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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齊治平—‘象化思維’ 的管理認知 [簡體版]

         人類為群居的動物﹐隨著群居的生活而形成了集體的生活模式。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社會中慢慢出現了國家結構和制度的初型。中華文明開始得十分的早﹐所以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先民在早已成熟的國家環境中﹐就有了考慮如何治理國家的必要性。作為‘象化思維’ 的他們﹐先民只能通過‘象化思維’ 的模式來對這個目標作認知。根據‘象化思維’ ‘循象而行’ 的認知模式﹐認知的開始首先需要建立在現有的‘象化概念’ 上﹐這作為認識的第一步(這就是本書提到的‘象化思維’ 認知模式) ﹐而第二步就是對認知物件的‘取象’ 和之後的‘模擬’。正如﹐本書在論述‘人本哲學’ 的章節中種提到的﹐‘象化思維’ 在認知外部事物的時候﹐選擇了‘人’ 作為‘象化概念’ 作重點的認知﹐因為‘人’ 的行為變化多樣﹐對以行為來揣摸‘人’ 的內心思想沒有一定的‘量化’標準 ﹐這正如道德或情操一樣﹐從來就沒有一個定量的評核單位和標準﹐而‘人’ 的內在思想與情緒同樣也是極為複雜多變﹐這關於‘人’ 的一切資訊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而且也是包羅萬有的資訊。因此瞭解‘人’ 的資訊﹐只能通過‘屬性’ 的描述來概括﹐如同先民說明‘君子’ 與‘小人’ 等概念的手法一樣﹐在《詩經》﹑《易經》與《四書》裏講述的有關概念﹐都沒有一處是完全相同的﹐其中的說明內容也從不使用‘量化’ 的標準﹐而只有對‘特徵’或‘屬性’的描述而已﹐這就令到‘人’ 的資訊在先天上具備了‘象化概念’ 的特徵﹐同時也令到‘象化思維’ 對它存有了認知的興趣﹐或者稱之為思維的‘傾向性’。從實際的生活角度來看﹐最早對‘人’ 的認識總是從最接近自已的人開始﹐這就是個體本身和在身邊的家人﹐這種對自我意識和行為的認知﹐還有對家人的接觸和在家庭中生活的經驗﹐就當然的成為了現有的‘象化概念’ ﹐‘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就可以通過這種現有的‘象化概念’ ﹐例如是‘人’ 或‘家’ 來‘模擬’ 認知新事物﹐甚至是‘國’ 與‘天下’ ﹐‘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最後決定了認知的結論。

        在正式出現第一本有關治國理論的著作—《大學》之前﹐先民已經對‘人本哲學’ 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有關‘象化概念’ 中‘君子’ 的概念也已在《詩經》中反復出現。‘象化思維’ 就可以本著現有的‘象化概念’ ﹐開始對治國方式進行認知了﹐然後把認知的結果寫進這本有關治國的首部專著—《大學》中去。以下是通過‘象化符號系統’ 說明‘象化思維’ 的認知過程﹕

