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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 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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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情’ [簡體版]

        話又說回頭﹐當‘象化思維’有了在社會上建立‘互屬性’ 人際關係的結論後﹐就如上文提到的方式﹐以提供對方利益的做法來實現﹐這個利益包括一個行動上的幫忙或方便﹑請客送禮﹑贈送金錢甚至‘送人’(聯姻方式)等方式。只要對方接受﹐‘我’ 與‘對方’ 的‘互屬性’ ﹐就可以從那時開始建立起來。有了人際間的‘互屬性’ ﹐自然就增加了‘有求必應’ 的機會。這種通過授受利益來建立‘互屬性’ 的方式﹐最壞的情況就是‘賄賂’ ﹐因為這是刑事罪行﹐在哪個時代和哪個地區中﹐‘賄賂’基本上都是非法的行為﹐這無疑是人類一種為求達到目的的普遍行為。

讀到這裏﹐讀者可能會想﹐其實筆者所說的‘利益授受’ 也只是一種人類的共同行為方式﹐其本質就是‘賄賂’ ﹐這樣看來似乎並非是‘象化思維’ 專有的產物。沒錯﹐‘賄賂’ 行為並非是‘象化思維’ 特有的﹐但是行為背後的思維基礎—‘互屬性’ 卻是‘象化思維’ 的產物﹐所以筆者一直強調的是‘互屬性’ 或更中國化的術語—‘做人情’ ﹐而非‘賄賂’行為 。一般而言的‘賄賂’ ﹐就是‘利益授受’ ﹐‘利益’ 的出發點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和物件﹐一定是先有了明確的‘目的’ 然後才有‘對象’﹐ 再根據所要求交換的‘利益’ 提供‘合理’ 的利益給予‘對方’ 。例如某人需要一張通行證﹐有了這個目的後﹐他就鎖定簽發通行證的人為‘物件’ ﹐然後根據‘市場’ 的‘價格’ ﹐給予‘對方’ 交換的‘利益’ ﹐對方可能做出討價還價的動作﹐經過一番打交道後﹐雙方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後成交﹐這種‘賄賂’ 是人類的普遍方式﹐這是在全世界都可以發生的事情。因為它的本質是一種的‘交易’ ﹐一種以金錢利益交換權力利益的生意交易 ﹐所以‘賄賂’ 有如‘交易’ 一樣有確定的‘目的’ 與有的放矢的‘對象’ ﹐也有合理的‘價格’ ﹐交易雙方的關係只出現在‘交易’ 的時候﹐一旦‘交易’ 完成﹐雙方之間就再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大家都滿足於交易的結果﹐至於下一單的交易就是下一輪的關係與另一個的操作過程﹐前後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可能與同一個人交易做多了﹐也有一定的‘打折’ ﹐但這也是‘純粹’ 的‘交易行為’ 而己。在‘象化思維’ 中也有這樣的交易﹐但如果以‘交易’ 方式理解後面的思維基礎 ﹐這就並不準確了﹐而只有‘互屬性’ 才能對出現在‘象化思維’ 社會中的現象﹐作出普遍而準確的解釋。因為﹐以建立‘互屬性’ 為目的的行為﹐有以下特點﹕

*         沒有明確的‘目的’

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中有一種‘吃小虧占大便宜’ 的行為﹐這種人在表面上樂於助人﹐有求(行動的幫忙) 必應﹐甚至乎被其他人任意使喚﹐或者他人以‘不對等’ 的利益換取了他的利益﹐這種人也‘心照而不宣’ ﹐這種人‘吃小虧’ 的行為給予了其他人很多的利益﹐對方也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了﹐這樣‘吃小虧’ 的行為就可以通過了‘利益授受’ 的方式建立起人際間的‘互屬性’ 。但是顯然的是﹐這種‘互屬性’ 在當時沒有明確的‘目的’ ﹐授予者也不能肯定的說出這個利益要交換甚麼對等的利益﹐因為沒有明確指出﹐受益者也不能保證有任何的利益可供交換﹐但是這並非是授益者所關心的﹐他的目標只是建立‘互屬性’ 。日後﹐有了這‘互屬性’ 為基礎﹐‘吃小虧’ 者就可以根據當時的需要提出明確的要求 ﹐作為‘互屬’ 的對方﹐根據‘象化思維’ 的原則﹐就需要交出所謂的‘大便宜’ 作為回敬﹐但是正如父親向兒子要錢一樣﹐兒子不一定要按要求交出那個數目的金錢﹐不給或少給也不是犯法的事情﹐俗語雲﹕‘給是人情﹐不給也是道理’ 。不過﹐作為‘象化思維’ 的雙方﹐都持有相同的思維模式﹐在雙方‘知已知彼’ 的情況下﹐‘吃小虧’ 者還是一心的‘吃他的小虧’ ﹐如同‘漁翁撒網’ 一樣﹐總有給他‘吃虧’的人會在日後回敬以‘大便宜’

