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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机智与聪明—‘象化思维’的‘取象类比’﹕[繁體版]

如果要总结一下‘象化思维’ 模式中最常用的操作﹐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取象类比’的操作方式﹐‘取象类比’就是对目标作‘象化概念’方式的处理﹐在目标中找出其中的属性。正如大脑在处理视觉信息的时候﹐对图像作外形轮廓特征的处理﹐然后把特征的信息记录下来作为参考﹐当日后看到具有同样特征的对象﹐就算在外形上的量化数值并非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大脑可以通过其特征辨认出这是香蕉﹑苹菓或者是同一个汉字﹐虽然眼前的汉字是一个十分潦草的手写体﹐我们也可以确认出来。这种视觉特征的处理机制令到我们在动态的情况下﹐黑夜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又或者对象在半遮半掩的状态下﹐大脑也能瞬间分辨出眼前的物体。我们要知道﹐图像的信息是平面的点状信息﹐每个点状也有光暗和颜色之分﹐所以图像信息的数量十分之大﹐不同于语意信息只是一些音素组合而己。可见﹐大脑的图像处理机制相对这样大规模的信息处理量来说﹐是何等的迅速﹐而且这种信息处理的方式也是完全自动化的﹐我们的显意识对它没有任何的了解﹐我们在生活中也不需要为视觉处理的事情而操心。在日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日本各火车站阅台上的站名﹐曾经一度由汉字表记形式改为平假名的拼音形式﹐但是火车司站发现在行车中的时候﹐就算看到平假名站名﹐在大脑中也需要较出时间来反应出相关的语意﹐有时甚至到了下一站才‘醒悟’ 到上一站的站名﹐因为大脑在分辨拼音文字后﹐还需在语言处理机制中进行‘串读’ 站名的操作﹐这种速度较之纯粹在视觉信息处理机制中分辨‘汉字’ 为慢﹐所以造成了以上的不便﹐最后还是把拼音站名改回到以原来汉字的方式来表记。可见﹐视觉信息处理机制通过‘类比’ 方式来辨别字形﹐只需瞬间时间即可完成﹐马上就可以指示出相对概念。

‘象化思维’就是因为以汉字作为语言概念的表记工具﹐而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解读﹐只是‘类比’操作的结果﹐而这‘类比’操作恰好就是视觉信息处理的操作形式。于是‘象化思维’ 的大脑就能够调用到这种强大的信息处理机制来满足本身思维操作的需要﹐视觉信息处理的优点﹐其迅速有效性也自然被‘象化思维’ 所继承过来﹐当然这种操作方式仅限于‘取象类比’ 而言﹐而不是逻辑推演的方式。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到﹐为甚么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中国人往往予人一种脑瓜灵活﹐‘机智’和‘点子多’的特征﹐而西方人则是有点办事死板﹐不知变通﹐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受到‘量化思维’ 的影响﹐而‘量化思维’ 则来自‘听觉模式’ ﹐所以办事中的判断要在所有因素齐全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行动﹐而且还需要首先找到‘量化概念’来循‘量’ 而行。但是﹐中国人则调用到‘视觉模式’ 的处理机制﹐对问题和事物作‘取象’ 后﹐于是通过视觉处理机制以‘看’ 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对象的属性‘类比’ 出来(如下图)﹐也就是‘取象类比’ 。所以‘象化思维’ 给人思维敏捷的印象﹐就是得益自视觉处理的迅速﹐这就是‘机

智’ ﹐而另一方面的‘点子多’﹐这就归因于‘取象类比’ 后所得到的大量‘属性’ 为了对‘视觉模式’ 中‘取象类比’ 的功能作出具体的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对‘箭’ 的图像信息和概念信息作分析为例子﹐说明了‘视觉机制’被‘象化思维’ 调用后﹐就可以成为‘类比’概念的途径(如下)

现在﹐基于以上的认知基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象化思维’ 在解决问题时﹐如何以‘取象类比’ 作主要的方法手段。笔者挑选出以下三个典型例子来论述说明﹐这三个例子分别是﹐‘鸡兔同笼’问题﹐‘司马光砸缸救友’ 和‘草船借箭’的故事。笔者选用以上三个例子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是再经典不过的问题和故事﹐作为华人一员﹐应该没有人对此感到陌生吧。