由以上的過程可見﹐‘象化思維’ 從基本概念‘人’ 出發﹐以‘取象模擬’ 的方式﹐對‘家’ ﹑‘國’ ﹑‘天下’ 進行認知(‘天下’概念指的是當時‘周朝’ 的國土﹐也是諸候國之間的‘國際’ 環境﹐後來就指以‘中華’ 居中與四方‘夷狄’構成的世界’ ﹐這個‘天下’ 概念從來沒有‘量化’ 的定義﹐只有特徵上的描述﹐為‘象化思維’ 的產物﹐同樣具備了不折不扣的‘象化概念’ 特性﹐對‘天下’ 概念請參看專章。)﹐這也就是‘象化三段論’ 的推導結論。在以‘象化概念’ 之間模擬而來的‘共同屬性’ ﹐這就是對‘資源’ 的管理性﹐這裏的‘資源’ 在‘人﹑家﹑國﹑天下’ 裏有不同的所指﹐但具有共通之處。在‘人’ 身上的‘資源’ 就是‘四肢五官’ ﹐通過大腦的指使﹐人可以作出各種的言語行為﹐但要令自己的行為得體且符合社會的標準﹐這就是‘管理’ 這些人身‘資源’ 的學問﹐所以大腦對‘四肢五官’ 就具備了‘管理性’ 和‘管理’ 的必要﹐而且‘四肢五官’ 與生俱來﹐這是人生命中接觸到的第一種可以‘管理’ 的資源﹐對這本能的經驗也就成為了現有的‘象化概念’ ﹐作為認知的基礎。同樣﹐當人長大並成家立室後﹐自已就成為一家之主﹐在‘家’ 裏就有了可管理的‘資源’ ﹐這就是需要孝敬的父母﹑友愛的兄弟﹐所愛的妻妾﹑兒女﹑呼使的傭人等﹐這就是人生第二階段的管理經驗﹔如果有幸入仕為官﹐手下就有了要管理的政務和人事﹐對上也有效忠的君主﹐這就是治國的‘資源’ 管理﹔最後﹐政務擴大﹐這就是進入了‘天下’ 的階段。

由此﹐以‘象化推演’ 可以到的結論就是﹐既然‘天下’ 是‘國’ 的放大﹐‘國’ 又來自‘家’ ﹑最後‘家’ 的概念也由‘人’ 而模擬生成。所以對於‘天下’ ‘資源’的管理—平天下﹐就是從對國家‘資源’ 的管理—治國開始﹐‘治國’ 中也應以‘齊家’ 作為準備功夫﹐而要做好‘齊家’ 的‘資源’ 管理﹐最後就要歸根到對自已本身的約束與管理﹐即‘修身’ 。這‘修齊治平’ 的觀點就通過‘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從‘象化概念’‘人’ 作為認知的開始﹐然後總結出‘人’ 也具備了‘家﹑國﹑天下’ 的所有‘屬性’ ﹐根據‘象化三段論’ 的推導模式﹐這就是說‘家﹑國﹑天下’ 概念的理據在於‘人’ 的概念﹐前三者也是由‘人’ 所推導而成。因此﹐‘象化思維’ 就確認‘修身’ 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最根本學問﹐而這個‘修身’ 的學問就是儒家所講的‘內聖’ ﹐‘內聖’ 的成就就可以‘外王’ —這是政治領域上的學問﹐也就是‘治國平天下’ 的內容。可見﹐儒家推崇至極的個人境界—‘內聖外王’ 也就在‘修齊治平’ 的功夫上﹐所以對‘修齊治平’ 的內容﹐《大學》有雲﹕

古 之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者 , 先 其 國 ; 欲 其 國 者 , 先 其 家 ; 欲 其 家 者 , 先 其 身 ; 欲 其 身 者 , 先 正 其 心 ; 欲 正 其 心 者 , 先 誠 其 意 ; 欲 誠 其 意 者 , 先 致 其 知 。 致 知 在 格 物 。

物 格 而 後 知 至 , 知 至 而 後 意 誠 , 意 誠 而 後 心 正 , 心 正 而 後 身 , 身 而 後 家 , 家 而 後 國 。 國 而 後 天 下

此 謂 身 不 , 不 可 以 其 家 。 

所 謂 國 , 必 先 其 家 者 , 其 家 不 可 教 , 而 能 教 人 者 無 之 。 故 君 子 不 出 家 而 成 教 于 國 。 孝 者 ,

所 以 事 君 也 。 弟 者 , 所 以 事 長 也 。 慈 者 , 所 以 使 眾 也 。 

此 謂 國 , 在 其 家 。

所 謂 天 下 , 在 其 國 者 , 上 老 老 而 民 興 孝 , 上 長 長 而 民 興 弟 , 上 恤 孤 而 民 不 倍 , 是 以 君 子 有 絜 矩

