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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象化思維’ 的集體觀  [簡體版]

        ‘人治’ 就是對與集體利益有關的行為﹐主要以集體中一部份的‘人’ 與‘人際關係’ 作為決定的準則和規範。從本書其他章節的有關論述中得知﹐‘象化思維’ 的思維元素是‘象化概念’ 與‘象化邏輯’ ﹐這兩個元素放諸人群社會上﹐就是‘人’ 的道德行為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屬性’ 。因為‘人’ 的行為與道德表現是一種既若隱若現而又複雜的結合體﹐在衡量人的道德與行為上﹐從來就沒有過‘量化’ 的標準﹐其實也不可能把它們‘量化’ 。因此﹐只能用‘君子﹑小人﹑智者﹑仁者’ 等概念一概而論之﹐但不可能給予這些概念一個絕對的‘定義’ ﹐正如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做學問上也有‘注不破經﹐疏不破注’ 的做法)。這些‘象化概念’ 都是可以通過閱讀有關的論述﹐如《四書》等書﹐或者通過對人行為的實際觀察來理解‘象化概念’ 中的資訊﹐但不可以用‘定義’ ﹐也就是‘道’或‘名’的方式來‘量化’﹐這樣只會規限了‘象化概念’ 的資訊﹐這種定義後的‘概念’ 也就不是‘象化思維’ 中的‘象化概念’ 了。因為概念已被‘量化’扭曲﹐‘象化概念’ 中‘信息’ 也再不是指示‘屬性’ 的資訊﹐同時也失去了它本身可以‘無限分解’ 和‘擴張’ 的基本特性。

根據‘象化思維’ ‘循象而行’ 的操作模式﹐統治階層就刻意的設下了‘三綱’ 的‘人間象’ ﹐以‘君為臣綱’ ﹐讓君主成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治國的本領講求的是‘以孝治天下﹐以德治國’ ﹐但是因為當時資訊流通受到的客觀限制﹐真正能感到君主的存在﹐無非只是君主身邊的群臣﹐為了把‘人間象’ 的效果散佈到天下的每一個角落﹐就再提出‘父為子綱﹑夫為婦綱’ 。天下人都有自已的父母﹐而成年的女性都有丈夫在身邊﹐這樣每一個人都有了自已的榜樣﹐可以‘循象而行’ 。不過﹐並非每一個父親和已婚男性都能夠起到‘正面’ 的表率﹐所以就需要有‘功名’ 的讀書人和由讀書人組成的‘地方官’ 作為持‘執照’ 的‘人間象’ ﹐‘功名’ 或‘朝庭’ 的任命就是統治者對‘人間象’ 的‘認證’ ﹐確認他們是‘才德廉備’ 的同時也能夠‘以德服人’ 。‘人間象’有了‘認證’ 後﹐這些走在老百姓間的人士﹐就是一面面活在人間的‘象’ ﹐或稱‘楷模’﹐天下百姓也就可以‘看’著來生活了。如果﹐百姓們做得出色﹐也具備了‘人間象’ 功能的話﹐統治者就會頒授另一種形式的‘牌照’ 作為‘認證’ ﹐這就是‘牌坊’ 。如果你是節婦﹐就有‘貞節牌坊’ ﹐這一幢幢的牌坊﹐又是一面面在百姓間的‘象’ 。作為士大夫階層的做法﹐統治者的進一步‘認證’ 就是在死後授予的‘諡號’ ﹐再者就是以統治手段﹐為死者立祠立廟﹐把人格提高到‘王格﹑帝格’ 甚至為‘仙格﹑神格’ 的地位﹐這就是‘關帝’ 的‘人物象’

