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帽子’到‘上纲上线’ —个人的‘入象’ 行为

既然‘个人’ 可以为自己而‘布象’ ﹐那样他人也可以把你‘入象’ ﹐也就是以‘象化概念’ 对你进行认知﹐说得具体点就是﹐你可以为自己‘布象’ ﹐主观的引导别人对你的看法﹐但别人也有他们主观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他们打在你身上的‘标签’ 或是扣上的‘帽子’ ﹐这就是所谓的‘入象’ 行为。统治者为了布象﹐布下‘人间象’如‘读书人’ ‘地方官’ 等﹐又有‘人物象’ ﹐统治者首先要把他们都‘入象’ ﹐然后把‘象’ 按插在百姓中间﹐这就是‘布象’ 的结果﹐‘关帝’随着历朝历代一次又一次的扩充了‘象’ 内的内容﹐其量之大﹐最后成了二十六字的名号。在民间﹐如果某人能开上‘平治/奔驰’ 车的话﹐他就可以进入‘富贵’ 之‘象’ 内。‘入象’ 的思维操作与个人主观的‘布象’ 是完全一样﹐只是前者是他人在认知后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评价’ ﹔后者是自己在同样的认知后﹐为了得到他人的‘结论’ ﹐主动做出的行为。可见‘入象’ 与‘布象’ 就是‘主动’ 与‘被动’ 的关系﹐也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如下图﹕

就以上的例子来看﹐根据他人开的轿车﹐就把他人放入到‘富贵’ 的‘象’中﹐这还算是正面的‘象’ ﹐但是在另一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入象’ 。‘象化思维’ 看到了某人没有全职工作﹐长时间留在家里﹐虽然某人可能也为自己的某些兴趣或爱好忙得不可开交﹐如唱歌﹑创作音乐﹑或者研究计算机﹐但是这些较具体‘量化’的数据也就并不是‘象化思维’ 的他人所关心和有兴趣了解的了﹐这些人只能根据‘属性’ 而被放入到‘无所事事’ 和‘游手好闲’ 的‘象’ 中﹐如下﹕

作为‘象化思维’ 的自我﹐可能经不起他人‘入象’ 的议论﹐又或者因为‘象化思维’ 的自觉而主动‘布象’ ﹐以维护自我的‘名声’ ﹐所以这个人就要放下手头上的爱好与兴趣﹐努力找工作﹐找到任何在旁人眼中的正职﹐这样做才可以洗脱‘无所事事’ 或‘游手好闲’ 的名声。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很多杰出的流行音乐也从后院创作开始﹐很多伟大的发明如第一台的个人计算机‘苹果计算机’ 也是在后院车房诞生的。笔者想在这里说明的问题是﹐自我的‘布象’ 与他人的‘入象’ 意识﹐令到个人人生的选择受到思维层面上的限制﹐只有‘士农工商’ 式的工作才算是职业的选择﹐其中‘学而优则仕’ 的‘人生象’ ﹐在现代社会下就成为了争取成为‘专业人士’﹐所以就算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华侨﹐其中从商或是成为专业人士的人数还是占有较大的比例﹐如果其中的人士最后没有成为专业人士﹐但他们往往也曾有过成为专业人士的梦想。但是处于同一个社会的当地人﹐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的‘象化思维’ 模式﹐所以他们的职业取向更广﹐开发出更多的新职业﹐例如可以从‘滑板’ 这种街头玩意中﹐开发出更多的‘滑板’ 用具﹑玩法﹑场所﹐这就可以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行业﹐但这行业却是从一班‘游手好闲’ 的‘街童’开始。同样道理﹐现在很多已经登堂入室的项目﹐往往是从当年在贫民窟里‘游手好闲’ 的人士手中发展起来﹐例如‘拉丁舞’ 中的‘探戈’ 就是来自南美洲的贫民窟 ﹐如果当年没有他们‘无所事事’ 的努力﹐现在也没有在‘大雅之堂’上的表演机会﹐‘拉丁舞’也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行业。但是﹐反观‘象化思维’ 的社会中﹐就是找不到这样一种由民间草根文化进而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现象(除了‘吃’ 的‘菜式’)﹐‘琴棋书画’ 永远是士大夫们垄断的玩意﹐这里的‘棋’ 指的是‘围棋’ ﹐而不是在草根阶层中较为普及的‘象棋’ ﹐而可称为围棋简化版的‘五子棋’ ﹐也是一种不受重视的棋类 ﹐它的命运只有到日本人手中后﹐才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性棋类。