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中﹐在地方或部門的新官走馬上任﹐地方上的鄉紳土豪或是部門的下屬﹐也就會以不同名目的方式主動給予新任的官員以禮物或者幫忙﹐這是‘搞好關係’ 的做法﹐也就是建立人際間的‘互屬性’ 。但是這些授予的利益卻沒有針對某一個明確的目的而來﹐說實在的只是看上了新官手中的‘權力’﹐使用‘互屬性’ 的方法就體現出‘象化思維’ 的‘遠見’ 。可能作為地方鄉紳或下屬一直到這位新官離任為止﹐一次也沒有提出過任何明確的‘目的’ 要求﹐但是作為‘象化思維’ 的理解﹐這絕不是吃虧。因為‘互屬性’ 保證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在思維意識上令到自已如同生活在‘家庭’ 環境一樣﹐這是一個有保障的天地﹐因為對方也持有‘象化思維’ 模式﹐接受過利益就是對‘互屬性’ 的肯定﹐日後也一定會有相應的行動來體現這種‘互屬性’ 關係﹐就像親人在我們有需要時總會伸出援手一樣﹐最起碼這是一種堅定的‘信仰’ ﹑心理上的‘利益’。

在昔日的官場上﹐地方的高官有來自下屬官員對他的利益‘孝敬’﹐這是一種對彼此‘互屬性’作週期性加強的方式﹐其中的名目只是給高官慶祝節日和拜夀﹐稱為‘三節兩壽’ ﹐‘三節’為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是‘本人的生日’ 與‘夫人的生日’ 。這些送利益的行動完全被包裝成正當名目﹐從來沒有提到任何的利益交換﹐只是建立‘象化思維’ 的‘互屬性’ 而已﹐官員們只有在這樣‘家庭’ 式的官場中生活﹐才可以獲得‘安全感’ 的滿足。至於對京官方面﹐同樣的形式﹐但換過名目﹐稱為冬天的‘碳敬’ ﹐夏天的‘冰敬’ ﹐離京的‘別敬’ 。正如俗語所言的﹐‘朝中有人好作官’ ﹐與統治神經中樞裏的人士建立起‘互屬性’ ﹐帶來的就一定是很大的‘安全感’ 。如果京裏派欽差到地方﹐這也是建立‘互屬性’ 的絕好時機﹐所以就有了‘欽差費’ 這回事 ﹐內容只及風月吃喝﹐也從來沒有提到過任何明確的‘目的’。 如果高官發生了麻煩﹐在下麵的人員也會在高官還沒有提出要求之前﹐就主動把事情擺平了﹐這也是建立‘互屬性’關係的方法之一

還有一個社會現象﹐這就是在一些人在執行他們職責範圍內的工作之前﹐‘象化思維’ 會首先主動的與他們建立起‘互屬性’ ﹐方式是授予‘利益’ ﹐其中也沒有宣明具體‘目的’。例如﹐對到家中裝電話或裝修的工人﹐家裏的主人會主動讓他們吃好喝好或封過紅包後﹐才讓他們動手工作﹐這些利益是沒有‘明確’ 針對性的﹐但是作為‘象化思維’ 雙方的理解是﹐‘互屬性’ 建立後﹐做起事情來就應該像為家人做事一樣﹐加多些汗水和認真的態度﹐但這一切的邏輯過程都不見於言語與合約檔上﹐如同‘父子’ 之間的權利義務﹐從沒有落於文字一樣﹐一切在共同的思維模式下‘心照不宣’ 。但事情有時可能也只是‘一廂情願’ 而已﹐例如發生在清末年間在福建的情況﹐當時海面上海盜橫行﹐嚴重威脅海上漁民和商人的利益﹐對此當地官府水師也沒有履行出海剿盜的職責。於是﹐‘象化思維’ 的商人漁民也就各自集資﹐以‘贊助’ 形式‘補貼’ 當地水師﹐沒有‘明確’ 說明其中的‘目的’ ﹐但意思就是要求他們幹點活﹐保障商人漁民海上航行的安全。開始時﹐水師是做了點事情﹐情況獲得好轉﹐但到了後來﹐因為人性中的貪婪與畏死 ﹐水師也不再出海幹活了﹐而且要價更高。於是﹐商人只好付錢給洋人水師﹐洋人水師做事可就賣力﹐甚至有一個洋水兵在與海盜的炮戰中受傷。從此事可見﹐沒有明確‘目的’ 為核心的‘互屬性’ ﹐如果在一方‘耍賴’的情況下﹐就算‘互屬’ 也沒有兌現的利益﹐但是‘量化思維’ 的洋人卻以交易的方式對待事件﹐由始至終貫徹了其中的權利與義務。

