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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功名-官﹕[繁體版]

既然‘君为臣纲’ ﹐君主是天下臣民的表率﹐但是君主处于权力的最高层﹐位于深宫之内高墙之后﹐只有一班京官才有机会一睹龙颜﹐而其它人只能从君主向天下人发报的诏书中﹐领略到君主本人的存在﹐这样以‘君’ 为纲的‘循象’ 作用就并不能真正下达到天下臣民的眼前了。于是﹐根据相同的‘布象’ 逻辑﹐统治者就必须要树立其它的‘人间象’ 作为普罗百姓可因循的对象﹐作为‘道德’ 之‘象’与‘君主’ 之‘象’的延长﹐这就是读书人和以读书人组成的官员集团。古时的地方行政架构由最上层的省﹑府﹑州到最下层的县﹐至于县以下的乡和村等﹐也就无法设置国家行政机构﹐但是这些零散的乡村却是组成国家的最基本单位和根本﹐也就有‘布象’ 的必要性。为了能令当地百姓可‘循象而行’ ﹐在百姓间就有必要树立起统治者认可的‘人间象’﹐统治者的天下就可以在百姓行为得到教导和正当指引下稳固下来。

在科举出现之前的汉代﹐就有‘举察’ 制度﹐其中推举‘孝廉’ 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具有孝德和办事廉明’ 之意﹐这完全符号‘象化思维’ 以‘道德’ 为‘象化概念’﹐‘以德治天下’ 的模式﹐这些‘孝廉’都由当地的大族豪绅推举﹐最后也成为大族豪绅垄断的名额﹐沦落为大族豪绅间的私相授受。后来到了唐代﹐科举取仕的出现令到读书人有了通过读书考试而进身仕途的机会。考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的称为‘童生’ ﹐童生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国家的文件名册中﹐考试通过的可称为‘生员’(秀才) ﹐生员再参加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乡试’ ﹐如果通过就成了‘举人’ ﹐举人再可以参加京城的‘会试’ ﹐合格后成为‘贡士’ ﹐最后可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 ﹐这样就有机会成为进士或最高荣誉的‘状元’ 。考过乡试的‘ 举人’ 就可以授予知县的官职﹐至于进士的也就可以授予更高的官衔﹐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可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国家官员的起码途径。就算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只要有‘秀才’头衔﹐就已经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功名’ 身份﹐但在所有颁授的奖励当中﹐从来就没有实际的金钱利益﹐因为道德高尚之人应该视金钱利益如无物﹐只有以追求更高道德境界作为目标的‘君子’﹐才可能成为天下百姓的模范﹐而并不是鼓励‘唯利是图’ 的‘歪风’。因此﹐考取功名后从国家那里换到的将会是‘低薪’ 的官职﹐‘减法式’ 的特权和褒扬父母的荣耀。这‘减法式’ 的特权表现在‘打官司’ 的时候﹐有功名在身的不需要像其它百姓一样下跪回话﹐也不得上刑﹐除非先把功名格去﹐没有大事的情况下﹐不会随便受到官府的传讯﹐那官府对功名之士的态度自然也平等与和气多了﹐不像对待平常百姓的口吻﹐这里的‘减法式’ 也就是指这些可免去‘皮肉苦’ 和‘侮辱人格’ 的‘特权’ ﹐这也可显出了功名的价值所在。除此﹐如果某些取得举人功名的人士﹐不愿接受朝庭的官职﹐也可以转封予此人的妻子与祖宗三代﹐就连原有祖先墓碑﹐也可以换过一个冠了‘诰命’ 头衔的新墓碑和墓铬志﹐其荣耀随着所立的墓碑共存﹐永远受到后世子孙的膜拜﹐这就是褒扬父母亲人的荣耀。

当时的百姓﹐大部份为目不识丁之人﹐所以一旦有文字或礼仪方面的事情﹐也要请当地的秀才或有功名之士﹐旦凡喜兴仪式就绝不能席上缺‘秀才’ ﹐秀才读书人受到当地百姓的尊崇也由此可见﹐这完全出于实际的需要和国家的推动。按功利角度而言﹐因为读书人是百姓中唯一知书识礼之人﹐很多文书和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需要读书人的帮忙﹔按社会权威而论﹐朝庭把功名授予了读书人﹐他们得到朝庭的认可而成为了圣贤道德的化身﹐作为百姓间的道德楷模﹐读者人身上的功名作为朝庭对这种道德光环的肯定﹐而且也具有了百姓所没有的‘特权’ ﹐以上两点都是读书人与普通百姓的明显分别﹐也是后者对前者尊崇有加的原因。

这些在地方乡间的读书人﹐就是朝庭对最基层百姓所‘布’ 的‘象’ ﹐乡间百姓就可以从这些走在自己身边的‘人间象’ 的言行中领略道德教化﹐然后‘循象而行’ 。读书人一朝入仕为官﹐他们就成为了地方上的‘父母官’ ﹐管理一县的政务﹐对百姓拥有无上的权威﹐集行政﹑司法﹑税务和法律解释权于一身。象化思维 的百姓与统治者在认知这些地方官时﹐就从现有的象化概念着手﹐也就是从父母 与‘子女’的概念开始﹐这是象化思维 一贯的认知模式﹐就把认知对象地方官与‘民’ 的关系与父母与‘子女’ 作‘类比’(如下图) ﹐这样就可以得到

‘官’ 中具有‘父母’ 的属性﹐所以要视‘地方官’ 如‘父母’ 这样的结论。这说明‘地方官’有家长式的权威﹐对百姓照顾也应如父母般呵护﹐而百姓对他们就如同对父母一样的尊敬。‘父母官’ 在道理上应视民如‘子女’﹐但往往对百姓也如‘荷责’ 家中的‘子女’ 一般‘肆无忌惮’ ﹐对‘子女’ 也予取予求﹐毫无顾忌﹔作为‘子女’ 的百姓也只能对‘父母官’ 的权威行为哑忍而不作声﹐表现出的往往只是‘子女’ 的‘顺从’ 而不是西方式的‘公民性’。原本是管治与被管治的关系﹐在‘象化思维’ 下也以‘伦常’ 的角度作认知并执行﹐这样公共行政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而无从发展﹐但公共行政架构在西方却是国家制度化建设中的重要一部份。

地方官其实也是读书人出身的﹐只不过有了朝庭的授命而成为官员﹐具有管理政务的行政功能。但他们作为‘人间象’ ﹐即作为‘道德化身’ 与‘伦常父母’ 的功能﹐在统治者的构想中﹐要比他们负有的‘行政功能’来得重要﹐因为‘象化思维’ 的思维基础为‘象化概念’ 而非‘量化’ 的政策条文﹐只要地方官尽好‘父母’ 的本份﹐就能‘以德服人’ ﹐搞好与地方的关系﹐做到如同父母爱子女般亲民﹐与其它在当地的读书人一起做好表率工作﹐很多纠纷和问题自然就可以化解﹐天下也就自然太平。因为官员就是这种体现‘道德’ 的‘人间象’ ﹐为了强调道德胜过利益的美德﹐所以他们在职的薪俸也要压到最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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