在以上所引用的例子中﹐‘无所事事’ 与‘游手好闲’ 还算不上‘恶名’ ﹐最多给人一种‘小混混’ 的感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标签’就带有对人格的侮辱性了﹐如‘吃软饭’ 或‘临老入花丛’ 等说法。我们都可以从字面中类比出它们的语意﹐前者指男人依靠女人的金钱来生活﹐后者指男性长者与女性还有交往﹐多指结婚﹐这暗示‘好色’ 。只要用前者作为现有的‘象化概念’ 来类比认知这样一位男性﹐他没有工作或赚钱不多﹐而他的妻子却赚更多的钱来养家﹐他就马上可以被‘入象’ 为‘吃软饭’ , 如下:

而一位有夕阳婚姻的长者﹐也可能被认为是‘临老入花丛’ ﹐这种‘入象’ 过程不需要了解当时人的具体情况(‘量化’数据) ﹐只要类比成立﹐也就马上打上了不雅的‘标签’﹐对当时人造成了不必要的心理伤害。这种‘扣帽子’ 或‘打标签’ 的行为也可以发生在大范围的社会上﹐以标签本身作为一种甄别标准来认知对象﹐例如在香港流行的政治口号‘爱国爱港’ ﹐这就是现有的‘象化概念’ ﹐在作‘类比’ 认知后﹐合标准的认知对象就可以扣上这顶‘帽子’ ﹐否则就被‘入象’ 为非‘爱国爱港’。如果我们再结合‘布象’ 行为中常见的‘声明’ 动作﹐以‘口头声明’ 为个人带上某种属性﹐从而为个人‘布象’。所以﹐在被他人作‘入象’ 之前﹐最好就要‘声明’ 自己已经‘爱国爱港’ ﹐这样在‘象化思维’ 的认知下﹐也就可以被放入到‘爱国爱港’之‘象’中。

但如果套用这种‘入象‘的方式﹐把他人与‘罪名’ 联系在一起﹐那样这个人就有可能严重到‘罪该当诛’ 了。就算不是法律上的‘罪名’ ﹐也是一些‘恶名’ 的话﹐那人的心理也一定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如果﹐当‘象化思维’ 把这种‘入象’ 行为提高到一个集体或全社会的行为层面﹐这就成为一种‘运动’ ﹐这个‘运动’ 发生的高潮在‘文革’ ﹐这种‘入象’ 的逻辑称为‘上纲上线’ ﹐这种行为称为‘语言暴力’ 。以下﹐引用2个例子以作说明﹕ 例一﹕某人在文革期间﹐向党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就是与组织的‘异意’ ﹐马上被‘扣上’ 了‘反革命’ 的帽子。‘象化思维’ 的‘上纲上线’ 过程如下﹕

例二﹕某人撕下旧报纸的一部份来包东西﹐后来被人发现在这张报纸后面原来有毛主席头像﹐而毛主席的头像也随着报纸被撕开﹐所以这人也就成为了‘反革命’。

可见﹐‘上纲上线’ 就是‘象化思维’ 中‘象化概念’ 的‘扩散性’ ﹐其中包含了‘互属性’ 和‘包容/递进性’ 的‘象化逻辑’ 。‘象化概念’ 就是这样一种可无限分割和无限扩散的概念﹐只要找到这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共同属性﹐这个‘象化概念’ 就可以与另一个概念发生‘互属性’ 和‘包容/递进性’ ﹐也就扩散到那边去﹐这种过程可以无限次的发生。因此﹐‘象化思维’ 就可以无限上纲式的把有可能的‘罪名’ 扣到他人头上。因为这种‘象化思维’ 模式曾经造成对他人的人身和心理伤害﹐而且伤害力之大和快﹐其野蛮程度就如同强盗一样﹐所以有人就称之为‘强盗逻辑’ 。现在我们明白到出现这种现象的背后﹐并非因为是某个组织或某一群人的个别作用﹐而是发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所运用的思维模式﹐就是‘象化思维’ 所造成的产物。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量化思维’ 中。因为这是思维的产物﹐所以只要思维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也是会不断发生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认知行为发生在‘文革时期’ ﹐就是‘上纲上线’ ﹐如果发生在清代﹐就是‘文字狱’ 。以下来看两个有关‘文字狱’ 的经典例子﹐然后再看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情况﹐读者只会发现‘象化思维’ 的模式由始至终没有改变过﹐只是时间与社会政治的外在环境改变而已﹐只有这样才令到‘破坏力’ 有所差异﹕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寻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

