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新冒險精神 vs「象化思維」 的「內斂性

‘探新冒險’ 的意思表示人們對新事物表現出一種好奇的認知方式與態度。當新事物出現后﹐或者當人們接觸到一些前所未見和未曾親身體驗過的事物時﹐人們為了認知了解這種‘新事物’ 而作出的行動反應﹐這種行動是一種‘求知欲’ 的表現﹐為了滿足對事物的求知欲﹐人們需要有所行為﹐以親身經驗的方式或者通過其它途徑取得對事物的認知信息﹐這就是‘探新’ 的行動﹐有時探新的行動存在著對生命安全的危險性﹐因此這種探新行動進而成為了一種‘冒險’ 的行為﹐但這一切都圍繞著對新事物的認知與滿足求知欲作為目的。這種新事物在我們看來﹐可以是一些對某個人類社會存在著的未知性和不可解的自然現象﹐或者對某些個體而言﹐一種不曾經驗過的活動﹐如同登山﹑出海航行或者是一種身體活動如滑浪運動等。

在以‘探新冒險精神’ 的程度作為標准來比較‘象化思維’ 與‘量化思維’ 的差異﹐我們從歷史和生活所見所聞中﹐可以了解到西方‘量化思維’對‘新事物’ 的探求總是樂此不疲﹐對所有新事物的求知欲總是源源不絕。在歷史上﹐對新大陸的發現就是西方對外部世界探求的結果﹐還有對各種物質現象的研究﹐就成為了發現自然規律和發明新產品的認知基礎﹐這是整個‘量化思維’ 社會的集體行為。說到個人方面﹐西方對世界各地的高山大川﹐甚至海底下的岩洞群也不放開﹐總有一種去登一下﹑下海去航行一下﹑到那裡去潛一下的欲望(最后當然付諸行動)﹐對各種新奇的活動都要親身體驗一下。所以源自夏威夷島民的滑浪活動和其也群島島民的‘笨豬跳’ 活動﹐在西方人經驗過后﹐就把它們發展成為一種全人類都可以共同參與的運動。相反﹐‘象化思維’ 的社會與個人就不見得有這種‘壯舉’ 了。在歷史上﹐中國人在國家行為上的探險﹐有漢代出使羅馬的大使甘英﹐最后也因為在波斯灣的風浪太大而停步﹐沒有完成東西兩大帝國在歷史上的相遇。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可以算是一個異數﹐張騫不但為當時的漢武帝﹐了解到西域的風土人情和西域的貨物曾經過身毒(印度) 進入漢朝境內﹐這為漢武帝計劃打擊匈奴拿到了很多第一手的寶貴數據。至於在一千多年后的‘鄭和下西洋’ ﹐這也隻是一次外交式的世界巡游﹐最遠甚至去到非洲的好望角﹐但是這次的行動對中國人認知世界沒有重要的幫助﹐也對后世不曾造成任何在技術或國策上的影響(反而﹐明清兩代一直奉行著‘鎖國政策’﹐禁止‘片船片板下海’)﹐這與西方的航海行為不可同日而語。從明清開始﹐雖然政府不允許國人私自出海離國﹐但是為了生計﹐南方沿海的人民開始移民到現在的東南亞地區﹐形成了今日東南亞地區的華人華僑社群﹐其數量之眾和根基之深﹐令到華人在經濟上對東南亞諸國有著重大的影響力。但是﹐華人在海外(東南亞) 生息數百年(明代開始) 所建立的經濟成就雖然有目共睹﹐但是這種成就隻限於經濟方面而已。具體來說就是在‘生活生存’ 的方面﹐再以‘象化概念’ 的語言來說﹐就是在‘富’ ﹑‘貴’ 等‘人生象’ 的范圍內。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建樹就完全不明顯﹐可能因為西方國家對東南區的殖民活動﹐從而令到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已有一定輪廓的華人海外國家也必須面對被瓦解的命運﹐但是在生活之外的領域﹐如技術﹑當地風土人情﹑自然地理方面的認知﹐華人似乎隻是把精力放在與‘富貴’ 有關的‘謀生’(廣東人稱之為‘搵食’)上﹐而完全忽略了對當地環境作出的認知行動﹐這一點與西方人在新大陸以及世界各地的探新冒險行動有所不同。

