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帽子’到‘上綱上線’ —個人的‘入象’ 行為

既然‘個人’ 可以為自己而‘布象’ ﹐那樣他人也可以把你‘入象’ ﹐也就是以‘象化概念’ 對你進行認知﹐說得具體點就是﹐你可以為自己‘布象’ ﹐主觀的引導別人對你的看法﹐但別人也有他們主觀的看法﹐這個看法就是他們打在你身上的‘標簽’ 或是扣上的‘帽子’ ﹐這就是所謂的‘入象’ 行為。統治者為了布象﹐布下‘人間象’如‘讀書人’ ‘地方官’ 等﹐又有‘人物象’ ﹐統治者首先要把他們都‘入象’ ﹐然后把‘象’ 按插在百姓中間﹐這就是‘布象’ 的結果﹐‘關帝’隨著歷朝歷代一次又一次的擴充了‘象’ 內的內容﹐其量之大﹐最后成了二十六字的名號。在民間﹐如果某人能開上‘平治/奔馳’ 車的話﹐他就可以進入‘富貴’ 之‘象’ 內。‘入象’ 的思維操作與個人主觀的‘布象’ 是完全一樣﹐隻是前者是他人在認知后得出的‘結論’ ﹐也就是‘評價’ ﹔后者是自己在同樣的認知后﹐為了得到他人的‘結論’ ﹐主動做出的行為。可見‘入象’ 與‘布象’ 就是‘主動’ 與‘被動’ 的關系﹐也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如下圖﹕

就以上的例子來看﹐根據他人開的轎車﹐就把他人放入到‘富貴’ 的‘象’中﹐這還算是正面的‘象’ ﹐但是在另一面﹐也有很多負面的‘入象’ 。‘象化思維’ 看到了某人沒有全職工作﹐長時間留在家裡﹐雖然某人可能也為自己的某些興趣或愛好忙得不可開交﹐如唱歌﹑創作音樂﹑或者研究計算機﹐但是這些較具體‘量化’的數據也就並不是‘象化思維’ 的他人所關心和有興趣了解的了﹐這些人隻能根據‘屬性’ 而被放入到‘無所事事’ 和‘游手好閑’ 的‘象’ 中﹐如下﹕

作為‘象化思維’ 的自我﹐可能經不起他人‘入象’ 的議論﹐又或者因為‘象化思維’ 的自覺而主動‘布象’ ﹐以維護自我的‘名聲’ ﹐所以這個人就要放下手頭上的愛好與興趣﹐努力找工作﹐找到任何在旁人眼中的正職﹐這樣做才可以洗脫‘無所事事’ 或‘游手好閑’ 的名聲。但是﹐從現實的角度看﹐很多杰出的流行音樂也從后院創作開始﹐很多偉大的發明如第一台的個人計算機‘蘋果計算機’ 也是在后院車房誕生的。筆者想在這裡說明的問題是﹐自我的‘布象’ 與他人的‘入象’ 意識﹐令到個人人生的選擇受到思維層面上的限制﹐隻有‘士農工商’ 式的工作才算是職業的選擇﹐其中‘學而優則仕’ 的‘人生象’ ﹐在現代社會下就成為了爭取成為‘專業人士’﹐所以就算在海外生活多年的華人華僑﹐其中從商或是成為專業人士的人數還是佔有較大的比例﹐如果其中的人士最后沒有成為專業人士﹐但他們往往也曾有過成為專業人士的夢想。但是處於同一個社會的當地人﹐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的‘象化思維’ 模式﹐所以他們的職業取向更廣﹐開發出更多的新職業﹐例如可以從‘滑板’ 這種街頭玩意中﹐開發出更多的‘滑板’ 用具﹑玩法﹑場所﹐這就可以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行業﹐但這行業卻是從一班‘游手好閑’ 的‘街童’開始。同樣道理﹐現在很多已經登堂入室的項目﹐往往是從當年在貧民窟裡‘游手好閑’ 的人士手中發展起來﹐例如‘拉丁舞’ 中的‘探戈’ 就是來自南美洲的貧民窟 ﹐如果當年沒有他們‘無所事事’ 的努力﹐現在也沒有在‘大雅之堂’上的表演機會﹐‘拉丁舞’也不可能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行業。但是﹐反觀‘象化思維’ 的社會中﹐就是找不到這樣一種由民間草根文化進而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的現象(除了‘吃’ 的‘菜式’)﹐‘琴棋書畫’ 永遠是士大夫們壟斷的玩意﹐這裡的‘棋’ 指的是‘圍棋’ ﹐而不是在草根階層中較為普及的‘象棋’ ﹐而可稱為圍棋簡化版的‘五子棋’ ﹐也是一種不受重視的棋類 ﹐它的命運隻有到日本人手中后﹐才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性棋類。

