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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人格—个人的‘布象’ 与‘入象’ [繁體版]

名声面子—个人的‘布象’行为﹕

‘象化思维’ 有‘循象而行’ 的特性﹐这是思维操作的方式﹐以‘象化概念’ 为基础﹐通过‘象化逻辑’ 作为概念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操作方式就是思维过程。如果换作‘量化思维’ 的模式﹐就是‘循量而行’ 。作为‘象化思维’ 的统治者﹐他们明白到作为被统治者同样具有‘循象而行’ 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所以这就产生了统治者的‘布象’ 行为﹐从而发展出中国历史中各种独特的文化和行为现象﹐这一点本书已经作过了详细而具体的论述。现在﹐我们就来细想一下﹐既然统治者可以为自已的统治利益而‘布象’ ﹐难到‘个人’ 就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布象’ 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也是一种‘象化思维’ 的行为现象。

        作为个人﹐‘象化思维’ 也如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一样﹐深明其它人也像自已一样﹐以‘循象而行’ 的方式生活处事。‘象化思维’ 作为行为根据的是‘象化概念’ ﹐所以统治者布出了‘概念象﹑人间象﹑人物象’ 让百姓来跟从﹐以此作为行为的标准。作为个人﹐当要处理一些与他人有关或牵涉到他人的事情时﹐‘象化思维’ 就是基于‘象化概念’ 和‘象化逻辑’ 的操作过程﹐前者是有关这个‘人’ 的‘象化信息’ ﹐这就是‘道德操守’ 和‘行为表现’﹐后者就是人际‘互属性’(详情请参考专章) 。反过来﹐如果他人在考虑处理与‘我’ 有关的事情时﹐他人也会根据‘我’ 的‘道德操守’ 和‘行为表现’来采取他们的行为﹐这个行为有可能影响到‘我’ 的利益﹐虽然这里没有绝对的必然性﹐也没有确定影响的时间表﹐但总可能影响到‘我’ 的利益﹐这种‘利益’ 可分为以下的两方面﹕

*         被推举﹑委任﹑升迁的机会﹕因为﹐‘道德操守’ 和‘行为表现’ 是‘循象而行’ 中的‘象化概念’ ﹐若然这个人是‘才德兼备’ 和‘德高望重’ ﹐这些机会自然就增多了不少﹐到最后这些机会都可以转化为‘实利’。

*         ‘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 是‘象化思维’ 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生象’ (详情可参考专章)﹐如果‘我’能够在别人的心目中达到了令人向往羡慕的程度﹐‘我’ 就引起了他人的注意﹐这样也就可以‘出人头地’ ﹐其它人向往的标准可能是‘道德高尚’ 或者‘才能’ 如‘仁者﹑君子﹑智者﹑英主’ 等﹔还有‘富贵’ ﹐这就要令到他人认为自已达到了这些标准。

这种为了个人‘利益’所布的‘象’ ﹐就是俗称的‘名声’ 或者‘面子’ 。而‘面子’ 这个词也是‘象化思维’ 所独创的﹐这个‘面子’ 概念传到西方﹐就成为了以英语表达的新概念‘face’ ﹐‘丢脸’ 或‘没面子’ 就是‘lose face ﹐可见其独特性。现在我们认识到‘面子’ 也是一个‘象化概念’ ﹐这就是个人的‘布象’ ﹐这个‘象’ 成为了个人被他人理解的‘外观表面’﹐ 所以如同人的面皮一样﹐因此称之为‘面子’ 。而且这个人的‘面子’ 不仅只限于个人的行为或行动所及的范围﹐而且也是一个‘扩张性’的‘象化概念’(如下图) ﹐与个人有关的

他人行为也会影响到个人的‘面子’ 。所以﹐‘象化思维’ 最怕自已给父母亲人‘丢脸’﹐也要求他人为自已争‘面子’ ﹐最起码不会为自己‘丢脸’ 。在我们明白到‘面子’ 的‘扩张性’ 后﹐我们再回到谈为个人争‘面子’ ﹐也就是个人‘布象’的现象。