之 道 也 。 

從‘人’ 的概念開始﹐直至認知到‘治國﹑平天下’ 這些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而得到了以‘修身’ 作為基本功夫的做法﹐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象化思維’ 認知模式把本身和身邊的經驗﹐作為現有的‘象化概念’ 來認知未知的物件﹐因此出現了以‘人’ 和‘家’ 這些本能和親身經驗來認識‘國’ 和‘天下’ 的情況﹐還有在認識可‘量化’ 的公共事務時﹐以‘循象而行’ 的認知方式﹐把‘象化概念’ 的‘人’ 作為了基本概念﹐從而推演出以個人道德修養作為治國政治的核心﹐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只是對‘人’ 與‘家’的模擬推演。對‘象化思維’ 的認知結論﹐我們看出了其中的‘合理性’ 和‘因果性’ ﹐它的‘合理性’ 是因為這種認知結論完全符合‘象化思維’ 的思維模式﹐‘象化思維’ 的‘因’ ﹐結出了‘個人道德’ 治‘天下’的‘果’﹐‘人’ 和人的‘道德’都是‘象化概念’ 的最佳素材﹐完全配合到‘象化思維’ ‘循象而行’的思維操作﹐法律條文的本身就是‘量化’ 的概念和邏輯點﹐這就並非‘象化思維’ 的所長﹐所以‘象化思維’ 也就以已之所長—‘道德’ ﹐取代並沒有思維傾向性的‘法律’ 行為﹐因此就有‘以德治國’ 的理論。這種以‘國’ 作為‘家’ 放大形式的認知觀點﹐也令到解決‘國’內的問題可以通過‘齊家’ 的方式來完成。所以﹐對‘國’ 而言的‘法’ 與‘刑’ ﹐也成為了不太重要和不受重視的‘治國’ 方式﹐於是也就產生出中國歷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德代刑’的現象﹐而‘法制’ 思想也無從彰顯了。

除此之外﹐對涉及到有關公眾意識的範圍﹐在這種模式的理解下﹐也只不過是‘個人’ 乃至‘家庭’ 的延伸﹐所以也就不需要有‘公共道德’這種觀念﹐個人與家庭中的‘私德’ 同樣適用于作為‘個人’ 與‘家庭’ 延長的公共領域。於是﹐傳統的‘象化思維’ 社會也只重‘人本哲學’ 所講的‘私德’ 而無‘公德’ 可言。因此﹐個人的行為就算在公共場所中﹐也表現得像在自己的‘家’ 裏一樣﹐因為社會也有家庭的屬性﹐同時社會與個體本身也有‘互屬性’ 的存在﹐所以在社會環境中隨意的表現‘自我’ 行為也可以在思維層面上成立﹐在沒有‘公德’ 思想的規範下﹐個人對於肢體行為的‘管理’在公共場合中也可以變得隨意。因此﹐作為小孩子可以在街上大聲豪哭而沒有家長的干涉﹐成年人也可以隨地吐痰﹑丟垃圾﹐甚至插隊打尖﹐總之可以表現出在‘家’ 裏的隨意和做出不受他人約束(旁若無人)的行為﹐因為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大範圍的‘人(個體本身) 和‘家’ 而已。對於插隊打尖而言﹐有教養的傳統‘君子’ 可能不會做出這種行為﹐這是基於‘私德’ 中的‘謙() 讓之心’ ﹐但是這種謙讓可能僅限於對‘自己人’ 或熟人的行為(這是個人的‘布象’ 行為﹐請詳見專章。) 。就算這種‘私德’ 行為也用在對待其他陌生人身上﹐不過很肯定的是﹐這種行為並不是建立在清楚界定社會上各人獨立均等的權利意識上﹐而這種意識才屬於‘公德’ 的範圍﹐這也就是‘私德’ 與‘公德’ 的分野。