第一个问题是一条‘算术’ 问题﹐名为‘鸡兔同笼’。问题问的是﹐在同一个笼中﹐如果我们数出其中有五个头和十四只脚﹐那么在这个笼中分别有多少只鸡和兔呢﹖这昰一条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数学趣题﹐此题最早见于《孙子算经》。本文列出的解答一就是孙子本人的解答方法﹐而解答二也是另一种很流行的解法。本章为了简化题目的运算﹐所以把其中的数量减少到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当然数量绝对不会影响问题的解答方法和思路。这条问题一直流传至今﹐就算是现代的小学生﹐在数学课上解答趣味性问题时﹐也必然会碰到‘鸡兔同笼’ 的问题﹐学生要求的是一个‘算术’ 的解法而非‘方程解’ ﹐如果这个问题用‘列方程’ 的方法解的话﹐也就无从谈其中的趣味性了。所以在西方的‘量化思维’社会﹐‘鸡兔同笼’ 式的问题没有得到‘象化思维’社会那样的重视程度。对于西方思维方式而言﹐这只是一条标准的二元一次联立方程作解的数学题﹐对思维的训练只是如何设立代数方程而已﹐如下﹕

x+y=5

2x+4y=14

但是﹐对‘象化思维’ 来说﹐这是一道‘算术题’ ﹐对学生的训练要求用‘算术’ 的解答方法﹐不能使用‘代数’ 。如果﹐我们重新通过‘象化符号系统’ 来仿真问题解答的思维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对问题的解答着重在‘类比’ 性的操作﹐问题的解决是从对‘鸡’ 与‘兔’ 在脚和头数量方面的‘属性’ 归纳开始的。请看解答一﹕

在解答一中﹐解答问题的关键建立在三次‘类比’ 操作中﹐第一次是分别‘取象类比’ 鸡与兔的属性﹐发现鸡的脚数是头数的两倍﹐而兔的脚数则是头数的四倍﹐所以造成了‘砍足’ 一半的假设﹔第二次的类比在‘假设’ 完成后﹐‘砍足’ 的鸡有只有一个头和一只脚﹐兔的脚数比头数多一个﹔第三次类比出在假设情况下的鸡兔头脚总数﹐因为‘砍足’一半﹐所以只有7只脚﹐这样总脚数还是比头数多出2只﹐可见﹐笼中有2只‘砍足’兔﹐所以也就多出了这2只脚。再看解答二﹕

这次的解答也建立在发掘鸡兔的属性上﹐一共有2次主要的类比操作。第一次是﹐总结出鸡与兔有相等的头数﹐但是每只兔比鸡多出2只脚。既然每只鸡兔的头数一样﹐我们就可以假设笼中全部是鸡﹐这样在5个头的情况下﹐就一共有10只脚了﹔第二次类比操作是比较假设前后的头脚总数情况﹐得出假设后的笼中总脚数比之前少了4只﹐而我们知道每只鸡比兔比2只脚﹐所以得知在原来的笼中有2只兔。可见﹐解答中的分析是基于对事物属性的类比结果。由此可见﹐这类型的算术解法就是一种‘象化思维’ 的思维训练﹐训练目标就是对事物以‘取象类比’ 的方式发掘其中的‘属性’ ﹐包括‘共同属性’ 与‘异质属性(非共同属性) ﹐然后延着类比的结果展开解决问题的思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光砸缸救友’ 的故事﹐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儿童故事﹐取材至北宋名臣司马光﹐在童年发生的一件机智救出溺水朋友的事迹。据说﹐司马光从小就聪明好学﹐自七岁开始已手不离卷﹐有一天在与朋人玩耍的时候﹐其中一位小朋友失足掉到一个盛满水的大水缸中﹐其它小朋友当时就不知所措了﹐只有司马光灵机一动﹐拾起水缸旁的大石把水缸砸破﹐溺水的小朋友也随水流出水缸而得救﹐不致溺水而死。历史上传颂司马光救友的故事﹐除了赞扬司马光作为小孩已有的机智与处变不惊的勇气外﹐也特别回味这种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的‘机智’﹐这种就是‘象化思维’社会中特别欣赏的智慧。请看以下的思维操作﹕