请看以下一则发生在现代的例子﹕
在中国队将与日本队进行亚洲杯足球赛决赛的争夺战前﹐发行量很大的某小报，以《国足发出“抗日宣言”》大字为标题，报道了国足的准备情况。文中出现了“最后复仇的机会”，“一直怀恨在心”，“打小日本没商量”，“同仇敌忾”，“一举‘歼灭’日本队”等等用语。 背后的‘象化思维’ 逻辑可示如下﹕

可见﹐这是典型的‘象化思维’ 认知模式﹐以现有的‘象化概念’ 对认知对象作‘类比’ 认知﹐这样一场本是两国国家足球队的普通比赛﹐现在一下子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复仇大战’ ﹐参加比赛的中国运动员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民族战士’ ﹐将要面对一场关乎民族荣辱的‘民族圣战’ 。于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下子﹐就可以被这天大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就‘输掉’了整个民族的‘荣誉’ 。在这种心理压力下﹐我们的运动员能正常发挥吗﹖不要忘记﹐他们也是‘象化思维’ 的操作者﹐所以他们不仅完全明白这种意义﹐而且也可能完全认同了这种思路﹐把个人的表现系于‘民族圣战’ 中。这或许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中国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老是不过关﹐不单是国家足球队﹐而且很多老经验的运动员往往在国人众望所归下‘马失前蹄’ ﹐这是‘象化思维’ 的社会与个人对本身的‘入象’ 所造成的。‘入象’把这种‘压力’ 因无限的‘上纲’而越演越烈﹐压得个人失去了正常的发挥。我们还记得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世界锦标赛或国内比实中曾三次打破世界纪录﹐但是在84年洛彬基奥运会﹐郄在国人最期待的奥运金牌上﹐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准而只获得铜牌。各位还记得当时﹐现场的摄像机把朱建华从入场到起跳的每一个举动都拍下来﹐如此的凝重﹐又如此的给予了他那样大的压力。全国的荣誉和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在那一瞬间﹐通过‘上纲’式的思维操作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而压力在那时候就像‘象化概念’ 一般在无限扩张﹐这就是‘象化思维’ 对运动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心理上的无形负担。

借用本节的机会﹐笔者还想提及另一种‘布象’ 或‘入象’ 现象﹐这就是中国人的姓名观念﹐长辈为晚辈起名字﹐这是把他们‘入象’ ﹐从另一角度看就是为他们‘布象’ ﹐而人们为自己起名字也是‘布象’ 的动作。因为名字是个人的‘象’ ﹐‘象’ 中自然带有各种信息﹐所以‘象化思维’ 比其它‘非中国人’较不愿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名子﹐现代人往往通过起英文名字为自己掩饰﹐这是因为让人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解到‘布象’ 的内容﹐同时也了解到‘布象’ 后的想法。例如知道某人的名字﹐也就可以揣模到起名人像其人父母的文化程度﹐还从名字表达的期望﹐可以揣摸出其人的人生价值观等﹐其中的高尚或庸俗也‘可见一斑’ 。可见字数简单的名字﹐通过‘象化思维’ 的类比操作也就可以提取出大量的信息﹐让别人知道了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泻漏了有关个人的信息﹐或者是属性了。

但为什么中国人的名字成为了‘象化概念’ ﹐同时也起到‘布象’ 的作用呢﹖其实起名不就是通过名字来对人作出识别﹐或者寄托一个愿望而已﹐也不至于是‘布象’ 或者是‘入象’ 的动作吧﹖对于非中国人的名字﹐像西方人他们起名的选择不多﹐往往只是随便挑选一个喜观的名字而已﹐之后也就不需再理会名字如何影响到自己或他人了。但是中国人的名字中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象化概念’ ﹐在‘象化思维’ 的解读下﹐它们都具备了属性信息﹐这样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就带有了这种属性。在‘象化思维’ 模式中﹐一切事物的本质就是‘属性’ ﹐它们都服从‘象化逻辑’ 的规律﹐因此个人也能受到名字的影响。所以﹐‘象化思维’ 就产生了‘姓名学’ ﹐也就是通过名字中的‘阴阳五行’ 属性来影响个人命运。总的来说﹐‘象化思维’ 的名字就是个人的属性﹐因此这名字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符号’ 而是一种人为的产物﹐经这个途径就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赋予个人以属性 。再者﹐因为人与人存在着‘互属性’ ﹐通过这种‘互属性’ ﹐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作用在其它人身上。归纳下来﹐起名字(包括‘乳名’ ‘小名’) 就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带来‘属性’ ﹕