以上論述了社會和國家範圍中的行為﹐至於較小範圍的‘公司’ 團體﹐也成為了‘家’ 的一種﹐同時也以‘齊家’ 標準來 管理‘公司’ ﹐因為傳統的生意往往以家族或家庭形式來經營。在‘象化思維’ 的模式下﹐就以‘家’ 對‘公司’ 作‘模擬’ 認知﹐然後把‘家’ 與‘公司’ 類同在一起﹐所以‘修齊治平’ 中沒有提及‘公司’ 或顧傭關係這一環﹐因為它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家’ 。但是試問傳統做生意的模式﹐在東西方社會中誰不是由家族生意幹起的呢﹐而自已的親人朋友往往在開始經營時﹐也可能是公司的一份子﹐但是西方卻能發展出現代經營的模式﹐如信託制度﹑公司法規﹑勞工法等‘量化’ 的制度和條文﹐而‘象化思維’ 只能夠在傳統上維持‘家庭’ 式的經營模式。因為‘公司’ 老闆就是‘一家之主’ ﹐顧員就是作為晚輩的家庭成員﹐一個傳統的好老闆總是一位‘好家長’ ﹐對顧員有如對家人一樣的關心和照料﹐中小型的老闆和顧員往往同枱進餐﹐更加表現出‘同一屋簷下’ 的家庭溫曖。在這種情況下﹐既然顧傭關係被理解為‘家人’ 關係﹐解決顧傭糾紛的方式﹐就只能使用關起門來與家人解決問題的方式。因此﹐西方式的公司制度﹑勞工法規和契約行為(這些是‘量化’ 的資訊﹐也不是‘循象而行’ 的基礎)在這種認知條件下也無法發展和形成。以‘家人’ 的方式解決顧傭或者合夥經營之間的問題﹐在前者中其實只會助長了‘剝削’ 的機會﹐在後者裏往往就會發生利潤糾紛或管理衝突的情況﹐就算在‘家和萬是興’ 的氣氛下﹐最後也會造成顧員或合夥人之間的離心傾向﹐在無形中限制了‘家公司’ 的發展規模。所以﹐公司規模的擴大與發展從根本上﹐就需要建立在內部健全的規章制度上﹐而‘齊家’ 的管理模式就限制了‘象化思維’ 的公司規模。所以對於‘象化思維’來說﹐最理想的‘公司’ 模式總是‘夫妻’ 或‘父子’ 式的經營﹐因為這樣只需要‘齊家’ 的管理方式就可以﹐‘家人’ 之間也凡事‘好商量’。

除此之外﹐在認可了‘人’(個人) 對‘家﹑國﹑天下’ 的擴張和覆蓋後﹐從而使‘人’帶有了後三者的屬性關係﹐於是總結出自我‘修身’ 就是將來‘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起點﹐這樣也在無形中強調了個人自我的重要性﹐將來‘治國’‘平天下’的重任也反過來系於一已之身上﹐這正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說明了‘象化思維’ 在‘人(個人觀念)’概念上的擴張性﹐不僅概括了家庭﹐甚至可擴展至包含公共利益的‘國家天下’ 環境﹐由此可見‘象化思維’ 模式為個人‘自我’ 澎漲提供了背景成因。在本書對其他‘象化概念’ 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象化思維’ 的‘自我’ 澎漲性—‘我王’ 思想﹐這與我們在歷史和生活上所見所聞﹐有關中國人的現象十分吻合﹐其行為的背後就是‘象化思維’ 模式的操作。請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注意這方面的論述。

        既然‘象化思維’ 把‘治國﹑平天下’ 的學問﹐完全建築在個人的‘修身﹑齊家’ 上﹐這樣整個認知的重點就落到‘修身﹑齊家’ 的道德內容中﹐以‘修身﹑齊家’ 的學問來達到‘治國﹑平天下’ 的目的﹐這種思維模式又能發展出怎樣的治國模式呢﹖關於這個問題﹐就讓我們一起來閱讀下一章的內容﹕三綱五倫—治國的‘布象’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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