但是读者现在可能会问﹐为甚么只有‘象化思维’ 才有这种个人‘布象’ 的行为呢﹐的确‘名声’ 与‘面子’ 概念是‘象化思维’ 里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而在‘量化思维’却完全不明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想象一下﹐如果‘量化思维’ 也要为了‘循量而行’ 而布‘量’ 的话﹐他们需要怎样做。‘量化思维’ 就要做出很多‘量化’ 的数据来让他人作参考。道德是‘象化概念’﹐是很难去‘量化’ 的﹐要表现自已的慷慨﹐在‘量化思维’ 下就必须花费‘真金白银’ 来请客吃饭﹐不过在‘象化思维’ 的模式下﹐‘抢付钱’ 也可以博得‘慷慨’ 的好名声﹐如果要表现自我的‘助人为乐’ ﹐在‘量化思维’ 下就一定要做出‘量化’ 的实际工作﹐说了的事情就要做﹐做出的‘量化’ 事实才是‘量化思维’ 的参考依据﹐这就不同于‘象化思维’ 那样﹐‘声称请客’己经具备了‘请客’的‘属性’ ﹐在‘象化思维’ 的理解下﹐就可以令到没有实际助人行动的‘人’ 也具有了‘助人为乐’ 的‘属性’。如下﹕

可见‘量化思维’ 的所谓‘布量’ 其实就是实际的行动﹐但谈不上一个‘布’ 字﹐因为‘布’ 带有‘以轻换重’ 的意思。而在‘象化思维’ 中﹐就可以通过‘四两拨千斤’ 的方式﹐以‘四两’ 的‘小动作’ 和‘口头声明’ 拨得‘千斤’ 的‘好名声’ ﹐这‘好名声’ 中暗藏了他人通过‘ 循象而行’ 的方式带给自已的利益﹐所以就有‘千斤’ 之‘重’。在另一方面﹐‘量化思维’ 没有‘出人头地’ 的‘人生象’ ﹐所以也谈不上以‘名声’ 作为突出自我的方式﹐这一点不能应用到‘量化思维’ 上。

         现在再来看一下第二点﹐‘象化思维’ 为了‘出人头地’ ﹐所以就需要在他人渴望达到的人生目标上做功夫﹐这就是是‘布象’ 的目的。‘象化思维’ 的人生目标也是‘象化概念’ ﹐这往往是‘富贵’ ﹑‘道德’ 与‘才能’ ﹐‘才德廉备’ 的观点就是总括了后两者。在‘道德’ 方面﹐可能还可以通过‘小动作’ 或‘口头声明’ 的方式获得点‘名声’ ﹐但是这样很难在长期内保证不变的‘效果’ ﹐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至于﹐其它的‘富贵’ 与‘才能’ 上的‘布象’ ﹐也真的要做点实质性的工作﹐有钱有才的事情不是靠耍嘴皮子﹐说说别人就相信的。首先﹐‘象化思维’ 就对‘富贵’ 人家作出认知﹕

(因为笔者想说明中国社会中包括古今的文化现象﹐所以把‘开奔驰/平治车’ 也作为‘属性’)

香港作为一个传统的‘华人社会’ ﹐保留了最多的传统现象与思维﹐在作出如上的认知后﹐香港人也就有了一句形容‘富人’ 的俗话﹐‘住洋楼﹑养番狗﹑‘么罗差’(印巴人士) 守门口’ ﹐这是‘富贵人家’ 的特征。现在集中在‘富有人家’ 的‘轿车’ 上作进一步认知﹐因为‘奔驰’ 是较早期出现的高级轿车﹐所以早期的香港富人都有‘奔驰(平治) 车﹕

既然认知的结论是﹐奔驰车具有‘富贵’ 的代表性﹐因此为了表现自己的‘富贵’ ﹐布下这个‘富贵’ 之‘象’ ﹐就需要拥有‘奔驰车’ 了﹐没能拥有‘奔驰车’ ﹐就算有钱﹐也不能说明自已进入了‘富贵’ 这个‘档次’ 。‘奔驰车’ 是‘富贵’ 之‘象’﹐也就是‘富贵’ 的标准﹐买其它品牌的车在‘布象’ 的效果上﹐始终不及‘奔驰车’ 的效应来得大。所以﹐香港社会进口的‘奔驰车’在世界上也就名列前茅。就算买一辆‘二手’ 的‘奔驰车’﹐在‘象化思维’ 的角度下﹐也是以‘小钱’ 抟‘富贵’ 之名的合理举动。‘奔驰车’毕竟是一辆好车﹐一种理想的交通工具﹐买回来与家人一起使用﹐是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一种享受。但是﹐如果从对其他的富贵人士身上﹐类比认知出‘包二奶’ 或是‘搞婚外情’ 的‘属性’ ﹐自己又为了‘布象’ 的需要﹐为了向周围的某些人说明自已的富贵程度已经上了‘档次’ 的话﹐最后就会因为这一种有‘布象’行为的风气﹐在有意或无意间加入到‘ 包二奶’或‘ 婚外情’ 的行列中﹐这种举动无疑不像‘奔驰车’ 一样是对整家庭的好事﹐而是成为了拆散大好家庭的毒药。除此﹐中国人有吃鱼翅的习惯﹐特别是广东人最爱吃鱼翅﹐一席高级宴席上如果没有鱼翅﹐这宴席也不能高级到哪里去﹐鱼翅以其高昂的价格也成为了‘富贵’ 的象征﹐所以到后来﹐鱼翅也与奔驰车一样﹐它的象征意义要比它作为美食的意义更加重要。