*         ‘對象’ 呈非單一性﹐沒有清晰的‘物件’ 目標﹕

在‘交易’ 中的對像是清晰和單一的﹐交易‘物件’就是直接提供利益的人﹐只有能夠提供交換利益的人才能夠成為收受利益的對象。但是在‘象化思維’ 的‘互屬性’關係上﹐建立‘關係’ 的物件往往並非單一化﹐可能包括了核心物件身邊的人。在‘象化思維’ 的送禮遊戲中﹐如官場上的‘三節兩壽’ ﹐裏面的利益也包括了提供給官員衙門和家中看門人的‘門敬’ 或‘門包’ ﹑跟從役吏的‘跟敬’ 等﹐總之就是‘上下打點’﹐ 鋪開天羅地網式的‘互屬性’ 。但是﹐這周邊的‘互屬性’ 並非直接建立在核心的物件上﹐這樣有必要嗎﹖絕對是有的﹐以‘象化思維’ 模式考慮﹐這是正確的做法﹐其中的思維根據只有通過‘象化符號系統’才能說明清楚﹐如下﹕

在‘象化思維’ 的理解中﹐‘高官’ 這個概念是一個‘象化概念’ ﹐這個概念與‘周圍人等’ 存在著‘隱形’ 的‘互屬性’ ﹐所以‘高官’ 並非一個獨立的個人而是一個‘面’ 或‘象’ 的概念﹐要能與他建立起立體全面的‘互屬性’ ﹐就必須對他的‘周圍人等’ 也要一起打點了。這種認知不僅成立於‘象化思維’ 的思想模式裏﹐而且也可以通過實際的生活經驗作為驗證。雖然‘看門人’ 或‘師爺’ ‘役吏’ 等不能直接影響高官處理的政務﹐但他們的合作可以加快辦事的效率﹐例如在遞交檔時可以幫你‘打尖’ ﹐通傳時可以加快速度﹐又或是把衙門內的資訊向你透露一點﹐令你掌握更多可供參考的資料﹐這些對辦起事來都顯得很重要。反之﹐如果開罪了他們﹐他們可能在事情上做些手腳﹐這樣事情可能就會辦‘砸’ 了。可見﹐現實的經驗為這種全方位的‘互屬性’ 提供了可行性﹐也就是事實的根據 ﹐印證出‘結論’ 的正確性。所以﹐這就成了‘象化思維’ 辨事的一種獨特模式。建立‘互屬性’ 時最好連與核心物件有‘互屬性’關係的個體也要一起‘打點’ ﹐這樣才能達到‘互屬性’ 的極大化﹐至於其中的個體是否真能為自已做到點甚麼﹐這就不是‘象化思維’注重的問題﹐‘象化思維’ 注重的是建立‘互屬性’ 而已。