筆者還記得﹐在電視紀錄片《河殤》裡提出過這樣一個的問題﹐當時節目的鏡頭對著一群在黃土高原上正在興高採烈打著腰鼓的年青人﹐之后鏡頭一轉就出現了西方人在十七八世紀中所使用的木桅帆船正在大海航行的畫面﹐在以上兩個場面出現的時候﹐節目的解說人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青年寧願把精力與青春花在打腰鼓上﹐而沒有像同時代的西方人一樣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令西方曾經做過的事情也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言下之意﹐似乎在暗示﹐隻要他們也到外面闖一闖﹐中國人的社會也有機會取得西方社會的成就。其實﹐中國人並不是沒有往外走的﹐自明代起﹐東南沿海華人到東南亞的拓殖活動﹐山東人在清代后期的‘闖關東’﹐華人到北美的‘賣豬仔’ 干苦力。又到近代﹐中國社會在內亂外侮之下﹐也令到無數的中國人飄零異域﹑客死他鄉﹐他們的下一代在海外開枝散葉﹐形成海外華人社會的基礎。但是以上的行動正如上文所提過的﹐都不是‘探新’ 的認知行為﹐而隻是一種謀生的行為而已﹐這與西方的行為有根本上的不一樣。所以﹐就以這‘到外面闖一闖’ 而言﹐在外表與形式上中國人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取得西方人所取得的成就﹐沒有認知到西方人能夠認知到的事物。這說明這不是我們沒有能力和客觀條件走出去﹐到外面‘看一看’ ﹐而是在行為的根本目的上有所不同﹐具體來說就是雙方在思維模式上的根本區別﹐導致了認知結果的差異﹐從而導致到行為上的傾向性。以下﹐筆者將通過‘象化符號系統’ 作為工具﹐以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在認知上‘象化思維’ 與‘量化思維’ 的差異﹐第一個例子有關對‘物’的認知﹐而第二個例子是對‘行為’的認知﹐因此各具代表性。

例子一﹐在同一個情況中﹐‘象化思維’ 與‘量化思維’ 都看到一座遠方的高山﹐他們將採取不一樣的方式進行認知﹐最后就產生了不一樣的行為反應。‘量化思維’ 認知是一種分解認知的過程﹐其認知的基點為‘量化點’ ﹐也是‘循量而行’ 的‘量化量(量化概念)’ ﹐這需要把認知對象‘山’ 作分解﹐分解至不可再分割的‘量化量’ ﹐而每一個‘量化量’ 需要有一定的‘確定性’ ﹐這可以是以感覺器官作出肯定的‘確定性’﹐如聽得見的聲音﹑看得見的對象或以視覺符號指示的概念﹐每一個‘量化量’ 都要求是一個在當時認知條件下不可再分的‘量化概念’ 。因此﹐‘量化思維’ 對‘山’ 進行思維上的分解﹐把‘山’ 分解為植物﹑ (山裡生活的) 動物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是可以作進一步分解的。所以為了求知的需要﹐‘量化思維’ 必須親自走進山裡或登上高山作實地的考察﹐才可能完全分解認知裡面的事物。再者﹐親身的體驗才可以保証到‘量化量’ 所需要的‘確定性’﹐因此﹐‘登山’就是下一步的行動。所以﹐‘量化思維’ 的行為傾向就要以親自探新冒險的方式﹐付諸於行動。在‘象化思維’ 方面﹐‘象化思維’ 的認知是‘循象而行’﹐首先‘取象’眼前的‘山’ ﹐然后再以現有的‘象化概念’ 來認知這‘山’ ﹐現有的‘象化概念’ 將會是‘山’ 與‘五行’ 等有關屬性的概念﹐在類比 之后﹐‘山’ 就可以歸入到其中的某些概念內﹐這樣這個認知過程就可以結束﹐而且都在思維內完成而不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行動。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本書中提及過有關‘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現在對‘山’ 的認知方式也完全符合這種一貫模式。