如果﹐我们再对‘富贵人家’的‘女眷’作进一步的‘类比’认知﹐从以上的结论开始﹐

‘象化思维’ 也就发展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小脚女人﹐这种富贵大户人家中的小脚女人﹐在历史上没有明确记录﹐这是出现于何时的现象﹐但肯定是富贵人家的女子才会缠小脚﹐因为穷人家的女子需要劳动﹐缠小脚是一件毫不现实的事情。在旧日‘男尊女卑’ 的社会中﹐女人只是男性的辅佣或工具而已﹐女性的一切皆由男性中的父亲再到丈夫所控制﹐所以男性可以为所欲为的改变女性的命运﹐其中也包括身体成长。‘象化思维’ 通过‘富贵’ 对‘小脚女人’ 作进一步‘类比’ 得到了‘小脚女人’ 具有‘富贵’ 的‘代表性’﹐ 结论如下﹕

‘象化思维’ 为了布下‘富贵’ 的‘象’﹐就‘狠心’ 的把家中的女眷﹐从小扎成小脚﹐把她们的身体弄至某种程度的残废。本来﹐这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非人道’ 行为﹐但是当满清皇帝下诏禁止满洲妇人模仿汉人缠小脚的陋习时﹐还有不小满洲妇女感到不满意。可见﹐这些‘象化思维’ 的满洲妇女﹐也要为自已‘布象’ ﹐如果没有小脚就会贬低了自己的‘身价’ ﹐所以也就趋之若鹜的仿效起汉族妇女来了。再者﹐从当时的读书人和士大夫 一些赞美青楼女子‘小脚’ 的诗词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男性﹐这里是指那些因为读书而加深了‘象化思维’ 的男性﹐的确从‘小脚’ 中寻找到‘性亢奋’ 的神经快感﹐还发明出不少有关‘小脚’ 的床上功夫。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与现在称之为‘恋物癖’的行为极之接近。在这些行为中﹐性快感的来源并非来自异性正常的身体﹐而是一些与此无关的对象或行为﹐‘恋物癖’的行为只是个别性现象﹐但是‘象化思维’ 的‘小脚’ 性快感却是一种长达千年的集体‘亢奋’ ﹐从此我们可以想象到思维的力量以‘富贵’ 的‘象’ 取代了部份的‘性器官’ ﹐而成为了性刺激品﹐同时也令到‘象化思维’ 的神经系统‘进化’ 为一种畸型的‘恋物廦’ 神经﹐以‘小脚’ 刺激性神经﹐‘象化思维’ 对生理造成的影响﹐以此为之至极。也因为‘小脚’ 最终演变成为性欲的一种刺激品﹐以人性的本能欲望作为基础﹐它在‘布象’ 方面的功能也随之可以在历史中维持下去了。

