀念﹐也是為了服務赤裸裸的現實利益﹐所以﹐就算沐浴在儒家的‘忠孝’思想下﹐‘孝’ 也沒有提倡的必要﹐而且對極端男尊女卑的社會情況﹐也有實行上的難度。

武士作為職業軍人而失去了其它謀生賺錢的機會﹐所以就沒有了對‘富’的追求﹐如果想要更多利益的話﹐也隻能從軍功中獲得來自主君的獎賜﹐至於‘貴’ 的追求也因為身份的固定﹐在現實條件下和道德意識下﹐也不可能把自已的武士地位提升到領主或天皇的水平﹐最多提到高級武士的地位而已﹐要做到這點也要看軍功。但是作為人性中‘出人頭地’的追求卻不可沒殺﹐武士也有‘出人頭地’ 的欲望﹐而實現的手段就是武士的‘名聲’。因此﹐‘半象化思維’的武士和統治領主也把‘名聲’‘象化’而成為唯一的‘人生象’﹐武士可以通過積極的方式提高自已的‘名聲’﹐就是以軍功獲得美名﹐而且武士道中也要求‘死於主君馬前’而切忌不明不白或死得寂寂無名的‘犬死’﹐這就是武士們主動為自已‘布象’而提高‘名聲’的方法。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消極’的死來為自我‘布象’﹐這就是‘自殺’﹐而隻有武士熱衷於自殺行為﹐才會發展出如同藝術一樣的自殺方式—剖腹。武士往往會在最后關頭為了維護自已的名聲而自殺﹐戰敗后的自殺可以令到自已的名聲得到保存﹐不至於‘丟臉’﹐為主君殉死也是令名聲更上一層的做法。例如日俄戰爭中的‘英雄’將軍乃木希典就為明治天皇而殉死。以‘名聲’作‘出人頭地’也形成了日本社會中的‘臉子文化’或‘恥辱文化’﹐也令到自殺事件在日本成為社會問題。

現在﹐我們了解到‘象化思維’中有‘布象’文化和‘循象而行’的思維方式﹐利用這種‘布象’方式﹐作為土地統治者的主君﹐他們認識到武士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作用﹐而武士除了在武力上達到這個目的外﹐把武士樹立為‘四民之首’﹐除了滿足軍事上的需要外﹐也可以對百姓起到‘模范’作用﹐這就是對‘農工商’的‘布象’效應。為了突出這種‘士’的超然地位﹐他們就被授予稱姓帶刀和殺人免問的特權﹐這種特權要比中國社會上有‘功名’的讀書人所擁有的特權大很多﹐武士對百姓的合法生殺大權可算是人類歷史上較為罕見的權力。而且﹐武士的道德也包括了很多人倫和待人接物方面的道德觀念﹐對社會的其它階層也有推廣的作用﹐這樣以武士作榜樣就可以起到了匡扶道德風氣的作用﹐這樣以‘武士’為‘綱’﹐就提供到與中國讀書人一樣的‘布象’作用。但相比之下﹐武士的超然特權可以起到更大的道德貫徹力﹐而武士本身也為自已所擁有的特權而感到自豪﹐同時也被理解為武士自身的‘屬性’ 。

作為非武士的‘農工商’﹐他們因為本身世壟不移的社會身份﹐對於追求‘貴’的社會地位是沒有可能的﹐除了一小撮的商人通過過繼方式得到武士的身份﹐這樣可以顯‘貴’一下﹐但是‘富有’的欲望還是可能的。商人可以通過營商來為自已積聚財富﹐但是不能因‘富’而‘貴’﹐這令到他們更專注於營商和物質方面的享樂。從‘浮世繪’中﹐我們就可以見到日本商業的繁華和物欲追求的醉生夢死﹐當時的日本社會已是商會林立﹐而且已經發展出較發達的商業契約規則。但是﹐商人和手工業者都隻能在本身職業范圍內尋求到一點‘出人頭地’的滿足﹐而作為手工業者﹐世壟的職業技術無形中令到日本傳統社會發展出專業的工藝水平。就以‘日本刀’為例﹐日本刀由最多可以是三百萬層軟硬相間的折疊鋼鍛造而成﹐而同樣具有極高鑄劍水平的西班牙劍﹐也隻有三百層而已。除此﹐日本刀在其它方面的工藝水平也是嘆為觀止的﹐這就是世壟鑄劍師的杰作﹐日本刀是世壟軍人的謀生工具﹐因此軍人對日本刀的品質要求也要比其它非世壟軍人要高﹐而且需要代代相傳﹐日本刀的工藝也在這樣的市場需求下推至更高的水平。技師的世壟專業化造就了高度的工藝水平﹐這種傳統的工藝水平到后來﹐也就成為了從仿造西方產品到完全自主生產日本產品的基礎。因為‘象化思維’裡較強的‘取象類比’能力﹐也就是了解目標特征后進行模仿的能力﹐結合日本的高工藝水平。在前江戶時代﹐日本人已經可以仿制西方的‘火繩槍’﹐而且日本制的火繩槍已達到了西方的工藝水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明白了這個事實﹐我們就對明治維新后﹐日本人能從仿制到生產大量高質素的現代化產品的能力感到不足為怪了﹐這種模仿能力來自‘象化思維’模式﹐而制作的精良度則來自傳統上高度專業化的工藝水平。

