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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 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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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 為本﹕[簡體版]

歐洲人在後羅馬時期﹐已經完全接受基督教信仰﹐當時的基督教主要是以羅馬為中心﹐最後成為西羅馬帝國國教的‘羅馬天主教’ 和以東羅馬帝國為中心的‘東正教’ 。在講解‘量化思維’形成的過程時﹐我們已經瞭解到﹐在‘量化思維’的模式下﹐大腦在認知外部世界時﹐需要按著‘量化思維’ 的模式進行。外部的世界作為當時西方人的認知物件﹐對於這個認知物件﹐在‘量化思維’ 的模式下﹐西方人需要尋找認知物件中的‘量化概念’﹐這是一個組成認知物件的最小單位﹐說它是最小﹐意思就是它不可再分割﹐而且這些‘量化概念’存在著‘確定性’ ﹐正如古希臘語中的‘音素’ 和幾何學中的‘直線’ 和‘圓’ ﹐它們的‘確定性’來自可以通過‘直覺’ 作出核對總和其他媒體如字母和繪圖方式來作指示一樣﹐這樣就加強了‘存在性’和‘確定性’ 。以這些‘量化概念’ 為基礎﹐我們可以構築起整個語言系統(客體)或者以幾何學模式(客體)對空間和位置作認知研究。這就是以‘量化概念’ 為基礎﹐通過‘循量而行’ 對認知物件(主體) 進行‘量化’認知。

現在﹐我們回到後羅馬時代的歐洲﹐在西元六世紀到十六世紀這上千年的時間中﹐在‘量化思維’ 影響下﹐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為了滿足對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望﹐歐洲人的確需要尋找‘量化概念’ ﹐就是從‘量化概念’ 作基礎進行全面認知﹐大腦就可以通過‘量化思維’ 模式從外界吸取資訊。

基督教在歐洲的普及正好提供了‘量化思維’ 所要求的思維元素﹐以‘神’ 這個唯一及全能的概念﹐可以成為一個認知世界的基點。對世界進行認知需要一個在世界範圍內的‘量化概念’ ﹐而‘神’ 這個概念就可以完全滿足到這種‘量化概念’應有的條件﹕

*         最基本﹑不可再分割﹕‘神’是唯一(不可分﹐不可取代) 和全能的﹐整個世界都是由‘神’也只能由‘神’創造的﹐一切來源自‘神’

*         確定性﹕‘神’的行為可以在《聖經》中找到依據﹐‘神’ 的概念並非憑空?造﹐這樣《聖經》就提供所要求的‘確定性’。

在以基督教作為認知世界的模式中﹐‘量化思維’ 的‘邏輯量化點’ 也可以在《聖經》 裏找到﹐《聖經》中的教誨就是邏輯法則﹐這種法則說明瞭‘神’ 與人之間的關係﹐世界運行的法則。《聖經》 不僅給予‘神’存在的依據(包括耶穌基督的存在性) ﹐這是‘量化概念’的‘確定性’ 。而進一步﹐歐洲人可以找到解釋物質世界的理據。除此之外﹐還包括屬精神與思想領域的道德內容﹐也就是說在《聖經》中﹐以‘神’ 為源點﹐加上《聖經》的內容作為基礎﹐從物質到精神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從《聖經》中找到根據和答案。因此﹐在‘量化思維’ 模式下﹐歐洲人就以下圖所示的形式﹐展開了他們的認知旅程。

以‘神’ 為‘量化概念’開始的認知﹐不僅可以找到物質世界的來源和精神世界﹐如美德的源頭﹐而且還可以解釋到政治在人類中存在的合法性。因為教會的首領—教皇﹐作為‘神’ 在地上的代表﹐只有通過他對地上‘君王’ 作加冕儀式﹐地上的統治者才能擁有統治人民的合法地位。因此在當時﹐羅馬教皇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教會的地位也超然在俗世之外﹐教皇的王國—教會雖然不像世俗的統治者一樣擁有軍隊﹐以武力的方式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教皇的教會有無數的僧侶和把持著大量的教會資產﹐而且僧侶豁免於俗世的法律﹐教會收入也不需要向世俗政府交納稅項。在中古時代的歐洲﹐教會包括僧侶處於社會的第一位﹐之後才到世俗的統治者國王﹑貴族最後當然是百姓。教皇對歐洲的君主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可以讓一位神聖羅馬帝國的帝王在雪中罰站﹐沒有經過教皇的授權﹐一切的政治行為都變得不具有合法性。像英王要越海與法國人打仗之前﹐首先要征得教皇的許可﹐這就是‘百年戰爭’ 的開始。因為統治權力只來自‘神’ 而非人﹐教皇就是‘神’ 的代表﹐所以一切要得到‘神’ 的意旨才能成為‘名正言順’。在中古的大黑暗時代﹐宗教裁判所可以對一切被認為反教會的行為和思想進行審訊﹐其中還可以判人以極刑處死。

