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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人格—個人的‘布象’ 與‘入象’ [簡體版]

名聲面子—個人的‘布象’行為﹕

‘象化思維’ 有‘循象而行’ 的特性﹐這是思維操作的方式﹐以‘象化概念’ 為基礎﹐通過‘象化邏輯’ 作為概念間的互動關係﹐這種操作方式就是思維過程。如果換作‘量化思維’ 的模式﹐就是‘循量而行’ 。作為‘象化思維’ 的統治者﹐他們明白到作為被統治者同樣具有‘循象而行’ 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所以這就產生了統治者的‘布象’ 行為﹐從而發展出中國歷史中各種獨特的文化和行為現象﹐這一點本書已經作過了詳細而具體的論述。現在﹐我們就來細想一下﹐既然統治者可以為自已的統治利益而‘布象’ ﹐難到‘個人’ 就不能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布象’ 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這也是一種‘象化思維’ 的行為現象。

        作為個人﹐‘象化思維’ 也如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一樣﹐深明其他人也像自已一樣﹐以‘循象而行’ 的方式生活處事。‘象化思維’ 作為行為根據的是‘象化概念’ ﹐所以統治者布出了‘概念象﹑人間象﹑人物象’ 讓百姓來跟從﹐以此作為行為的標準。作為個人﹐當要處理一些與他人有關或牽涉到他人的事情時﹐‘象化思維’ 就是基於‘象化概念’ 和‘象化邏輯’ 的操作過程﹐前者是有關這個‘人’ 的‘象化信息’ ﹐這就是‘道德操守’ 和‘行為表現’﹐後者就是人際‘互屬性’(詳情請參考專章) 。反過來﹐如果他人在考慮處理與‘我’ 有關的事情時﹐他人也會根據‘我’ 的‘道德操守’ 和‘行為表現’來採取他們的行為﹐這個行為有可能影響到‘我’ 的利益﹐雖然這裏沒有絕對的必然性﹐也沒有確定影響的時間表﹐但總可能影響到‘我’ 的利益﹐這種‘利益’ 可分為以下的兩方面﹕

*         被推舉﹑委任﹑升遷的機會﹕因為﹐‘道德操守’ 和‘行為表現’ 是‘循象而行’ 中的‘象化概念’ ﹐若然這個人是‘才德兼備’ 和‘德高望重’ ﹐這些機會自然就增多了不少﹐到最後這些機會都可以轉化為‘實利’。

*         ‘出人頭地’ ﹕‘出人頭地’ 是‘象化思維’ 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生象’ (詳情可參考專章)﹐如果‘我’能夠在別人的心目中達到了令人嚮往羡慕的程度﹐‘我’ 就引起了他人的注意﹐這樣也就可以‘出人頭地’ ﹐其他人嚮往的標準可能是‘道德高尚’ 或者‘才能’ 如‘仁者﹑君子﹑智者﹑英主’ 等﹔還有‘富貴’ ﹐這就要令到他人認為自已達到了這些標準。

這種為了個人‘利益’所布的‘象’ ﹐就是俗稱的‘名聲’ 或者‘面子’ 。而‘面子’ 這個詞也是‘象化思維’ 所獨創的﹐這個‘面子’ 概念傳到西方﹐就成為了以英語表達的新概念‘face’ ﹐‘丟臉’ 或‘沒面子’ 就是‘lose face ﹐可見其獨特性。現在我們認識到‘面子’ 也是一個‘象化概念’ ﹐這就是個人的‘布象’ ﹐這個‘象’ 成為了個人被他人理解的‘外觀表面’﹐ 所以如同人的面皮一樣﹐因此稱之為‘面子’ 。而且這個人的‘面子’ 不僅只限於個人的行為或行動所及的範圍﹐而且也是一個‘擴張性’的‘象化概念’(如下圖) ﹐與個人有關的