• 寄托良好愿望﹐也就是给予正面的‘属性’ ﹐这是最普遍的起名方式﹐所以名字中就较常出现‘强’ ﹑‘健’ ﹑‘良’ ﹑‘富’ ﹑‘贵’ 等正面的属性。但是﹐有时名字的字面意思并不雅观﹐这种名字多见于‘小名’ 或‘乳名’ 中﹐只是为了短期的功能性﹐例如怕小孩子养不大﹐就通过名字让他带上动物的‘属性’ ﹐动物的生命力比人类要强﹐所以就习惯给小孩子起一些‘小猫’ ‘狗仔’ 一类的名字﹐这种名字对小孩的作用如下﹕
  
• 与‘五行’ 属性有关﹐起到补足作用。例如某人的生辰八字中缺‘火’ ﹐他的名字可能就会选用以‘火’ 作边旁的汉字﹐又或者用‘焱’ 这种字﹐这样对个人的‘五行’ 属性就起到了平衡作用(如下) ﹐这种方式也发展出‘姓名学’。
  
• 名字的作用对象并非是拥有名字的个人而是他人﹐例如‘带弟’ ‘来弟’ 这种‘女性’的名字﹐就是父母希望通过女儿的名字令到自己能生一个儿子,如下:
  
• 最后一种是‘名讳’ 现象﹐也就是取名的‘禁忌’ ﹐如果前三种视之为‘加法’ 行为﹐这一种就是‘减法’ 现象了。名字中的汉字不得与长辈的重复﹐当时也不可以与君主﹑皇族或官员等的名字有相同的地方﹐因为某人的名字也带有了这个人的‘属性’ ﹐已经成为了这个人的一部份﹐所以如果称呼或使用某人名字中的部份时﹐这个人也同时受到了影响。例如﹐名字有‘世’ 这个字(如下图) ﹐如果这个名字是‘李世民’ 的话﹐使用‘世’ 字就会把对‘世’ 字的影响﹐同时作用到‘李世民’ 身上。
  

除此之外﹐拥有高尚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需要表现出与别不同的‘超然性’ 。特别是君主﹐他毕竟是天道的代表﹐上天之子﹐所以他就是‘孤家寡人’ 。为了表现出他在天下人中的超然地位﹐君主名字中的汉字只有他才可以使用﹐例如因为唐太宗‘李世民’ 中的‘世’ ﹐所以‘一世’ 这个词只能换作同义的‘一代’ ﹐‘观世音’也只能称为‘观音’ ﹐当时名将李世绩﹐也只能称为‘李绩’ 。在清代新君登位后﹐其兄弟也必须改掉名字中与君主相同的字﹐如‘胤禛’登位成‘雍正’﹐其兄弟名字中的‘胤’ 字必须改为‘允’ 。可见﹐天下一切名字和文章中﹐也再不能用君主名字中的汉字﹐只有这样﹐在‘象化思维’ 的角度下﹐才能体现出君主的超然与独一无二性﹐因为汉字或者名字中的汉字都是‘象化概念’ 。有时连官员也想表现一下这种‘超然性’ ﹐这个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的典故﹐在这典故中只因州官的名字‘田登’中有‘登’ 字﹐为了回避‘名讳’ ﹐所以‘放灯’ 就只能说成是‘放火’ 了。举例来说﹐如果李世绩不改名字或文章中仍随便书写‘世’ 字的话﹐在‘象化思维’ 的角度下就可作如下理解﹕

所以﹐兄弟必须改名字﹐天下人也要改姓或名﹐语文的用法也要改变。相反在西方﹐国王的名字郄是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人人都可以使用。可见﹐‘象化概念’ 已把‘名字’ 视为‘象化概念’ ﹐在‘象化思维’ 的理解下﹐一切的人与物或概念都已‘取象’ 为‘象化概念’ ﹐而它们之间就可以通过‘象化概念’ 中的‘象化信息’ —属性来发生相互的作用﹐而名字与具有这个名字的个人也不能例外﹐为了避免或刻意把这些关系施加在个人身上﹐所以才会产生‘象化思维’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