筆者在這裏再次總結一遍統治者的‘布象’行為 ﹐想重申的是﹐這些並非歷朝歷代統治者別出心才的行為﹐更非中國人的‘奇想發明’ ﹐而是‘象心思維’ 的必然結果。根據‘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就一定會產生以上的歷史現象﹐把統治的重心放在‘人’ 的個體身上。如果以一個普遍的方式來說明這個問題﹐就是‘象化思維’ 的集體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循象而行’ 上﹐而‘人’ 就是這個‘象化概念’ ﹐這就是把某些個體人樹立為‘象’ ﹐作為其他集體成員的行為模範﹐從而達到集體行為的統一性。在‘象化思維’ 模式下﹐就算在某一個時間內沒有集體認可的人作‘象’ ﹐集體成員也會自覺的以個人信仰的標準選擇某些人為‘象’ ﹐因為‘循象而行’ 是‘象化思維’ 的操作模式。為了防止集體出現‘群龍無首’ 式的管治混亂﹐這樣‘象化思維’ 就必須把思維操作建基在這些選擇的‘象’ 上﹐以恢復‘循象而行’ 的操作。相對於‘象化思維’ 的‘量化思維’ ﹐‘量化思維’ 模式也是以概念為基礎運作﹐這就是‘循量而行’ ﹐這個‘量化概念’ 或‘邏輯量化點’將會是法規條文﹑個人許可權的定義﹑義務的界定等﹐這些都是可落於文字的概念和邏輯。因此﹐在古時英國國王與諸候間的封建關係﹐就是以《自由大憲章》來落實。

對於‘人’ 的行為與道德﹐這些概念就只有‘象化思維’ 才善於理解﹐每一個‘象化思維’ 的人都想選一個‘君子’ 作為集體的領袖﹐但是誰也不能說清‘君子’ 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成為領袖的往往需要懂得權謀‘布象’ ﹐其實心中想到的無非也是‘出人頭地﹑富貴﹑名聲’ 這些與人性本能有關的‘人生象’ ﹐‘偽君子’ 就是這樣形成了。這就是古時劉備的‘三讓徐州’﹑自古領袖為招降而對被俘敵將所作的鬆綁‘小動作’ ﹐甚至今天臺灣選戰中為他人‘跪票’ 的動作等等。這種‘偽君子’的‘布象’行為對思維層面而論﹐卻完全合符‘象化思維’ 模式﹐所以說‘象化思維’ 提供了‘陰陽人格’ 與‘偽君子’ 的生長土壤。

        除了‘象化概念’ 的‘人’ 之外﹐還有‘象化邏輯’ 作為另一個‘象化思維’ 的思維元素﹐同樣也是‘循象(象化邏輯) 而行’ 的方式。正如本書已論述過的內容﹐同樣是集體結構的人群社會乃至國家﹐都是‘象化思維’ 在‘家庭’ 的認知上再作認識的﹐所以有‘國家’ 的說法。‘國’ 在形式結構上大於‘家’ ﹐但‘國’ 的認知由‘家’ 的‘模擬’而來﹐因此‘國家’ 是一個一體的認知概念﹐‘國’ 與‘家’ 存在‘互屬性’。因此﹐個人‘安頓感’ 的立足點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屬性’ ﹐也隨著對社會的認識而擴展到在社會群體中﹐將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建立和保持與他人的‘互屬性’ ﹐就是來把‘家庭’ 中的‘安頓感’ 極大化。‘互屬性’ 可以通過‘象化符號系統’ 來表示﹐卻不能‘量化’﹐沒有‘量化’ 的演繹關係﹐只有存於‘象化思維’ 意識間的作用力。當兩個人或多個人的集體形成後﹐這就出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屬性’關係 ﹐而這種的‘互屬性’關係的建立方式與‘互屬性’ 的特點﹐有關的內容已在專章中作出了詳細的論述。這樣的‘互屬性’ 一旦成立後﹐它對‘象化思維’ 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其中的作用力並沒有可‘量化’的標準可言﹐並非通過一千元以‘利益授受’ 方式建立的‘互屬性’ ﹐就一定能兌現多於一頓二百元的請客再加一些‘交情’ 所能兌現的‘利益回報’ ﹐這個利益回報只是對方對‘互屬性’ 的主觀確認行為﹐所以沒法‘量化’。