他人行為也會影響到個人的‘面子’ 。所以﹐‘象化思維’ 最怕自已給父母親人‘丟臉’﹐也要求他人為自已爭‘面子’ ﹐最起碼不會為自己‘丟臉’ 。在我們明白到‘面子’ 的‘擴張性’ 後﹐我們再回到談為個人爭‘面子’ ﹐也就是個人‘布象’的現象。

但是讀者現在可能會問﹐為甚麼只有‘象化思維’ 才有這種個人‘布象’ 的行為呢﹐的確‘名聲’ 與‘面子’ 概念是‘象化思維’ 裏的一種文化和社會現象﹐而在‘量化思維’卻完全不明顯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想像一下﹐如果‘量化思維’ 也要為了‘循量而行’ 而布‘量’ 的話﹐他們需要怎樣做。‘量化思維’ 就要做出很多‘量化’ 的數據來讓他人作參考。道德是‘象化概念’﹐是很難去‘量化’ 的﹐要表現自已的慷慨﹐在‘量化思維’ 下就必須花費‘真金白銀’ 來請客吃飯﹐不過在‘象化思維’ 的模式下﹐‘搶付錢’ 也可以博得‘慷慨’ 的好名聲﹐如果要表現自我的‘助人為樂’ ﹐在‘量化思維’ 下就一定要做出‘量化’ 的實際工作﹐說了的事情就要做﹐做出的‘量化’ 事實才是‘量化思維’ 的參考依據﹐這就不同於‘象化思維’ 那樣﹐‘聲稱請客’己經具備了‘請客’的‘屬性’ ﹐在‘象化思維’ 的理解下﹐就可以令到沒有實際助人行動的‘人’ 也具有了‘助人為樂’ 的‘屬性’。如下﹕

可見‘量化思維’ 的所謂‘布量’ 其實就是實際的行動﹐但談不上一個‘布’ 字﹐因為‘布’ 帶有‘以輕換重’ 的意思。而在‘象化思維’ 中﹐就可以通過‘四兩撥千斤’ 的方式﹐以‘四兩’ 的‘小動作’ 和‘口頭聲明’ 撥得‘千斤’ 的‘好名聲’ ﹐這‘好名聲’ 中暗藏了他人通過‘ 循象而行’ 的方式帶給自已的利益﹐所以就有‘千斤’ 之‘重’。在另一方面﹐‘量化思維’ 沒有‘出人頭地’ 的‘人生象’ ﹐所以也談不上以‘名聲’ 作為突出自我的方式﹐這一點不能應用到‘量化思維’ 上。

         現在再來看一下第二點﹐‘象化思維’ 為了‘出人頭地’ ﹐所以就需要在他人渴望達到的人生目標上做功夫﹐這就是是‘布象’ 的目的。‘象化思維’ 的人生目標也是‘象化概念’ ﹐這往往是‘富貴’ ﹑‘道德’ 與‘才能’ ﹐‘才德廉備’ 的觀點就是總括了後兩者。在‘道德’ 方面﹐可能還可以通過‘小動作’ 或‘口頭聲明’ 的方式獲得點‘名聲’ ﹐但是這樣很難在長期內保證不變的‘效果’ ﹐群眾的眼睛還是雪亮的。至於﹐其他的‘富貴’ 與‘才能’ 上的‘布象’ ﹐也真的要做點實質性的工作﹐有錢有才的事情不是靠耍嘴皮子﹐說說別人就相信的。首先﹐‘象化思維’ 就對‘富貴’ 人家作出認知﹕

(因為筆者想說明中國社會中包括古今的文化現象﹐所以把‘開賓士/平治車’ 也作為‘屬性’)

香港作為一個傳統的‘華人社會’ ﹐保留了最多的傳統現象與思維﹐在作出如上的認知後﹐香港人也就有了一句形容‘富人’ 的俗話﹐‘住洋樓﹑養番狗﹑‘麼羅差’(印巴人士) 守門口’ ﹐這是‘富貴人家’ 的特徵。現在集中在‘富有人家’ 的‘轎車’ 上作進一步認知﹐因為‘賓士’ 是較早期出現的高級轎車﹐所以早期的香港富人都有‘賓士(平治) 車﹕