*         授受利益的‘不對等性’﹕

說到‘對等性’ 的問題﹐這已經是一個量化的概念﹐只有量化後才能判斷是否對等﹐按照市場的價格﹐一元可以買兩隻雞蛋﹐這就是對等的﹐一元可以買一個麵包﹐那樣一個麵包與兩隻雞蛋也是對等的。但是‘象化思維’ 中處理的主要是‘象化概念’ ﹐這就沒有‘量化’ 數量的對等標準。因此﹐在建立和加固‘互屬性’關係中的‘利益’ ﹐因為也是一個‘象化概念’ ﹐所以也就沒有與其他‘象化概念’ 作比較的絕對標準。例如﹐‘同鄉關係’ 令到兩個人建立起‘互屬性’ ﹐自已作為對方的‘同鄉’﹐應該給對方行多少的方便呢﹖或者是否應該如對方要求的那樣提供這份利益呢﹖這的確是一個在‘象化思維’ 範圍內﹐很難通過計量後回答的問題﹐所以乾脆就別‘斤斤計較’ 了。‘吃小虧占大便宜’ 的做法也是一樣﹐付出很少的東西與他人建立起‘互屬性’ ﹐一旦有需要時﹐就可以提出實利的要求﹐既然雙方是‘互屬’ ﹐這種關係大家也承認﹐那樣就應該回敬一下﹐作為進一步加固‘互屬性’ 的行為。至於﹐想要比較將要付出的利益與之前得到利益是否對等﹐在‘象化思維’ 的模式下﹐也無法求得絕對的答案﹐令雙方建立起‘互屬性’ 關係的‘共同屬性’ ﹐例如是‘同鄉關係’ 或是‘請客送禮(授受利益)’等﹐在‘象化思維’的操作(理解)下﹐它們都是一些隻具有‘屬性’資訊的‘象化概念’﹐在先天上就沒有可以對此計量的‘量化’ 標準﹐反正對‘象化思維’的‘循象而行’而言﹐‘互屬性’才是主要的循行物件﹐也是最終的目的﹐其他有關‘量化’ 的問題也就不必多問了﹐其實也很難計較。

因此﹐如果雙方有過一段‘哥們式’ 的關係或友誼﹐在‘互屬性’ 下﹐對方的事就成了自已的事情﹐兩者‘榮辱與共’﹐這就產生了‘象化思維’ 模式的‘俠義情懷’ ﹐這種‘互屬性’ 換個叫法就是‘義氣’ 。因此﹐在‘象化思維’ 的歷史裏﹐由古到今出現了無數的‘結拜(拜把) 行為’ ﹐產生無數的‘異姓兄弟’ 。又因為‘互屬性’關係下的‘利益’ 不能對等﹐所以‘象化思維’ 往往把政治利益掩埋在‘異姓兄弟’ 的‘互屬性’ 下﹐‘拜把’ 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總是多見於政治團體內﹐古有‘劉關張’ 的‘桃園結義’ ﹐到清代﹐也見於‘反清複明’ 為宗旨的‘天地會’ 中﹐到了民國時期﹐還有蔣介石(中正) 與張學良﹑李宗仁和馮玉祥這些軍政人物的結義﹐蔣介石還兩次向汪精衛提出‘拜把’的請求﹐但皆不果。除了‘異姓兄弟’ 的關係外﹐‘象化思維’ 下的‘同姓’ 關係也具有‘互屬性’ ﹐因為只有家人或同鄉之間才會擁有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姓氏也意味著共同的祖先﹐所以俗語雲﹕‘同姓三分親’ ﹐也認為同姓的人士最起碼‘五百年前是一家’ 的﹐所以‘姓氏’ 也是建立‘互屬性’ 的方式之一﹐這就是‘賜國姓’ 現象。這種現象也是出於純粹的政治目的﹐君主對臣下以賜‘國姓’ 的方式來褒獎臣下並建立彼此之間的‘家人’ 關係。因為君主的姓氏已經是一個帶上神聖意義的‘象化概念’ ﹐因此對有功的臣民可以賜‘國姓’ 以示嘉獎﹐‘國姓’ 已經‘象化’ 成為了一面‘獎牌’ ﹐君主利用這面的‘獎牌’作為‘橋樑’ 來建立與臣下的家人式‘互屬性’ ﹐不僅可以作為‘禮物’ 一樣褒獎臣下﹐更重要是以這種‘家人’ 式的關係來攏絡臣下的忠心﹐君主與臣下既然已成一家﹐也是‘自已人’ ﹐臣下對君主的效命就應該如同為自己的家人一樣的賣力了。例如在明末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鄭成功就被賜‘國姓’ —朱(如下)

擁有強大國力的君主往往喜觀‘賜姓’ ﹐所以‘劉’ 作為‘漢’ 朝的國姓和‘李’ 作為‘唐’ 朝的國姓﹐它們因為‘賜姓’ 行為而成為中國姓氏中的大姓﹐為了形容‘李’ 姓人口之眾﹐俗語中就有‘天下李’ 的說法。在漢代﹐很多匈奴人歸順漢朝後被當時的君主賜姓‘劉’ ﹐到西晉末年的‘五胡亂華’ 時期﹐匈奴人劉淵建 ‘漢’ 稱王﹐看來他也真的視自已為漢朝宗室的一分子而要重振家人聲威了。