        司马光救友的解决方法﹐关键建立在对事物作‘取象类比’上。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大家往往会把解决问题的对象放在溺水的小朋友身上﹐谁掉到水就把谁拉上来﹐但是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当时在场的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的体力不具备把溺水者从高大的水缸中拉上来的条件﹐而且水缸的缸口位置要比小孩子还高﹐所以这种正统的解决方法不能应用到这件事件上。于是﹐司马光只能对水缸作‘取象类比’ ﹐找到水缸具有盛水的‘属性’作用。笔者相信对七岁己开始读书识字的司马光来说﹐他应该在读书的过程中已经培养出了一定的‘象化思维’能力﹐所以‘实虚’ 式的由‘实’ 至‘虚’﹐ 再由‘虚’ 推回至‘实’ 这种‘象化推演’ 操作﹐对他来说已具备了一定的思维基础。因此﹐司马光可以‘类比’ 得到‘破水缸’可以泻水并同时解脱友人被水溺毙的危险﹐于是﹐这个故事就朝着这个‘类比’结论的方向发生了。对‘象化思维’而言﹐‘取象类比’的思维习惯﹐不仅利用了大脑中原有的强大‘视觉模式’处理机制﹐同时以‘循象而行’ 的思维模式﹐也令到对‘对象’采取‘类比’操作的方式﹐成为‘象化思维’较有倾向性的动作﹐也较为善长﹐而且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往往与事物的属性有关。因此﹐司马光发挥了‘视觉思维’ 这方面的优点而把问题在瞬间内解决了。

        最后一个经典故事是发生在三国时代﹐孔明‘草船借箭’ 的故事﹐这个故事就不需要笔者在此多作介绍了﹐相信大家对此都耳熟能详吧。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草船借箭’ 这种方法所迸发出的睿智﹐请读者与笔者一起来看一下整个思维的操作过程吧。

       

        在当时﹐刘孙联军正遇上军队中缺箭的问题﹐周瑜就趁机给孔明出了‘造箭’ 的难题﹐但是‘取象类比’ 箭的特性后﹐发现箭是可以在发射后循环再用的﹐所以﹐‘借箭’ 的做法就成为了可能。再对‘敌’ 与‘我’ 军作‘类比’ 分析﹐得到‘敌’军将会在战场上以箭攻击‘我’军。结合以上的结论﹐‘象化思维’ 就有了一个想法﹐希望‘敌’ 军用箭射向‘我’ 军﹐但是‘我’军需在‘零’ 伤亡的情况下﹐把射过来的箭收为已用﹐这就是‘借’ 的动作。因此这个‘我’ 军就不能是真正的军队﹐而是用其它物质材料仿造而成的‘我’ 军。经过最后一轮的‘类比’ 后﹐得到以‘稻草’ 造成的‘我’ 军队和部份草船﹐既有‘我’ 军的‘外形’﹐而且稻草在受箭后不会把箭头损坏。最后﹐以‘草人草船’ 来‘借’ 箭的想法在理论上就具有可行性﹐于孔明就以‘借箭’ 来解决‘缺箭’ 的难题﹐而不是直接的‘造箭’。可见﹐在整个决定过程中﹐对‘箭’ 属性﹑敌我特性和最后‘我’ 军与要求条件进行‘类比’操作﹐这都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

        由以上的各个例子说明﹐在‘象化思维’ 的模式中﹐‘杠杆作用’ ﹑‘公式化’ 的计策 和以‘取象类比’ 方式解决问题的倾向性﹐都令到‘象化思维’的社会产生出一种‘谋略’文化。这个‘谋略’文化是指﹐中国人的社会特别喜爱有关‘谋略’ 的故事和采用‘谋略’﹐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本集各种政治军事谋略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最受民间社会观迎的故事。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兵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据史籍记载的兵书就有三千多部﹐这里还没有包括失传的作品﹐如果也包括历史中失传的作品﹐也就真是多如牛毛了。可见﹐‘谋略’因为能够发挥出‘象化思维’ 的思维优势—‘杠杆作用’和‘取象类比’ 的能力﹐而且如‘三十六计’ 等‘公式化’ 的计策也提供到大量的参考数据﹐只要发挥出‘杠杆作用’﹐同时通过‘取象类比’ 的操作﹐就可以选取到相关的策略‘公式’﹐从而提供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再制定成一套实际的行动步骤。‘谋略’ 因为符合和发挥到‘象化思维’ 的优势﹐所以就成为了民族文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内容。再者﹐‘象化思维’ 的‘布象’(有专章论述) 行为也令到人际关系可以变得如战场一样‘虚实’难辨﹐存在‘奇正’运用上的空间﹐还有在传统政治中﹐个人的发展具有较大自由度﹐允许个人以自身的努力来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所以又在‘谋略’上加添了人际与政治的内容而成为‘权谋’ 。不论是‘谋略’ 的学问﹐还是利益角力中的‘权谋’ ﹐这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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