既然認知的結論是﹐賓士車具有‘富貴’ 的代表性﹐因此為了表現自己的‘富貴’ ﹐布下這個‘富貴’ 之‘象’ ﹐就需要擁有‘賓士車’ 了﹐沒能擁有‘賓士車’ ﹐就算有錢﹐也不能說明自已進入了‘富貴’ 這個‘檔次’ 。‘賓士車’ 是‘富貴’ 之‘象’﹐也就是‘富貴’ 的標準﹐買其他品牌的車在‘布象’ 的效果上﹐始終不及‘賓士車’ 的效應來得大。所以﹐香港社會進口的‘賓士車’在世界上也就名列前茅。就算買一輛‘二手’ 的‘賓士車’﹐在‘象化思維’ 的角度下﹐也是以‘小錢’ 摶‘富貴’ 之名的合理舉動。‘賓士車’畢竟是一輛好車﹐一種理想的交通工具﹐買回來與家人一起使用﹐是給整個家庭帶來的一種享受。但是﹐如果從對其他的富貴人士身上﹐模擬認知出‘包二奶’ 或是‘搞婚外情’ 的‘屬性’ ﹐自己又為了‘布象’ 的需要﹐為了向周圍的某些人說明自已的富貴程度已經上了‘檔次’ 的話﹐最後就會因為這一種有‘布象’行為的風氣﹐在有意或無意間加入到‘ 包二奶’或‘ 婚外情’ 的行列中﹐這種舉動無疑不像‘賓士車’ 一樣是對整家庭的好事﹐而是成為了拆散大好家庭的毒藥。除此﹐中國人有吃魚翅的習慣﹐特別是廣東人最愛吃魚翅﹐一席高級宴席上如果沒有魚翅﹐這宴席也不能高級到哪里去﹐魚翅以其高昂的價格也成為了‘富貴’ 的象徵﹐所以到後來﹐魚翅也與賓士車一樣﹐它的象徵意義要比它作為美食的意義更加重要。

如果﹐我們再對‘富貴人家’的‘女眷’作進一步的‘模擬’認知﹐從以上的結論開始﹐

‘象化思維’ 也就發展出﹐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小腳女人﹐這種富貴大戶人家中的小腳女人﹐在歷史上沒有明確記錄﹐這是出現於何時的現象﹐但肯定是富貴人家的女子才會纏小腳﹐因為窮人家的女子需要勞動﹐纏小腳是一件毫不現實的事情。在舊日‘男尊女卑’ 的社會中﹐女人只是男性的輔傭或工具而已﹐女性的一切皆由男性中的父親再到丈夫所控制﹐所以男性可以為所欲為的改變女性的命運﹐其中也包括身體成長。‘象化思維’ 通過‘富貴’ 對‘小腳女人’ 作進一步‘模擬’ 得到了‘小腳女人’ 具有‘富貴’ 的‘代表性’﹐ 結論如下﹕