在以上所引用的例子中﹐‘無所事事’ 與‘游手好閑’ 還算不上‘惡名’ ﹐最多給人一種‘小混混’ 的感覺。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標簽’就帶有對人格的侮辱性了﹐如‘吃軟飯’ 或‘臨老入花叢’ 等說法。我們都可以從字面中類比出它們的語意﹐前者指男人依靠女人的金錢來生活﹐后者指男性長者與女性還有交往﹐多指結婚﹐這暗示‘好色’ 。隻要用前者作為現有的‘象化概念’ 來類比認知這樣一位男性﹐他沒有工作或賺錢不多﹐而他的妻子卻賺更多的錢來養家﹐他就馬上可以被‘入象’ 為‘吃軟飯’ , 如下:

而一位有夕陽婚姻的長者﹐也可能被認為是‘臨老入花叢’ ﹐這種‘入象’ 過程不需要了解當時人的具體情況(‘量化’數據) ﹐隻要類比成立﹐也就馬上打上了不雅的‘標簽’﹐對當時人造成了不必要的心理傷害。這種‘扣帽子’ 或‘打標簽’ 的行為也可以發生在大范圍的社會上﹐以標簽本身作為一種甄別標准來認知對象﹐例如在香港流行的政治口號‘愛國愛港’ ﹐這就是現有的‘象化概念’ ﹐在作‘類比’ 認知后﹐合標准的認知對象就可以扣上這頂‘帽子’ ﹐否則就被‘入象’ 為非‘愛國愛港’。如果我們再結合‘布象’ 行為中常見的‘聲明’ 動作﹐以‘口頭聲明’ 為個人帶上某種屬性﹐從而為個人‘布象’。所以﹐在被他人作‘入象’ 之前﹐最好就要‘聲明’ 自己已經‘愛國愛港’ ﹐這樣在‘象化思維’ 的認知下﹐也就可以被放入到‘愛國愛港’之‘象’中。

但如果套用這種‘入象‘的方式﹐把他人與‘罪名’ 聯系在一起﹐那樣這個人就有可能嚴重到‘罪該當誅’ 了。就算不是法律上的‘罪名’ ﹐也是一些‘惡名’ 的話﹐那人的心理也一定會受到沉重的打擊。如果﹐當‘象化思維’ 把這種‘入象’ 行為提高到一個集體或全社會的行為層面﹐這就成為一種‘運動’ ﹐這個‘運動’ 發生的高潮在‘文革’ ﹐這種‘入象’ 的邏輯稱為‘上綱上線’ ﹐這種行為稱為‘語言暴力’ 。以下﹐引用2個例子以作說明﹕ 例一﹕某人在文革期間﹐向黨委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也就是與組織的‘異意’ ﹐馬上被‘扣上’ 了‘反革命’ 的帽子。‘象化思維’ 的‘上綱上線’ 過程如下﹕

例二﹕某人撕下舊報紙的一部份來包東西﹐后來被人發現在這張報紙后面原來有毛主席頭像﹐而毛主席的頭像也隨著報紙被撕開﹐所以這人也就成為了‘反革命’。

可見﹐‘上綱上線’ 就是‘象化思維’ 中‘象化概念’ 的‘擴散性’ ﹐其中包含了‘互屬性’ 和‘包容/遞進性’ 的‘象化邏輯’ 。‘象化概念’ 就是這樣一種可無限分割和無限擴散的概念﹐隻要找到這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的共同屬性﹐這個‘象化概念’ 就可以與另一個概念發生‘互屬性’ 和‘包容/遞進性’ ﹐也就擴散到那邊去﹐這種過程可以無限次的發生。因此﹐‘象化思維’ 就可以無限上綱式的把有可能的‘罪名’ 扣到他人頭上。因為這種‘象化思維’ 模式曾經造成對他人的人身和心理傷害﹐而且傷害力之大和快﹐其野蠻程度就如同強盜一樣﹐所以有人就稱之為‘強盜邏輯’ 。現在我們明白到出現這種現象的背后﹐並非因為是某個組織或某一群人的個別作用﹐而是發生這種現象的社會所運用的思維模式﹐就是‘象化思維’ 所造成的產物。這種現象不會出現在‘量化思維’ 中。因為這是思維的產物﹐所以隻要思維模式不變的情況下﹐也是會不斷發生的﹐這種思維模式的認知行為發生在‘文革時期’ ﹐就是‘上綱上線’ ﹐如果發生在清代﹐就是‘文字獄’ 。以下來看兩個有關‘文字獄’ 的經典例子﹐然后再看一個發生在現代的情況﹐讀者隻會發現‘象化思維’ 的模式由始至終沒有改變過﹐隻是時間與社會政治的外在環境改變而已﹐隻有這樣才令到‘破壞力’ 有所差異﹕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尋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