例子二﹕以‘滑浪運動’ 作為‘認知對象’ 。‘量化思維’ 與‘象化思維’ 將使用各自一貫的模式進行認知。

從以上兩個例子中﹐我們看到‘象化思維’ 的認知方式﹐因為‘循象而行’ 而建立在‘象化概念’ 這種屬性信息上﹐因此﹐所有認知隻是屬性間的互動﹐而沒有對概念本質作深入突破。所以﹐我們不難發現這種一貫模式就是以現有的‘象化概念’ 對新事物作認知﹐把‘新’ 事以‘舊’ 概念作概括。這樣﹐就產生了‘象化思維’ 的經典觀念—‘古已有之’ ﹐‘古已有之’ 以原有的知識來歸納新事物﹐或者在原有的概念上找尋現代的意義。通過這種模式來認知新事物﹐以現有的‘屬性’ 概念﹐也就是‘古有’ 的‘象化概念’ ﹐如‘陰陽’ ‘五行’ 或‘氣’為標准﹐所有的新舊事情也離不開這種‘陰陽’ ‘五行’ 的屬性﹐隻有程度不一樣罷了﹐而對於看不到或不了解的作用力﹐也可以歸入‘氣’ 的范疇﹐最后得到的結論也離不開以這些‘古有’ 的屬性進行概括﹐所以也就可以認為是‘古而有之’ ﹐還有這種認知模式完全不需要‘確定性’ ﹐‘象化思維’隻要‘看’ 到新事物﹐然后在腦海間作一下‘象化概念’ 的推演﹐結論就可在一瞬間得到﹐身體力行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此﹐在西方的科技和民主傳到中國后﹐‘象化思維’ 以‘古有’ 的‘象化概念’ —《考工記》﹐這是一本出自先秦的手工藝專著﹐其中講解有關造船﹑造車與造箭等技術﹐以這‘古有’ 的概念對西方的‘堅船利炮’ 作‘取象類比’ 后﹐於是發現兩者在屬性上相似﹐至於具體的‘量化’ 差異﹐就因為不是可循之‘象’ 而忽略過不理﹐最后也得到了‘古已有之’ 的結論﹔對‘民主’ 思想﹐古代就有孟子的‘民貴君輕’ 觀點﹐以及在《尚書．多方》中有‘天惟時求民主﹐乃人降顯休命於成湯’ ﹐這裡提到了‘民主’ 這個詞語﹐也就認為‘古已有之’ 了﹔根據這樣的認知模式再推演下去﹐計算機使用的二進制就可以相對‘八卦’ 中的‘陰陽’ 系統﹐對外國的武術內容也以‘天下武功出少林’而一言概之。

就算傳統‘理學’經常強調‘格物致知’﹑‘格物窮理’ 的治學方式 ﹐這個‘格’ 就是‘認知’ ﹐這‘格物’ 的觀點﹐最早見於《大學》﹕‘致知在格物’ 。之后﹐宋代理學家程頤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 ﹐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 “一草一木，皆所當窮”。還有朱子認為﹕“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裡也” 。就以朱子本人來說, 以朱子對 ‘雪花’作認知這一事為例, 我們就可以深切體會到, ‘象化思維’的 ‘窮理’是如可 ‘窮盡’的