‘象化思維’ 為了布下‘富貴’ 的‘象’﹐就‘狠心’ 的把家中的女眷﹐從小紮成小腳﹐把她們的身體弄至某種程度的殘廢。本來﹐這是男性強加給女性的‘非人道’ 行為﹐但是當滿清皇帝下詔禁止滿洲婦人模仿漢人纏小腳的陋習時﹐還有不小滿洲婦女感到不滿意。可見﹐這些‘象化思維’ 的滿洲婦女﹐也要為自已‘布象’ ﹐如果沒有小腳就會貶低了自己的‘身價’ ﹐所以也就趨之若鶩的仿效起漢族婦女來了。再者﹐從當時的讀書人和士大夫 一些讚美青樓女子‘小腳’ 的詩詞中﹐可以瞭解到當時的男性﹐這裏是指那些因為讀書而加深了‘象化思維’ 的男性﹐的確從‘小腳’ 中尋找到‘性亢奮’ 的神經快感﹐還發明出不少有關‘小腳’ 的床上功夫。這種近乎變態的行為與現在稱之為‘戀物癖’的行為極之接近。在這些行為中﹐性快感的來源並非來自異性正常的身體﹐而是一些與此無關的對象或行為﹐‘戀物癖’的行為只是個別性現象﹐但是‘象化思維’ 的‘小腳’ 性快感卻是一種長達千年的集體‘亢奮’ ﹐從此我們可以想像到思維的力量以‘富貴’ 的‘象’ 取代了部份的‘性器官’ ﹐而成為了性刺激品﹐同時也令到‘象化思維’ 的神經系統‘進化’ 為一種畸型的‘戀物廦’ 神經﹐以‘小腳’ 刺激性神經﹐‘象化思維’ 對生理造成的影響﹐以此為之至極。也因為‘小腳’ 最終演變成為性欲的一種刺激品﹐以人性的本能欲望作為基礎﹐它在‘布象’ 方面的功能也隨之可以在歷史中維持下去了。

        除了通過‘富貴’ 方面可以突出自我 ﹐達到‘出人頭地’ 的目的外﹐在‘象化思維’ 的另一個‘象化概念’ —道德﹐也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標準﹐讀書人終身所研究的學問就是道德文章和文史﹐統治者也為了‘布象’ 的需要﹐為道德標準打下了‘官學’ 的烙印。在明清兩代﹐只有‘朱子注釋’ 的《四書》才是官方認可的教材﹐成為‘八股取仕’中的標準評審原則。因此﹐在‘象化思維’ 的歷史中﹐出現了為求‘道德名聲’ 甚至甘願作出個人性命犧牲的舉動﹐為了求得‘清名’ —道德名聲﹐可以做出很多與現實需要‘背道而馳’ 的事情。讀者如果有看史書或歷史小說的習慣﹐我們就不難發現在明清兩代中有些文官﹐特別是一些都察院禦使(為‘言官’ ﹐專責監督各官員的行為﹐然後向皇帝彙報﹐但手中沒有行政權力)﹐專以‘彈核’ 各大官員為已任﹐甚至為參而參﹐見到大官更有把他參倒的衝動﹐官越大就參得越起勁﹐為求參倒他人就千方百計挑出甚至‘雞毛蒜皮’ 的小事。這些人的私生活也是絕對的清廉﹐在私德上毫無被挑剔的餘地﹐他們靠的只是正當的薪俸養家﹐他們為求實現自己的‘宏願’也不惜一死﹐在家中已準備好自己的棺木﹐做好了隨時被皇帝殺頭的準備﹐他們實現目的的方法﹐只是依靠‘道聽途說’ 式的數據﹐然後就在這上面大造文章﹐但從來也不懂得很現實的搜集‘奸臣’ 的犯罪證據﹐把他們合情合理的‘繩之於法’。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彈核’ 已成為目標而非‘手段’ 的一種﹐‘彈核’ 已經可以帶給他們‘忠臣’ 的美名﹐如果因彈核已‘犧牲’ 的話﹐不想名垂千古也不可能了﹐反而‘奸臣’ 沒有被肅清﹐滿布朝庭﹐他們也就有更多的目標與機會﹐最後‘犧牲’ 的機會也就越大。還有一些例子﹐如《萬曆十五年》中提到的﹐在皇祖母的葬禮中﹐神宗皇帝因為愛惜臣下﹐就免了他們在污水裏跪頭﹐但是有其中一位官員﹐卻沒有體恤皇帝的愛臣之心﹐反而痛恨皇上剝奪了他們在泥水裏掙紮以表忠誠的機會﹐在事後就寫了一篇奏摺與皇上辯論起‘孝道’ 來﹐這一篇奏摺一傳開﹐這位官員也就‘聲名大躁’ 。這些歷史怪現象背後﹐‘象化思維’ 的思維操作是這樣的﹕