        除了通过‘富贵’ 方面可以突出自我 ﹐达到‘出人头地’ 的目的外﹐在‘象化思维’ 的另一个‘象化概念’ —道德﹐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标准﹐读书人终身所研究的学问就是道德文章和文史﹐统治者也为了‘布象’ 的需要﹐为道德标准打下了‘官学’ 的烙印。在明清两代﹐只有‘朱子注释’ 的《四书》才是官方认可的教材﹐成为‘八股取仕’中的标准评审原则。因此﹐在‘象化思维’ 的历史中﹐出现了为求‘道德名声’ 甚至甘愿作出个人性命牺牲的举动﹐为了求得‘清名’ —道德名声﹐可以做出很多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 的事情。读者如果有看史书或历史小说的习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明清两代中有些文官﹐特别是一些都察院御使(为‘言官’ ﹐专责监督各官员的行为﹐然后向皇帝汇报﹐但手中没有行政权力)﹐专以‘弹核’ 各大官员为已任﹐甚至为参而参﹐见到大官更有把他参倒的冲动﹐官越大就参得越起劲﹐为求参倒他人就千方百计挑出甚至‘鸡毛蒜皮’ 的小事。这些人的私生活也是绝对的清廉﹐在私德上毫无被挑剔的余地﹐他们靠的只是正当的薪俸养家﹐他们为求实现自己的‘宏愿’也不惜一死﹐在家中已准备好自己的棺木﹐做好了随时被皇帝杀头的准备﹐他们实现目的的方法﹐只是依靠‘道听途说’ 式的数据﹐然后就在这上面大造文章﹐但从来也不懂得很现实的搜集‘奸臣’ 的犯罪证据﹐把他们合情合理的‘绳之于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弹核’ 已成为目标而非‘手段’ 的一种﹐‘弹核’ 已经可以带给他们‘忠臣’ 的美名﹐如果因弹核已‘牺牲’ 的话﹐不想名垂千古也不可能了﹐反而‘奸臣’ 没有被肃清﹐满布朝庭﹐他们也就有更多的目标与机会﹐最后‘牺牲’ 的机会也就越大。还有一些例子﹐如《万历十五年》中提到的﹐在皇祖母的葬礼中﹐神宗皇帝因为爱惜臣下﹐就免了他们在污水里跪头﹐但是有其中一位官员﹐却没有体恤皇帝的爱臣之心﹐反而痛恨皇上剥夺了他们在泥水里挣扎以表忠诚的机会﹐在事后就写了一篇奏折与皇上辩论起‘孝道’ 来﹐这一篇奏折一传开﹐这位官员也就‘声名大躁’ 。这些历史怪现象背后﹐‘象化思维’ 的思维操作是这样的﹕

       对于这种合乎‘道德伦理’标准而‘名声’ 突出的人﹐‘象化思维’ 的文字对他们有很多赞美的词语﹐如‘照汗青’ ﹑‘流芳百世’ ﹑‘传颂千古’ ﹑‘名垂青史’ 等﹐他们的名声得到显扬的机会与他们最后能否成为‘人物象’ 是有正接关系的。如关羽在成为‘人物象’ 后﹐就可以尊为‘关帝’ 。可能历史上的士大夫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有通过‘名声’作为‘出人头地’ 的直接想法。因为道德本身已是‘象化思维’ 中‘循象而行’ 的其中一个元素﹐也是统治者‘布象’ 之一﹐道德是统治者﹑士大夫和百姓﹐也就是全天下人皆公认推祟的‘象化概念’ 他们也有可能把道德看成最重要的价值﹐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为了表现出自已在道德中的追求程度﹐所以也需要时时刻刻向他人‘布象’ 。但是以道德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往往只流于讲求‘道德’ 外表﹐也就是‘属性’ ﹐而忽略了符合实际的行为﹐在历史上这种行为却是屡见不鲜。所以也有具体诗文来形容这种现象﹐这就是‘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 对于‘匡时难’ 的实际行动﹐士大夫在行动上不知怎去做﹐因为‘道德文章’ 里没有交代有关的知识﹐只有‘布象’ 下的‘象化概念’ 。另外﹐‘出人头地’ 与‘流芳百世’ 的目标都不需要在‘匡时难’ 的时候才可以达到﹐只要为自我布下‘忠臣’ 或‘道德高尚’之‘象’ 也就可以﹐上面提到以弹核为已任和写奏折与皇帝辩论孝道的官员﹐我们可以相信他们没有‘匡时难’ 的本事﹐但肯定有‘一死报君恩’ 的勇气﹐因为这是‘忠臣’之举﹐为君主作出了性命的牺牲 ﹐在后世‘名垂千古’ 是必然的事情。基于‘象化思维’ 这种的模式﹐我们在史书中就可以见到得多文臣士大夫在太平时期﹐只是专注于‘朋党之争’ 或道德的争辩﹐到了国难到来之时﹐也就纷纷恿跃‘赴死’ ﹐一部份是‘自杀’ ﹐也有一部份在全无带兵打仗的经验下﹐战死沙场或被俘所杀﹐这都是‘一死报君恩’ 。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平时的‘争执’ 正是‘国难’ 的伏线﹐到了‘国难’ 之时﹐天下苍生希望他们出现在战场﹐多于在争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自杀’ ﹐就算作战也并不是只求一死﹐而是保住社稷。但对于他们来说﹐‘死’ 已经令到个人的道德气节‘求仁得仁’ ﹐身后之名也可‘传颂千古’ ﹐满足了‘出人头地’ 的‘人生象’。