當時的知識份子主要在《聖經》 裏追尋世界的真理﹐在‘量化思維’ 中有‘主客體’ 分離的模式﹐當對認知物件建立起‘量化概念’ 和‘量化邏輯點’ 後﹐認知物件作的‘主體’ 就可以與以‘量化概念’ 構築的‘客體’分離﹐正如當幾何學與數學在古希臘出現後﹐古希臘人就把對外部空間世界的認知放在幾何學的研究上一樣。同樣﹐當時歐洲的學者也把對《聖經》的研究與對現實世界的研究分離﹐以《聖經》作為更準確認知世界的物件。

        在這一段中古時期﹐宗教對整個歐洲各個層面和角落都充滿著影響力﹐上至政治下到學術文化都無一例外。但這種‘宗教化’ 的日子在歐洲並沒有維持著永久狀態﹐這種狀態最後消失在‘文藝複興’之後﹐整個的過程完全是歐洲人自覺努力之後的結果﹐並不是在外力或外侮的干涉下完成。雖然歐洲出現‘宗教化’ 的現象﹐但是並沒有出現‘政教合一’ 現象﹐這不同於‘回教世界’ 的‘哈裏法’ 制度。在歐洲只有到了英王享利八世時﹐因為英王與羅馬教庭因本身的婚姻問題而割裂﹐在這種分庭抗禮的情況下﹐英王享利八世才自命為英國教區的最高元首﹐在行政上出現某種程度的‘政教合一’ 現象。這個制度雖然維持到現在﹐但這裏的‘政教合一’ 只是國王兼任政府和宗教首領而已﹐絕非由神職人員出任政府中的職位﹐令到政府行政與宗教行政結合。其實在‘量化思維’ 下是不可能出現‘政治’ 和‘宗教’ 職能的混合現象。因為‘量化思維’ 模式講求的是‘量化分解’ 的認知過程﹐在功能上﹐神職與政府公職回異﹐服務的對象也各不相同﹐前者是‘神’ 而後者是‘人’ 。所以‘政教合一’ 的現象在‘大黑暗’ 的中古時代﹐也並沒有出現過﹐世俗的事務總是由世俗的統治者來管理﹐而教會也只管理宗教與教會範圍以內的事情(包括精神與思想世界)。可見﹐作為‘量化思維’產物的‘宗教化’ 現象﹐與我們常見的那種宗教絕對化現象並不一樣。

在宗教干涉學術方面﹐其實也是‘量化思維’ 下舊觀念對理論中的論點所做出的保護行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1473-1543)的‘日心說’ 與希臘哲學家托密勒(Claudius Ptolemy, 85-165)提出的‘地心說’ 之爭﹐義大利科學家伽俐略也因為支持‘日心說’ 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和迫害。其實﹐‘地心說’ 是由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首先提出的﹐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在沒有足夠天文儀器作觀測的情況下﹐根據物理運動的和諧性﹐直觀的認為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一切星體包括太陽在內都圍繞著地球作圓周運動﹐而地球是絕對靜止的。雖然有一些古希臘天文學家發現星體的運動並非如想像中那樣作均速的圓周運動﹐所以他們也曾假設過星體除了繞著大圓周運行名﹐也繞著一個小圓周在運動。所以﹐看上去星體就以橢圓周的方式運動(如下)

哥白尼以大量的天文觀測結果作為基礎﹐發現以‘太陽’ 作為宇宙中心的天體﹐更能清晰簡單的解釋各個行星的運行軌道。不然﹐行星的運動路線會變得複雜和難以掌握。其實兩派學說﹐在今天的相對意識下﹐都沒有對與錯之分﹐只不過‘日心說’ 更能有效方便的對宇宙的現象作解釋罷了。但是在當時還存在‘絕對靜止’ 的觀念下﹐‘日心說’ 與‘地心說’ 就完全不一樣了。教會一向支持‘地心說’ 作為正統的思想理論﹐也是教會徹底反對‘日心說’ 的原因。教會之所以支援‘地心說’ 理論﹐這是考慮到‘人’ 作為‘神’ 的創造物﹐理應得到‘神’ 唯一的寵愛﹐而被置於宇宙的中心﹐這個宇宙的中心就是靜止不動的地球﹐天體包括太陽也必須圍繞著地球運動。於是﹐教會就不能也令人難以接受‘人’ 的地位在‘日心說’ 中﹐被下降到與其他行星一樣﹐必須要繞著太陽轉動。

在‘量化思維’ 的‘量化邏輯’ 裏﹐演繹邏輯法則就是邏輯的根本﹐也就是說﹐如果否定了邏輯的結論—‘人得到神的寵愛而置於宇宙中心’ 。根據‘三段論’ 式的邏輯法則﹐結論錯誤的原因只能歸究於不正確的前提。如果‘前提’ 是‘人為神的造物而得到神的愛’ 而導致‘結論’﹐現在在否定結論的情況下﹐‘前提’的基礎就會出現動搖。在‘量化邏輯’的環環相扣和‘因果’式的邏輯作用下﹐宗教的理論大廈也可能因此而出現動搖。在‘量化思維’ 的意識中﹐為了挽救理論觀點﹐而且又不情願放棄整個命題來作出邏輯讓步的話﹐宗教界只能以行動來反對這套‘日心說’ ﹐威迫伽俐略放棄對‘日心說’ 的支持。但在伽俐略身處的時代﹐已經是‘文藝複興’ 後的年代﹐歐洲人的‘量化思維’ 在獲得新思維工具的情況下﹐對世界的認知已經更進一步﹐並不再是停留在只通過《聖經》來認知世界的方式上。