請看以下一則發生在現代的例子﹕
在中國隊將與日本隊進行亞洲杯足球賽決賽的爭奪戰前﹐發行量很大的某小報，以《國足發出“抗日宣言”》大字為標題，報道了國足的准備情況。文中出現了“最后復仇的機會”，“一直懷恨在心”，“打小日本沒商量”，“同仇敵愾”，“一舉‘殲滅’日本隊”等等用語。 背后的‘象化思維’ 邏輯可示如下﹕

可見﹐這是典型的‘象化思維’ 認知模式﹐以現有的‘象化概念’ 對認知對象作‘類比’ 認知﹐這樣一場本是兩國國家足球隊的普通比賽﹐現在一下子就成了中華民族的‘復仇大戰’ ﹐參加比賽的中國運動員也在一夜之間成為了‘民族戰士’ ﹐將要面對一場關乎民族榮辱的‘民族聖戰’ 。於是﹐參加比賽的運動員一下子﹐就可以被這天大的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贏了是應該的﹐輸了就‘輸掉’了整個民族的‘榮譽’ 。在這種心理壓力下﹐我們的運動員能正常發揮嗎﹖不要忘記﹐他們也是‘象化思維’ 的操作者﹐所以他們不僅完全明白這種意義﹐而且也可能完全認同了這種思路﹐把個人的表現系於‘民族聖戰’ 中。這或許就可以解釋到﹐為什麼中國運動員的心理素質老是不過關﹐不單是國家足球隊﹐而且很多老經驗的運動員往往在國人眾望所歸下‘馬失前蹄’ ﹐這是‘象化思維’ 的社會與個人對本身的‘入象’ 所造成的。‘入象’把這種‘壓力’ 因無限的‘上綱’而越演越烈﹐壓得個人失去了正常的發揮。我們還記得中國跳高運動員朱建華﹐在世界錦標賽或國內比實中曾三次打破世界紀錄﹐但是在84年洛彬基奧運會﹐郄在國人最期待的奧運金牌上﹐沒有發揮出最佳水准而隻獲得銅牌。各位還記得當時﹐現場的攝像機把朱建華從入場到起跳的每一個舉動都拍下來﹐如此的凝重﹐又如此的給予了他那樣大的壓力。全國的榮譽和所有中國人的驕傲在那一瞬間﹐通過‘上綱’式的思維操作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而壓力在那時候就像‘象化概念’ 一般在無限擴張﹐這就是‘象化思維’ 對運動員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心理上的無形負擔。

借用本節的機會﹐筆者還想提及另一種‘布象’ 或‘入象’ 現象﹐這就是中國人的姓名觀念﹐長輩為晚輩起名字﹐這是把他們‘入象’ ﹐從另一角度看就是為他們‘布象’ ﹐而人們為自己起名字也是‘布象’ 的動作。因為名字是個人的‘象’ ﹐‘象’ 中自然帶有各種信息﹐所以‘象化思維’ 比其它‘非中國人’較不願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名子﹐現代人往往通過起英文名字為自己掩飾﹐這是因為讓人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解到‘布象’ 的內容﹐同時也了解到‘布象’ 后的想法。例如知道某人的名字﹐也就可以揣模到起名人像其人父母的文化程度﹐還從名字表達的期望﹐可以揣摸出其人的人生價值觀等﹐其中的高尚或庸俗也‘可見一斑’ 。可見字數簡單的名字﹐通過‘象化思維’ 的類比操作也就可以提取出大量的信息﹐讓別人知道了名字﹐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瀉漏了有關個人的信息﹐或者是屬性了。

但為什麼中國人的名字成為了‘象化概念’ ﹐同時也起到‘布象’ 的作用呢﹖其實起名不就是通過名字來對人作出識別﹐或者寄托一個願望而已﹐也不至於是‘布象’ 或者是‘入象’ 的動作吧﹖對於非中國人的名字﹐像西方人他們起名的選擇不多﹐往往隻是隨便挑選一個喜觀的名字而已﹐之后也就不需再理會名字如何影響到自己或他人了。但是中國人的名字中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象化概念’ ﹐在‘象化思維’ 的解讀下﹐它們都具備了屬性信息﹐這樣擁有這個名字的人就帶有了這種屬性。在‘象化思維’ 模式中﹐一切事物的本質就是‘屬性’ ﹐它們都服從‘象化邏輯’ 的規律﹐因此個人也能受到名字的影響。所以﹐‘象化思維’ 就產生了‘姓名學’ ﹐也就是通過名字中的‘陰陽五行’ 屬性來影響個人命運。總的來說﹐‘象化思維’ 的名字就是個人的屬性﹐因此這名字就不再隻是個人的‘符號’ 而是一種人為的產物﹐經這個途徑就可以通過人為的方式﹐賦予個人以屬性 。再者﹐因為人與人存在著‘互屬性’ ﹐通過這種‘互屬性’ ﹐一個人的名字也可以作用在其它人身上。歸納下來﹐起名字(包括‘乳名’ ‘小名’) 就可以通過以下四種方式帶來‘屬性’ ﹕