君主同样是人﹐有些君主也想做个好皇帝﹐也有通过‘出人头地’ 为个人争取名声的想法﹐但是作为君主﹐他在当时已经是天下臣民中最‘出人头地’ 的一个了。因此﹐君主就要与历史上的其它君主作比较﹐或者做好准备与将来的君主较量﹐保证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好皇帝﹐在‘文治武功’ 的政绩中显示自己是如何的‘才德廉备’ ﹐这样才能成为‘千古一帝’ 。因为有后人的评说﹐所以‘史笔如铁’ ﹐切不可留下身后的‘骂名’ 。在‘象化思维’ 的社会﹐反而‘名声面子’ 对一些有进取心的君主起到了鞭策作用﹐同时也对这位天下万物的拥有者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因为‘象化思维’ 有‘循象而行’ 的模式﹐而‘象化思维’ 中的‘象化逻辑’ 可以令到只是通过‘小动作’ 和‘口头声明’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布象’ 效果﹐还有从认知上得到了‘象化概念’ 的‘属性’后﹐就可以从仿真行为的属性来达到‘布象’ 的作用﹐所以‘象化思维’ 为了追求别人对自已的看法﹐就有了‘布象’ 的必要﹐还有为了‘出人头地’ ﹐也可以通过‘布象’ 的方式﹐令我带有了某些人所仰慕的‘属性’﹐ 从而做到‘出人头地’。‘象’ 是布出来的﹐按着自已 的方式布于他人的面前﹐但‘象’ 与个人的实际行为或思想并不需要有一致的关系﹐‘布’ 出的‘象’ 只是自已的‘面子’ 或‘名声’ 而已﹐又或是‘名节’ ﹐有时为了‘面子’ 也需要找个台阶﹐打过好的完场。因为‘布象’ 行为在‘象化思维’ 模式中是成立的﹐也有行动上的价值﹐但有时实际的客观条件并不能支持‘布象’ 的物质基础﹐为了‘布下’ ‘慷慨’ 之‘象’ ﹐在荷包又不‘争气’的情况下﹐只有‘抢付钱’ 然后来个光荣‘败退’而回﹐这样才算两者兼得了。所以当‘布象’ 的表现目的与个人实际的想法和客观情况并不吻合时﹐这就成了‘虚伪’﹐此人就是‘伪君子’ 。例如为给他人以‘不贪婪’ 的好印象﹐就算自已想要﹐也觉得‘不好意思’ 了﹐在‘量化思维’ 的习惯中﹐如果对方问一次﹕‘肯定吗﹖ (Are you sure?)’ ﹐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要的话﹐对方也就不会强求你收下﹐但是在‘象化思维’ 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这种‘谦让’ 只是‘不好意思’ 的表现罢了﹐所以会再三要求对方收下。在中国人的婚礼上﹐我们都知道应邀的来宾需要‘做人情’ ﹐这‘人情’就是‘金钱’ 或‘送礼’ ﹐但是对于西方人的婚礼(在英语社会) 一对新人只会把他们想要的对象开出一张列表﹐让来宾在之前认购﹐也就是按自已的实际情况来挑选其中的礼物﹐再买给新人﹐其实这样做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好方法﹐新人从现实角度出发需要这些对象﹐而来宾也可按自己的经济能力或购买的方便程度来认购这些对象﹐双方都可以求仁得仁了﹐这总比送上不切实际的礼物来得好﹐而送‘金钱’ 又好像‘贿赂’ 一样。但是这种方式在‘象化思维’ 的社会中是不可行的﹐在海外的华人也很难模仿这种西式习俗﹐因为总觉得‘不好意思’﹐‘开出列表’ 这种行为在‘象化思维’ 的解读下﹐就是‘布象’ 行为﹐而‘象’ 中的内容就是‘贪婪’ ﹐因为‘开出列表’ 就类同于向人索取﹐其中带有‘贪婪’ 的意味﹐这就成为一个很坏的‘布象’ ﹐于是这种有损形象的事情又有谁肯干呢。