不過直到今天﹐作為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們仍然相信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不僅如此﹐他們更相信人類的出現是按著《聖經》 所載‘創世論’ 的方式而非科學性的‘進化論’(雖然‘進化論’ 仍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是它的論點通過科學方法的推理而成﹐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生物證據。) 。這種事情也發生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基督教原教旨團體正在企圖通過立法方式把‘創造論’ 或是改良後的‘智力的設計’ 理論與‘進化論’ 一樣﹐ 在普及教育系統中擁有同樣的教學地位。遲至1967年﹐美國的田納西州才推翻禁止教授‘進化論’ 的法案﹐在2002年﹐喬治亞州曾通過允許學校教授包括‘創造論’ 的各種人類起源說的法案。直至現在﹐基督教原教旨團體在美國正醞釀著新一輪的法律攻勢﹐目的就是要用‘創造論’ 對‘進化論’ 取而代之。我們可能很難想像為甚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今天﹐而且還發生在全球科學技術最昌明的美國﹐也不明白為甚麼到現在為止﹐還有一部份(並非小數一部份﹐而是可以左右立法的重要一部份)的西方人在思想上好像仍停留在中世紀﹐企圖在二十一世紀複僻中世紀的思想。雖然‘創世論’理論是中世紀的主流﹐但是一些現代人也嘗試使用‘科學’ 的方法來證明‘創世紀’ 理論﹐這種行為好像是往中世紀的瓶裏灌入二十一世紀的酒﹐不過它的本質還是百分百的‘創造論’ 。現在﹐我們在明白過‘量化思維’ ﹐這種以‘量化概念’ 為根本的思維模式後﹐或許我們就可以理解這種論點背後的思維方式。‘神’ 是一個終極的‘量化概念’ ﹐它是不可分解而且是一切理論的最基本元素﹐如果《聖經》的記載提供到‘神’ 存在的‘確定性’ ﹐同時‘創造論’ 也是《聖經》中有關‘神’ 的其中一部份內容﹐‘創造論’ 的內容提供到‘神’ 存在的重要依據。以‘演釋邏輯’ 來思考﹐如果否定的了‘創造論’ ﹐《聖經》與‘神’ 的‘確定性’ 在思想上將受到質疑﹐這意味著‘量化概念’ 的‘確定性’ 受到動搖。‘量化思維’ 的思維操作依附於‘量化概念’ 上﹐假如‘量化思維’把支撐整個思想理論的基點於在‘量化概念’ 上﹐而‘量化概念’ 的存在性也主要來自‘確定性’ 的話。如果‘確定性’只通過《聖經》的字面來解讀﹐否定‘創造論’ 將會造成這幢理論大廈的倒坍﹐所以‘力挽汪瀾’ 式的行動就可以演變成今天發生在美國為‘創造論’ 爭取‘公平’ 地位的法律官司﹐在昔日也就是‘日心說’ 和‘地心說’ 之爭了。可見﹐這是‘量化思維’ 的一種獨特表現﹐如果我們從‘量化思維’這個角度來看﹐就能清楚明白到在背後導致事情發生的原因了。

        上文提到過歐洲人已經擁有一種新的思維工具﹐ 這就是在‘表記方式’ 方面的突破﹐這是‘數學符號’的使用﹐這種符號的完全定形要等到十七世紀﹐也就是英語已經完全擺脫‘中古英語’ 的時代﹐進入‘現代英語’ 這一簡化英語的階段。在歐洲大陸上的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德語也在經歷了上千年的語言演進獲得簡化﹐在這種簡化語言的影響下﹐單詞中的意素變得更加規範化﹐語格形式從單詞中脫落﹐突顯了單語中的概念﹐單詞因此具有較強的‘符素性’﹐語序形式因而得到進一步的固定﹐固定的語序代替了昔日複雜的語格 。在這種語言演進的大環境下﹐現代的數學符號從十六世紀開始慢慢成長﹐走上了不斷標準化的道路。

        在歐洲的十六世紀﹐正是‘量化思維’以純粹通過《聖經》來解釋外部世界的時代。那時的宗教派學者﹐他們以‘神’ 為‘量化系統’ 中的‘量化概念’﹐以《聖經》的內容作為‘邏輯量化點’ 和通過語言文字作為思維工具﹐以這些作為對世界認知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同時也出現了運用‘數學符號’ 作主要的思維工具和采過‘實驗方式’ 提供對‘量化概念’ ‘確定性’ 的新派學者﹐他們的行為和思想引起了歐洲認知水平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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