現在﹐就讓我們以下圖總結一下日本社會中的‘象化概念’﹐其中包括‘人生象’﹑‘概念象’﹑‘人間象’和‘人物象’。

可見﹐武士階層作為‘四民之首’﹐成為了作為日本社會中各階層道德精神的承載體。因此﹐有人認為‘武士精神’是‘日本民族的脊梁’﹐由此圖可見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近代外侮壓境的情況下﹐日本武士意識到日本需要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而有見於幕府在處理對外問題上的昏庸無能﹐所以發生了推翻幕府的行為並以‘尊王攘夷’的名義﹐把國家政權重新交還到天皇手中﹐此為‘大政奉還’。因為‘半象化思維’的作用﹐整個武士階層的效忠對象就馬上由昔日的‘主君’轉移到天皇的身上﹐這種瞬間把效忠對象由領主身上轉到天皇的操作過程﹐竟然沒有發生到任何的阻力。除了幕府為了維持自身統治地位作出的頑抗外﹐這種順利的情況在世界史中甚為罕見(明治時期的西南戰爭﹐隻是武士為保武士權益而發動的反明治政府行為﹐與‘天皇’取向無關)﹐因為由分裂狀態轉為統一的新政權﹐在很多地區和國家中都伴隨著戰爭的發生﹐又或者在統一后還會出現零星的反抗行為﹐但在‘象化思維’的思維模式下﹐情況就可以順利過渡了﹐如下﹕

這樣武士把原有對主君(土地領有主)的忠誠﹐就馬上以‘象化推演’的結果﹐毫無疑問和在沒有思想阻力的情況下轉投到天皇上。而武士階層又在明治維新時期被取消了﹐原有武士的地位與其它行業一樣﹐現在都處於一個完全平等的地位﹐史稱‘四民平等’。而武士的原有價值觀又能夠被所有日本人所接受和繼承﹐其實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因為作為‘四民之首’的武士一直都對各個職業階層起著‘人間象’的模范作用﹐所以武士在昔日所遁的‘象’也能完全被日本平民社會所順利接受﹐而天皇也是國家的象征和代表﹐效忠天皇就等於忠於國家。這樣﹐在剛才那個‘循象圖’的基礎上﹐把‘武士’﹑‘商’與‘農工’融為一體﹐還有以‘國家’取代‘主君’。在這些改變后﹐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循象圖’﹐如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圖的內容附予一定的現代意義﹐把 ‘武士道’精神中的內容廣義化。因為現代的日本已不是軍事化的社會﹐但仍推崇‘武士道’中的道德內容﹐我們把‘武士道’改為‘武士道德’。把武士追求和愛護的‘名聲’換成現代社會中的‘面子’﹐又把‘富’的內容換成具有現代性的‘經濟利益’﹐這樣就有﹕

由上圖﹐我們就可以看到現代日本社會中的文化現象﹐是直接繼承自封建時代的思維方式和社會行為的結果。首先﹐日本人對‘忠臣藏’的熱愛並沒有因時間的推移而減少﹐這來自於武士社會中的‘布象’行為﹔第二對國家的忠誠來自武士對主君的‘忠’﹐也是昔日的一種‘布象’﹐以此維系領主與武士之間的主從關系﹔第三是﹐日本社會上的‘面子文化’﹐也稱‘恥辱文化’現象﹐這令到日本擁有了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自殺率﹐其實這源自武士以‘名聲’作‘出人頭地’的方式和重視態度﹐而最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和物欲的放縱﹐就是來自昔日商人社會的‘浮世繪’現象﹐而武士道德仍然是日本精神道德中的一個重要部份。