按客观情况或真实想法而表现出的‘率直’ 随时会带来负面效果﹐但往往‘虚伪’ 的‘布象’行为却能让人有‘名利’ 双收的好处﹐所以这是最受‘象化思维’ 观迎的做法﹐也是‘象化思维’ 产生的普遍现象与人格心理—‘阴阳’ 人格﹐而且这种‘阴阳’ 性中有‘虚’ 有‘实’ ﹐让人看不清其中的意图﹐这就是中国‘权谋’ 文化的思想与行为基础。民初‘厚黑学’ 的倡导者李宗吾先生﹐他以《三个演义》中的刘备﹑曹操和孙权为例﹐其中指出刘备是‘厚’ 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厚面皮’ 来嬴得‘人心’ ﹐最后成就一代帝业﹐而刘备就正是以示弱﹑谦让﹑痛哭等方式‘布象’ 的高手﹐由始至终掩盍着他想夺取天下的真正企图。可见﹐在‘象化思维’ 的社会里﹐‘布象’ 式的‘阴阳’人格就成为了很有‘必要’ 的生存甚至成功之道。

‘礼’ 按‘四端’ 的解释就是‘恭敬辞让之心’ ﹐而中国人自古就发展出极为丰富的‘礼仪’ 行为﹐‘礼仪’ 对各种场合下的言行举止订下了规范(‘礼教’则是表现古时等级社会的工具﹐带有强制性﹐与‘礼仪’有别)﹐因此﹐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 。但是及至近代甚至现代﹐我们却发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上的表现﹐却往往看不到‘礼仪’﹐反而在公共场所中却因为人人争先而造成混乱﹐所以这种与‘礼仪之邦’ 相悖的现象就引起了大家的不解。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解构到这种‘反差’现象的成因了。首先正如‘修齐治平—‘象化思维’ 的管理观’ 那一章所提到过的原因﹐‘象化思维’ 的社会没有发展出‘公德’ 观念﹐而只集中在‘私德’ 的‘修身’ 上﹐在没有‘公德’ 观念下﹐公共场所的秩序也就没有遵守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无礼’可言。这一点可以解释到现时所见的‘混乱’ 现象﹐但是从‘礼仪之邦’ 的美誉中可见传统中国人对‘礼仪’的重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 又来自哪里呢﹖这就要看第二点的解释。第二﹐礼仪如‘升降揖让’的动作都可以表现出其人‘恭敬’ 和‘辞()让’的态度﹐中国人的口头禅‘不好意思’也表现出这种‘谦让’﹐这也就可以成为‘象化思维’ 其中一种的‘布象’方式。为了‘布象’ 就需要表现出谦谦君子的彬彬有礼﹐中国人本来对礼仪的重视就发展出了各种礼仪行为﹐但同时‘礼仪’又成为了‘布象’ 的绝佳途径。在‘礼仪’ 的背后可以成为对他人的‘布象’﹐而不需要真正来自对他人的‘尊敬’﹐这更不是在明白到各人权利义务后所表现出的‘尊重(respect) ’﹐ 真正的‘尊重’ 行为在私在公都会表现出‘一视同仁’ 的行为 ﹐放诸四海而皆准。不过﹐这种‘礼仪’ 而来的‘礼貌’如同‘布象’ 一样﹐往往要视乎特定的对象和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才会发生﹐假如对方是‘自已人’ 或者有‘布象’ 的必要﹐‘布象者’ 就表现出‘彬彬有礼’ ﹐但如果在陌生人围绕的公共场所内﹐相同的人可能也表现得像其它人一样﹐不守交通规则或者随地吐痰﹐对陌生人或下属的态度可能也是‘如狼似虎’ 的﹐这就是‘象化思维’ 的‘阴阳人格’ 。‘礼仪’ 的确因为满足到‘布象’ 的社会需要﹐而成为了一种很有效的‘布象’工具﹐反过来‘象化思维’ 的‘布象’ 行为也在无形中促成了‘礼仪’ 的发展﹐所以由这种‘礼仪’ 构成的‘礼仪之邦’ 其实还应该称之为‘布象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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