       對於這種合乎‘道德倫理’標準而‘名聲’ 突出的人﹐‘象化思維’ 的文字對他們有很多讚美的詞語﹐如‘照汗青’ ﹑‘流芳百世’ ﹑‘傳頌千古’ ﹑‘名垂青史’ 等﹐他們的名聲得到顯揚的機會與他們最後能否成為‘人物象’ 是有正接關係的。如關羽在成為‘人物象’ 後﹐就可以尊為‘關帝’ 。可能歷史上的士大夫們不一定每一個都有通過‘名聲’作為‘出人頭地’ 的直接想法。因為道德本身已是‘象化思維’ 中‘循象而行’ 的其中一個元素﹐也是統治者‘布象’ 之一﹐道德是統治者﹑士大夫和百姓﹐也就是全天下人皆公認推祟的‘象化概念’ 他們也有可能把道德看成最重要的價值﹐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為了表現出自已在道德中的追求程度﹐所以也需要時時刻刻向他人‘布象’ 。但是以道德作為終極目標來追求﹐往往只流於講求‘道德’ 外表﹐也就是‘屬性’ ﹐而忽略了符合實際的行為﹐在歷史上這種行為卻是屢見不鮮。所以也有具體詩文來形容這種現象﹐這就是‘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報君恩’ 對於‘匡時難’ 的實際行動﹐士大夫在行動上不知怎去做﹐因為‘道德文章’ 裏沒有交代有關的知識﹐只有‘布象’ 下的‘象化概念’ 。另外﹐‘出人頭地’ 與‘流芳百世’ 的目標都不需要在‘匡時難’ 的時候才可以達到﹐只要為自我布下‘忠臣’ 或‘道德高尚’之‘象’ 也就可以﹐上面提到以彈核為已任和寫奏摺與皇帝辯論孝道的官員﹐我們可以相信他們沒有‘匡時難’ 的本事﹐但肯定有‘一死報君恩’ 的勇氣﹐因為這是‘忠臣’之舉﹐為君主作出了性命的犧牲 ﹐在後世‘名垂千古’ 是必然的事情。基於‘象化思維’ 這種的模式﹐我們在史書中就可以見到得多文臣士大夫在太平時期﹐只是專注於‘朋黨之爭’ 或道德的爭辯﹐到了國難到來之時﹐也就紛紛恿躍‘赴死’ ﹐一部份是‘自殺’ ﹐也有一部份在全無帶兵打仗的經驗下﹐戰死沙場或被俘所殺﹐這都是‘一死報君恩’ 。但是他們不明白﹐他們平時的‘爭執’ 正是‘國難’ 的伏線﹐到了‘國難’ 之時﹐天下蒼生希望他們出現在戰場﹐多於在爭到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自殺’ ﹐就算作戰也並不是只求一死﹐而是保住社稷。但對於他們來說﹐‘死’ 已經令到個人的道德氣節‘求仁得仁’ ﹐身後之名也可‘傳頌千古’ ﹐滿足了‘出人頭地’ 的‘人生象’。