在請客送禮方面﹐如果對方把酒吃了﹑把禮收下﹐這就說明‘互屬性’ 在受到雙方承認之下建立起來﹐之後如有進一步的要求﹐那就算出讓一些重要權力也是應該的。因為沒有對等的計量標準﹐所以只能是有求必應。假如﹐一方預測到另一方在請酒和送禮背後的企圖﹐同時認為這個企圖不可接受﹐‘象化思維’的做法就是萬萬不能吃那頓酒或接納禮物﹐只有這樣才能劃出最清晰的界線﹐表示沒有任何‘互屬性’ 。但是﹐有時另一方也非‘善男順女’ ﹐他們也志在必得﹐所以這一方就可能掘空心思﹐讓你在不知不覺間或被迫的情況下接受了他們的幫助和金錢﹐這通常是暗中幫對方解決了一個難題﹐或把禮物金錢送給了與對方‘互屬’的人﹐如妻子﹑兒女或父母等﹐而且他們也接受了。一旦這種情況出現後﹐‘互屬性’關係還是在‘非情願(沒有選擇的餘地)’之下建立起來﹐受禮的一方按‘象化思維’ 的模式操作﹐往往也只好‘就犯’ 。雖然‘象化思維’ 不善於處理‘量化概念’ ﹐但這不是說‘互屬性’ 下的利益是‘可大可小’ ﹐完全沒有斤量比較。雖然的確沒有絕對的標準﹐但是在送禮的時候也需要根據對方的官階的大小和手中所握權力的輕重﹐或預測到將來對對方要求的多少﹐這些都可以成為考慮的因素﹐然後才給予有程度的禮物或金錢﹐後來這種做法成了習慣﹐也出現了市場價格作為標準﹐當然這只是一個參考而已﹐並非經濟市場上的量化規則。

*         非情願性(沒有選擇的餘地)

對‘象化思維’ 來說﹐思維的模式是建立在‘象化概念’ 與‘象化邏輯’ 上﹐‘互屬性’ 也是‘象化邏輯’ 的一種﹐行為往往根據‘象化概念’ 與‘象化邏輯’ 的理據而行﹐這就是‘循象而行’ 。但是﹐如果交換的利益有違法規﹐或者金錢的支出超出了自已願意支付的範圍﹐雖然‘象化思維’ 也要‘循象而行’﹐ 不過﹐在這裏面也就帶有了‘非情願性’ 。從‘人情債’ 這個詞﹐看出了支付‘互屬性’ 下的利益存在著‘非情願性’ ﹐這並非是其中一方願意執行的﹐但這如同還債一樣﹐不做也不行。另外﹐這個‘人情債’ 不是一個可量化的‘概念’ ﹐這也是上文提到過的‘不對等性’ ﹐其中沒有指出這個‘債’ 欠下了多少利益﹐還有應該在甚麼時候歸還。這種‘人情債’ 中的‘人情’ ﹐在開始時指示的只是‘非利益性’ 的人際關係﹐就是親戚關係﹑朋友或同鄉關係等。但是到後來﹐在‘象化思維’ 的理解下﹐‘人情’ 就成為了一種‘利益’ ﹐一旦雙方通過這‘人情’ 關係建立出‘互屬性’ 後﹐如果對方向我方提出了‘行方便’ 的要求﹐或者我方發現自已可以提供‘方便’ 給對方。在這種情況下﹐我方在‘象化思維’ 的驅動下﹐就出現了需要判斷和決擇的時刻﹐最後往往還是做出符合思維模式的做法﹐行了這個‘方便’。如果這與自已的‘理性’ 原則不相符﹐這就是不情願的。但是﹐行為受制於思維模式﹐所以在實際中的‘親戚’ ﹑‘鄉誼’ 或對方在之前所授予的利益等‘人情’ 關係﹐雖然與現在所行的方便(這種回敬是行為或物質)有點‘風馬牛不相及’ ﹐不過在‘象化概念’ 的‘互屬性’ 下﹐這也是‘等價’ 的關係﹐‘人情’ 就可以等於‘行方便’﹐ 於是逼使‘象化思維’ 在殉私違規的代價上﹐也要非情願的做出符合思維模式的行為﹐還對方一個‘人情’ 了。