眾所周知, 雪花具有 ‘六角形’的結構, 西方的天文學家約翰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是把它作為一個數學問題來作研究的, 並為此而發表了他的研究報告。不過, ‘象化思維’卻以 ‘六’這一數字, 具有的 ‘水’屬性來對此現象作出解釋, ‘六’與 ‘水’的關由朱子語中可見: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隻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開成棱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 之數。”《朱子語類理氣天地下》

如果, 以‘象化思維’對認知事物作 ‘取象’, 並以其中的 屬性來作解釋的話, 我們就明白到, 因為 ‘雪’形成自 ‘水’, 所以 ‘雪’就具備了 ‘水’的屬性而造成了 ‘六’角形的結構, 而‘六’正是 ‘陰數’屬 ‘水’, 這正好反映出雪花的 ‘水’性。對此 具‘說服力’的解釋, ‘象化思維’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因為這就是‘象化思維’模式的認知結論, 至於以數學方式對它作分析論, 這就完全沒有必要了。故此, 唐錦在其著作《夢余錄》中,也提到了 ‘水’與 ‘雪花’外形的關系:
“草木之花皆五出, 而雪花獨六出, 先儒謂地六為水之成數, 雪者水凝為花, 故六出。”

以‘象化思維’ 來‘格’ 物﹐就算對‘格物’ 有多大的熱情﹐天下間的所有事物﹐在此模式下﹐一下子就可以‘格’ 完然后盡‘知’﹐這說明傳統思想並非扼殺‘格物’ 的‘禍首’ ﹐而是思維模式這‘始作俑者’ 的所為。

如果再舉一個較為鮮明的例子來說明‘象化思維’ 與‘量化思維’ 的行為差異﹐筆者想介紹一下‘維真(Virgin)航空’ 的創始人—裡察白蘭森(Richard Branson)。眾所周知﹐白蘭森先生座擁‘維真集團’ ﹐確實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富翁大亨。但是﹐讀者知不知道﹐白蘭森先生除了在生意上創下驕人佳績外﹐其實他也是一位冒險家。在1986﹐白蘭森先生創下了最短時間內﹐以熱氣球橫渡大西洋的紀錄﹔在1991﹐創下同樣以熱氣球橫渡太平洋的最遠距離紀錄﹐之后還有幾項與熱氣球飛行相關的紀錄﹐也是由白蘭森先生創下。可惜因為惡劣天氣的關系﹐他最終沒能實現以熱氣球環繞地球一周的夢想。可見﹐‘量化思維’ 的探新冒險就算在‘富貴’ 問題解決后﹐也會同樣的執行下去﹐這種行為的動力來自‘量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相反﹐在‘象化思維’ 的認知卻是建基於‘象化概念’ 上﹐也就是事物的屬性信息 上﹐對新事物的認識隻是基於對其屬性的了解﹐然后再把認知的結果劃歸到某個現有的‘象化概念’ 內﹐又或者隻是把新的‘象化概念’ 與現有的‘象化概念’ 作合並而產生新的概念﹐這一切都隻需要在思維層面內完成就可以。至於對事情的認知﹐往往以‘富’ ‘貴’的程度來評價事情的可行性﹐與‘富貴’ 無關之事如熱氣球飛行﹐‘象化思維’ 也就不需要在上面花任何時間了﹐還是‘搵食’ 至上。如果在‘富貴’ 已經到位的情況下﹐把自己可享受‘富貴’ 的生命投入到這種‘無關’ 的冒險中﹐而且還有減‘壽’ 的危險性﹐這簡直就是‘不智’ 之舉﹐再者﹐‘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也不能從探新冒險中領略到認知的快感。所以﹐在‘象化思維’ 社會中的 ‘白蘭森’是絕對不會干這種‘傻事’的。總結而言﹐不論昔日在黃土高原上或現在身在本國或異域的中國人也好﹐在‘象化思維’ 模式的作用下﹐隻有‘打鼓’ 與為‘人生象’奔波才符合‘象化思維’ 的行為模式﹐這就是行為上的‘內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