君主同樣是人﹐有些君主也想做個好皇帝﹐也有通過‘出人頭地’ 為個人爭取名聲的想法﹐但是作為君主﹐他在當時已經是天下臣民中最‘出人頭地’ 的一個了。因此﹐君主就要與歷史上的其他君主作比較﹐或者做好準備與將來的君主較量﹐保證自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的好皇帝﹐在‘文治武功’ 的政績中顯示自己是如何的‘才德廉備’ ﹐這樣才能成為‘千古一帝’ 。因為有後人的評說﹐所以‘史筆如鐵’ ﹐切不可留下身後的‘?名’ 。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反而‘名聲面子’ 對一些有進取心的君主起到了鞭策作用﹐同時也對這位天下萬物的擁有者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因為‘象化思維’ 有‘循象而行’ 的模式﹐而‘象化思維’ 中的‘象化邏輯’ 可以令到只是通過‘小動作’ 和‘口頭聲明’ 就可以達到一定的‘布象’ 效果﹐還有從認知上得到了‘象化概念’ 的‘屬性’後﹐就可以從仿真行為的屬性來達到‘布象’ 的作用﹐所以‘象化思維’ 為了追求別人對自已的看法﹐就有了‘布象’ 的必要﹐還有為了‘出人頭地’ ﹐也可以通過‘布象’ 的方式﹐令我帶有了某些人所仰慕的‘屬性’﹐ 從而做到‘出人頭地’。‘象’ 是布出來的﹐按著自已 的方式布於他人的面前﹐但‘象’ 與個人的實際行為或思想並不需要有一致的關係﹐‘布’ 出的‘象’ 只是自已的‘面子’ 或‘名聲’ 而已﹐又或是‘名節’ ﹐有時為了‘面子’ 也需要找個臺階﹐打過好的完場。因為‘布象’ 行為在‘象化思維’ 模式中是成立的﹐也有行動上的價值﹐但有時實際的客觀條件並不能支持‘布象’ 的物質基礎﹐為了‘布下’ ‘慷慨’ 之‘象’ ﹐在荷包又不‘爭氣’的情況下﹐只有‘搶付錢’ 然後來個光榮‘敗退’而回﹐這樣才算兩者兼得了。所以當‘布象’ 的表現目的與個人實際的想法和客觀情況並不吻合時﹐這就成了‘虛偽’﹐此人就是‘偽君子’ 。例如為給他人以‘不貪婪’ 的好印象﹐就算自已想要﹐也覺得‘不好意思’ 了﹐在‘量化思維’ 的習慣中﹐如果對方問一次﹕‘肯定嗎﹖ (Are you sure?)’ ﹐如果你還是堅持不要的話﹐對方也就不會強求你收下﹐但是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中﹐大家都知道這種‘謙讓’ 只是‘不好意思’ 的表現罷了﹐所以會再三要求對方收下。在中國人的婚禮上﹐我們都知道應邀的來賓需要‘做人情’ ﹐這‘人情’就是‘金錢’ 或‘送禮’ ﹐但是對於西方人的婚禮(在英語社會) 一對新人只會把他們想要的對象開出一張列表﹐讓來賓在之前認購﹐也就是按自已的實際情況來挑選其中的禮物﹐再買給新人﹐其實這樣做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好方法﹐新人從現實角度出發需要這些物件﹐而來賓也可按自己的經濟能力或購買的方便程度來認購這些物件﹐雙方都可以求仁得仁了﹐這總比送上不切實際的禮物來得好﹐而送‘金錢’ 又好像‘賄賂’ 一樣。但是這種方式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中是不可行的﹐在海外的華人也很難模仿這種西式習俗﹐因為總覺得‘不好意思’﹐‘開出列表’ 這種行為在‘象化思維’ 的解讀下﹐就是‘布象’ 行為﹐而‘象’ 中的內容就是‘貪婪’ ﹐因為‘開出列表’ 就類同于向人索取﹐其中帶有‘貪婪’ 的意味﹐這就成為一個很壞的‘布象’ ﹐於是這種有損形象的事情又有誰肯幹呢。