不論‘人情’的內容在開始時﹐是建立在實際的利益上﹐還是‘親戚’ 關係上﹐不論‘人情’ 的建立是出於主動的行為﹐還是自然形成的‘人際關係’ ﹐只要有了‘互屬性’ ﹐其中的‘人情’對‘象化思維’ 來說就可以顯得如‘債’ 一樣的可怕﹐如同定時炸彈不知何時會爆炸﹐也不知其中的威力有多大﹐這個‘債’ 字其實表現出‘心理’ 上的壓迫感。說實在一點﹐量化一點﹐這‘人情債’ 可不同於真正的錢債﹐後者是債主有債條在手﹐受到法律上的保護﹐對欠債人討債是天經地義之事﹐合情合理合法。但是‘人情債’ 卻是無形之物﹐一切的債條﹑欠債數額﹑欠債的時間﹐只在雙方的‘象化思維’ 裏﹐‘欠債必還’ 的‘法律效力’ 只是‘象化概念’ 的‘互屬性’ 而已﹐反而作為還債所行的‘方便’還有可能是‘違法’ 的行為﹐但是‘象化思維’ 也甘願受到‘思維’ 的束縳﹐認‘人情’ 為‘債’ 。可見﹐思維模式才是行為背後的真正動力。舉個實例說明一下﹐結婚請柬被俗稱為‘紅色炸彈’ ﹐因為請柬一般是‘紅色’的﹐而且參加婚禮都要做‘人情’ ﹐就是給予金錢﹐這個市場上有定價﹐所以這請柬可算是一份‘債條’ ﹐拿到手就是向你追債來了。就算你跟主人家完全不熟悉﹐但是只要主人家向你發了請柬請你吃酒﹐而你又收到了﹐這就表示大家是可以建立‘互屬性’關係的雙方﹐或者可以在原有的‘互屬性’ 上再進一步。現在主人家已經與你搭起了‘互屬性’ 的橋樑﹐在‘互屬性’ 之下﹐為了作出善意的回敬﹐確認這種‘互屬性’ 的存在﹐所以就要送上禮金表示對主人家的祝賀﹐如果沒有出席又沒有適當的理由﹐或是出席了而沒有‘回敬’﹐這就說明你拒絕這種‘互屬性’ 關係﹐或者不重視和不承認這種‘互屬性’ ﹐這樣做的後果如同與‘父母兄弟’ 斷絕‘血源關係’ 一樣﹐是自拒於‘家門’ 之外的行為。

錢財是生活的物質基礎﹐不可或缺﹐而且這需要用心思體力賺回來﹐並非每一個人都富有﹐就算富有或不富有的人也會因為人性的貪婪﹐而不願意付出自已的一分一毫﹐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所以請客吃飯的錢並不是人人都願意花﹐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花這筆錢﹐但是逼於‘人情債’或者人際間需要不斷加固的‘互屬性’ 。請客吃飯還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不過還是不需付出實質的金錢為好。所以﹐最後發展出‘象化思維’ 社會中獨有的‘搶付錢’ 場面﹐在搶付錢的人中有部份是真正想請客的﹐為了想加強或建立‘互屬性’ ﹐但是還有另外一部份人是在‘非情願’之下﹐假裝搶付錢請客﹐最後就是‘主動’ 而又‘遺憾’ 的退出‘搶付錢’的場面﹐錢也可以省下來。那樣‘搶付錢’ 也可以達到‘互屬性’ 的效果嗎﹖在程度上這就一定不及真能請客的人﹐但在‘象化思維’ 裏也製造出了一定的效果﹐以‘象化符號系統’ 的說明如下﹕

除了搭‘順風車’ 的好處外﹐搶付錢的人這種‘搶一下’ 的動作﹐還可以摶得一個‘慷慨’ 的好名聲﹐關於‘名聲’ 的論述﹐筆者將會在專章中作討論。

總而言之﹐在‘象化思維’ 的操作下﹐搶付錢的人似乎比真正付錢請客的人更加實惠﹐在一分錢也沒損失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與吃飯之人建立起‘互屬性’ ﹐至於真正付錢的人的荷包就實質性的減輕不少了。所以﹐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裏﹐‘搶付錢’就是如此的有利可圖﹐因此也就大行其道﹐成為‘國粹’現象。往往有些人在飯前已經達成了口頭協定﹐某某將會付這頓飯的錢﹐就差一點沒有簽定合同作實﹐在這種完全意見一致的情況下﹐還會在飯後出現‘撕毀’ 口頭協議的毀約行為﹐大聲高喊‘我要請客’ 再加一輪‘掙紮’ 式的‘廝搶’ ﹐當然最後‘合約’還是在原來約定請客的一方大力維護下獲得了執行﹐大家也可以各得其願且歡喜散場了。這就是‘象化思維’ 所產生出的‘請客’ 學問。

上一章節: 從‘家’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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