日本人的‘半象化思維’也可以表現在昔日武士在‘廢刀令’下達后﹐所表現出的反抗行動﹐這種反抗行為又導致了武士的暴動。其實武士被明治新政府一步步以國債券的形式削減‘食祿’時﹐也沒有表現出這種極端的暴力行為。其實既然武士階層已不存在﹐而且武士刀也不能在槍炮為主的戰場上作戰﹐放棄配刀的特權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武士的‘半象化思維’已把武士刀由作戰的武器‘象化’為一種武士的身份象征﹐再加上武士的權利在新政府下也受到了不斷壓縮﹐現在要連武士的最主要象征也要剝奪走﹐所以武士就寧願不惜犧牲也要發動暴力抗爭。這種行為與昔日的明末遺民一樣﹐在已經歸順滿清的情況下﹐當知道要‘剃發易服’后也要為了頭發而起義﹐抗爭到底﹐這些都是‘象化思維’的行為共通點﹐如下﹕

當在日本的軍國主義時代中﹐西化后的日本皇軍在把戰場上以刺刀對戰的方式﹐發展出如傳統日本‘劍道’一樣的訓練方式﹐名為‘統劍(刺刀) 道’﹐而統劍道卻在‘象化思維’的認知下﹐成為日本軍人的‘武士刀’﹐把昔日武士的精神和在戰場殺敵的情景帶回到現代戰場中。如下﹕

在這一種‘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下﹐日本軍人為了發揮和鼓勵日本士兵使用‘刺刀’的機會﹐經常要求士兵以活人作靶練習刺殺﹐還有在刺刀沖鋒時﹐鼓勵士兵把槍栓退去(去掉發彈的功能)而隻用刺刀作戰。除此﹐在當時世界其它軍隊都以短槍管和彎槍為設計主流的情況下﹐日軍雖已具有生產的技術條件﹐卻固執地使用長槍管和直槍托的步槍﹐還有不發展現代化的沖鋒槍﹐而沖鋒槍已是二次大戰后期的主流裝備﹐還有沒有把坦克戰發展成為陸戰的主要戰術﹐反而仍然沉迷在步兵以刺刀作沖鋒的作戰方式。可見﹐‘象化思維’模式大大影響了日本陸軍的作戰能力。

日本曾經在二次大戰中發動了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全面侵略﹐日本皇軍的侵略行為給整個東南亞人民帶來了永不磨滅的身心痛苦。雖然﹐二次大戰以日本全面戰敗和無條件投降的方式結束﹐但是最令東亞人民深痛惡絕和不解的是﹐日本直至現在也不曾正視發動戰爭的責任和隻是不斷的以各種低劣手段美化戰爭﹐從來沒有譴責這場侵略戰爭。相反﹐同樣是發動二次大戰的德國﹐從政府到國民都能正視和譴責德國的軍事侵略行為與戰爭期間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但是﹐隻要我們再細看德日兩國發動戰爭背后的組織機構﹐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到兩國人民對戰爭持有不同態度的原因。在當時的德國﹐指揮和策劃戰爭的是納粹黨軍人和政府﹐隻要德國人民與納粹黨劃清界線﹐同聲譴責這一個專政政黨﹐這樣戰爭的罪行就可以完全歸究於納粹黨﹐而作為被統治者的德國民族也就沒有可付的責任了﹐所以德國人民和二戰后的德國政府把責任劃清后﹐就可以在正視歷史責任的情況下﹐作出譴責納粹的罪行。在當時日本﹐天皇為軍隊的大統帥﹐發動戰爭的罪行責無旁貸﹐但是如果把責任界定清晰﹐把二戰的天皇與軍政府與當時的日本國民﹐包括今天的日本政府與人民分離﹐譴責戰爭罪行就不會等同於針對在歷史意義上的整個國家和民族﹐這樣就可以掃清了譴責和正視戰爭罪行的心理障礙﹐為正確的行為從認知上作好准備。不過﹐‘半象化思維’的日本人﹐其中主要是當政者﹑民族主義者和所謂的愛國者們﹐他們以‘象化思維’模式作出的認知結論﹐造成了日本人不能正視戰爭責任的思想基礎﹐他們的行為是來自思維層面上的認知﹐行動上的阻力也是來自思維上的‘頑固性’﹐以下就是以‘象化符號系統’對日本人在天皇﹑國體與二戰責任上的思維認知所作出的模擬過程﹕

因此﹐‘象化思維’模式造成了日本人的思想包袱﹐而且思想的包袱也是最難拋開的。

從本文以及本書的其它有關部份可見﹐思維模式由思維工具直接造成。換句話說是﹐思維工具上依附著思維模式﹐隻要大腦接受了漢字作為思維工具﹐大腦的思維模式和所指使的行為隨之也‘象化思維’化。漢字與‘象化思維’模式的確存在著因果關系﹐日本的社會文化現象就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