• 寄托良好願望﹐也就是給予正面的‘屬性’ ﹐這是最普遍的起名方式﹐所以名字中就較常出現‘強’ ﹑‘健’ ﹑‘良’ ﹑‘富’ ﹑‘貴’ 等正面的屬性。但是﹐有時名字的字面意思並不雅觀﹐這種名字多見於‘小名’ 或‘乳名’ 中﹐隻是為了短期的功能性﹐例如怕小孩子養不大﹐就通過名字讓他帶上動物的‘屬性’ ﹐動物的生命力比人類要強﹐所以就習慣給小孩子起一些‘小貓’ ‘狗仔’ 一類的名字﹐這種名字對小孩的作用如下﹕
  
• 與‘五行’ 屬性有關﹐起到補足作用。例如某人的生辰八字中缺‘火’ ﹐他的名字可能就會選用以‘火’ 作邊旁的漢字﹐又或者用‘焱’ 這種字﹐這樣對個人的‘五行’ 屬性就起到了平衡作用(如下) ﹐這種方式也發展出‘姓名學’。
  
• 名字的作用對象並非是擁有名字的個人而是他人﹐例如‘帶弟’ ‘來弟’ 這種‘女性’的名字﹐就是父母希望通過女兒的名字令到自己能生一個兒子,如下:
  
• 最后一種是‘名諱’ 現象﹐也就是取名的‘禁忌’ ﹐如果前三種視之為‘加法’ 行為﹐這一種就是‘減法’ 現象了。名字中的漢字不得與長輩的重復﹐當時也不可以與君主﹑皇族或官員等的名字有相同的地方﹐因為某人的名字也帶有了這個人的‘屬性’ ﹐已經成為了這個人的一部份﹐所以如果稱呼或使用某人名字中的部份時﹐這個人也同時受到了影響。例如﹐名字有‘世’ 這個字(如下圖) ﹐如果這個名字是‘李世民’ 的話﹐使用‘世’ 字就會把對‘世’ 字的影響﹐同時作用到‘李世民’ 身上。
  

除此之外﹐擁有高尚社會地位的人﹐他們需要表現出與別不同的‘超然性’ 。特別是君主﹐他畢竟是天道的代表﹐上天之子﹐所以他就是‘孤家寡人’ 。為了表現出他在天下人中的超然地位﹐君主名字中的漢字隻有他才可以使用﹐例如因為唐太宗‘李世民’ 中的‘世’ ﹐所以‘一世’ 這個詞隻能換作同義的‘一代’ ﹐‘觀世音’也隻能稱為‘觀音’ ﹐當時名將李世績﹐也隻能稱為‘李績’ 。在清代新君登位后﹐其兄弟也必須改掉名字中與君主相同的字﹐如‘胤禛’登位成‘雍正’﹐其兄弟名字中的‘胤’ 字必須改為‘允’ 。可見﹐天下一切名字和文章中﹐也再不能用君主名字中的漢字﹐隻有這樣﹐在‘象化思維’ 的角度下﹐才能體現出君主的超然與獨一無二性﹐因為漢字或者名字中的漢字都是‘象化概念’ 。有時連官員也想表現一下這種‘超然性’ ﹐這個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隻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的典故﹐在這典故中隻因州官的名字‘田登’中有‘登’ 字﹐為了回避‘名諱’ ﹐所以‘放燈’ 就隻能說成是‘放火’ 了。舉例來說﹐如果李世績不改名字或文章中仍隨便書寫‘世’ 字的話﹐在‘象化思維’ 的角度下就可作如下理解﹕

所以﹐兄弟必須改名字﹐天下人也要改姓或名﹐語文的用法也要改變。相反在西方﹐國王的名字郄是再普通不過的名字﹐人人都可以使用。可見﹐‘象化概念’ 已把‘名字’ 視為‘象化概念’ ﹐在‘象化思維’ 的理解下﹐一切的人與物或概念都已‘取象’ 為‘象化概念’ ﹐而它們之間就可以通過‘象化概念’ 中的‘象化信息’ —屬性來發生相互的作用﹐而名字與具有這個名字的個人也不能例外﹐為了避免或刻意把這些關系施加在個人身上﹐所以才會產生‘象化思維’這種獨一無二的文化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