按客觀情況或真實想法而表現出的‘率直’ 隨時會帶來負面效果﹐但往往‘虛偽’ 的‘布象’行為卻能讓人有‘名利’ 雙收的好處﹐所以這是最受‘象化思維’ 觀迎的做法﹐也是‘象化思維’ 產生的普遍現象與人格心理—‘陰陽’ 人格﹐而且這種‘陰陽’ 性中有‘虛’ 有‘實’ ﹐讓人看不清其中的意圖﹐這就是中國‘權謀’ 文化的思想與行為基礎。民初‘厚黑學’ 的倡導者李宗吾先生﹐他以《三個演義》中的劉備﹑曹操和孫權為例﹐其中指出劉備是‘厚’ 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厚面皮’ 來嬴得‘人心’ ﹐最後成就一代帝業﹐而劉備就正是以示弱﹑謙讓﹑痛哭等方式‘布象’ 的高手﹐由始至終掩盍著他想奪取天下的真正企圖。可見﹐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裏﹐‘布象’ 式的‘陰陽’人格就成為了很有‘必要’ 的生存甚至成功之道。

‘禮’ 按‘四端’ 的解釋就是‘恭敬辭讓之心’ ﹐而中國人自古就發展出極為豐富的‘禮儀’ 行為﹐‘禮儀’ 對各種場合下的言行舉止訂下了規範(‘禮教’則是表現古時等級社會的工具﹐帶有強制性﹐與‘禮儀’有別)﹐因此﹐中國自古被稱為‘禮儀之邦’ 。但是及至近代甚至現代﹐我們卻發現中國人在公共場合上的表現﹐卻往往看不到‘禮儀’﹐反而在公共場所中卻因為人人爭先而造成混亂﹐所以這種與‘禮儀之邦’ 相悖的現象就引起了大家的不解。現在﹐我們或許可以解構到這種‘反差’現象的成因了。首先正如‘修齊治平—‘象化思維’ 的管理觀’ 那一章所提到過的原因﹐‘象化思維’ 的社會沒有發展出‘公德’ 觀念﹐而只集中在‘私德’ 的‘修身’ 上﹐在沒有‘公德’ 觀念下﹐公共場所的秩序也就沒有遵守的思想基礎﹐也就是‘無禮’可言。這一點可以解釋到現時所見的‘混亂’ 現象﹐但是從‘禮儀之邦’ 的美譽中可見傳統中國人對‘禮儀’的重視﹐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禮儀’ 又來自哪里呢﹖這就要看第二點的解釋。第二﹐禮儀如‘升降揖讓’的動作都可以表現出其人‘恭敬’ 和‘辭()讓’的態度﹐中國人的口頭禪‘不好意思’也表現出這種‘謙讓’﹐這也就可以成為‘象化思維’ 其中一種的‘布象’方式。為了‘布象’ 就需要表現出謙謙君子的彬彬有禮﹐中國人本來對禮儀的重視就發展出了各種禮儀行為﹐但同時‘禮儀’又成為了‘布象’ 的絕佳途徑。在‘禮儀’ 的背後可以成為對他人的‘布象’﹐而不需要真正來自對他人的‘尊敬’﹐這更不是在明白到各人權利義務後所表現出的‘尊重(respect) ’﹐ 真正的‘尊重’ 行為在私在公都會表現出‘一視同仁’ 的行為 ﹐放諸四海而皆准。不過﹐這種‘禮儀’ 而來的‘禮貌’如同‘布象’ 一樣﹐往往要視乎特定的物件和在特定的環境之下才會發生﹐假如對方是‘自已人’ 或者有‘布象’ 的必要﹐‘布象者’ 就表現出‘彬彬有禮’ ﹐但如果在陌生人圍繞的公共場所內﹐相同的人可能也表現得像其他人一樣﹐不守交通規則或者隨地吐痰﹐對陌生人或下屬的態度可能也是‘如狼似虎’ 的﹐這就是‘象化思維’ 的‘陰陽人格’ 。‘禮儀’ 的確因為滿足到‘布象’ 的社會需要﹐而成為了一種很有效的‘布象’工具﹐反過來‘象化思維’ 的‘布象’ 行為也在無形中促成了‘禮儀’ 的發展﹐所以由這種‘禮儀’ 構成的‘禮儀之邦’ 其實還應該稱之為‘布象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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