在‘象化思維’ 的角度下﹐一切對個體本身的正式或非正式﹑合法或非合法的利益授予﹐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有可能被考慮為‘互屬性’ 的起點。當要採取一個對集體有影響的行動之前﹐如任命或選舉時﹐‘象化思維’ 就要先以‘互屬性’ 作為判斷的依據﹐這種‘互屬性’ 包括了對方平時對自己的請客﹐曾經行的一個‘方便’﹑親戚之間的‘人情’關係等。而且﹐自已將要採取的一個‘正當’行動﹐也一定會對某些人造成利益好處﹐這樣又可以算是一種‘互屬性’ 的建立和加固方式﹐也需要在這個時候考慮是否應該還掉所欠下的‘人情債’ ﹐是否與某一方建立‘互屬性’ 會因為忽略了另一段‘珍貴’ 的‘人情’ ﹐而開罪了另一方呢。‘象化思維’ 的對方也往往承認這種做法和思路﹐所以一個在集體中‘依法辨事’的行為﹐也可以在‘象化思維’ 的轉換下成為了一種的‘利益授受’ 行為。至於﹐集體中的‘量化’ 條文包括權利義務的觀念就並不是‘象化思維’ 傾向的概念了。

        總的來說﹐‘象化思維’ 還是傾向於以意識中出現的模糊人際‘互屬性’ 綱絡和‘人’ 頭上出現的‘道德光環’ ﹐作為滿足‘象化思維’ 操作過程的條件—‘象化邏輯’ 與‘象化概念’ 。一段‘異姓兄弟’ 的情誼﹑一種鄉情﹑一席酒菜都是‘互屬性’ 關係的標誌﹐一道‘道德’ 的‘光環’就可以成為集體的‘綱領’ ﹐成為了一個‘人間象’ 。正如明末清初在民間爆發的抗清起義中﹐秀才往往成為了百姓推舉的集體領袖﹐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百姓的‘人間象’。 除此之外﹐集體中正常的‘決定’ 在‘象化思維’ 的理解下﹐都可以被視為這是對這個‘決定’的最後得益者建立‘互屬性’的開始﹐而且這種‘互屬性’所隱藏的意義﹐就是在‘互屬性’ 覆蓋下﹐將來有可能在‘再確認’ 中令自已得到利益回敬﹐因此﹐現在的‘決定’就變得十分重要。

        把話說得具體一點就是﹐一個人群集體的狀態是集體行為的總和﹐而個人的行為就是集體行為的一部份﹐在每一個集體成員作出行動之前都需要有一段的思維過程。例如﹐在‘象化思維’ 推舉一位元領袖或指派一件工作時﹐需要作出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         (在‘我’ 沒有‘互屬性’ 的情況下) —‘象化概念’﹕考慮到採取的行動應該有利於有‘才德’ 與‘聲望’ 的‘人’ ﹐‘人’的道德行為應該是考慮的因素﹐而這種‘道德’ 反映就主要來自那‘人’ 的‘布象’ 行為。

*         現存‘互屬性’ —‘象化邏輯’﹕考慮到是否要對現存‘互屬性’ 作出再‘加固’或再‘確認’ 的必要﹐還有考慮應該先加強哪一方面的‘互屬性’

*         有可能建立的‘互屬性’ —‘象化邏輯’ ﹕考慮到將採取的行動會建立新的‘互屬性’ ﹐這樣就要考慮哪一方面的‘互屬性’ 是最有價值的﹐高價值的能帶來更多的利益和建立更多的‘互屬性’關係。

 圖示如下﹕

        如果我們再次回憶一下在本章開始提及到有關‘人治’ 的定義﹐‘人治’ 就是對與集體利益等有關的行為﹐主要以集體中一部份的‘人’ 與‘人際關係’ 作為決定的準則和規範。以上所提的行為都是與集體利益有關的行為﹐‘象化思維’ 就是以‘人’ 作‘象化概念’ 和以‘人際關係(‘互屬性’) 作‘象化邏輯’ ﹐以此為準則與規範來決定與執行集體行為﹐ ‘象化思維’ 的集體觀念和行為就反映在‘人治’ 的行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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