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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機智與聰明—‘象化思維’的‘取象模擬’﹕[簡體版]

如果要總結一下‘象化思維’ 模式中最常用的操作﹐我們會發現這就是‘取象類比’的操作方式﹐‘取象類比’就是對目標作‘象化概念’方式的處理﹐在目標中找出其中的屬性。正如大腦在處理視覺資訊的時候﹐對圖像作外形輪廓特徵的處理﹐然後把特徵的資訊記錄下來作為參考﹐當日後看到具有同樣特徵的物件﹐就算在外形上的量化數值並非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大腦可以通過其特徵辨認出這是香蕉﹑蘋菓或者是同一個漢字﹐雖然眼前的漢字是一個十分潦草的手寫體﹐我們也可以確認出來。這種視覺特徵的處理機制令到我們在動態的情況下﹐黑夜光線不足的環境下﹐又或者物件在半遮半掩的狀態下﹐大腦也能瞬間分辨出眼前的物體。我們要知道﹐圖像的資訊是平面的點狀資訊﹐每個點狀也有光暗和顏色之分﹐所以圖像資訊的數量十分之大﹐不同於語意資訊只是一些音素組合而己。可見﹐大腦的圖像處理機制相對這樣大規模的資訊處理量來說﹐是何等的迅速﹐而且這種資訊處理的方式也是完全自動化的﹐我們的顯意識對它沒有任何的瞭解﹐我們在生活中也不需要為視覺處理的事情而操心。在日本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例子﹐日本各火車站閱臺上的站名﹐曾經一度由漢字表記形式改為平假名的拼音形式﹐但是火車司站發現在行車中的時候﹐就算看到平假名站名﹐在大腦中也需要較出時間來反應出相關的語意﹐有時甚至到了下一站才‘醒悟’ 到上一站的站名﹐因為大腦在分辨拼音文字後﹐還需在語言處理機制中進行‘串讀’ 站名的操作﹐這種速度較之純粹在視覺資訊處理機制中分辨‘漢字’ 為慢﹐所以造成了以上的不便﹐最後還是把拼音站名改回到以原來漢字的方式來表記。可見﹐視覺資訊處理機制通過‘類比’ 方式來辨別字形﹐只需瞬間時間即可完成﹐馬上就可以指示出相對概念。

‘象化思維’就是因為以漢字作為語言概念的表記工具﹐而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解讀﹐只是‘模擬’操作的結果﹐而這‘類比’操作恰好就是視覺資訊處理的操作形式。於是‘象化思維’ 的大腦就能夠調用到這種強大的資訊處理機制來滿足本身思維操作的需要﹐視覺資訊處理的優點﹐其迅速有效性也自然被‘象化思維’ 所繼承過來﹐當然這種操作方式僅限於‘取象模擬’ 而言﹐而不是邏輯推演的方式。

        現在﹐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到﹐為甚麼在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中國人往往予人一種腦瓜靈活﹐‘機智’和‘點子多’的特徵﹐而西方人則是有點辦事死板﹐不知變通﹐對西方人來說﹐他們受到‘量化思維’ 的影響﹐而‘量化思維’ 則來自‘聽覺模式’ ﹐所以辦事中的判斷要在所有因素齊全的情況下﹐才能作出行動﹐而且還需要首先找到‘量化概念’來循‘量’ 而行。但是﹐中國人則調用到‘視覺模式’ 的處理機制﹐對問題和事物作‘取象’ 後﹐於是通過視覺處理機制以‘看’ 的方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把物件的屬性‘類比’ 出來(如下圖)﹐也就是‘取象模擬’ 。所以‘象化思維’ 給人思維敏捷的印象﹐就是得益自視覺處理的迅速﹐這就是‘機

智’ ﹐而另一方面的‘點子多’﹐這就歸因於‘取象模擬’ 後所得到的大量‘屬性’ 為了對‘視覺模式’ 中‘取象模擬’ 的功能作出具體的說明﹐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對‘箭’ 的圖像資訊和概念資訊作分析為例子﹐說明了‘視覺機制’被‘象化思維’ 調用後﹐就可以成為‘模擬’概念的途徑(如下)

現在﹐基於以上的認知基礎﹐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象化思維’ 在解決問題時﹐如何以‘取象模擬’ 作主要的方法手段。筆者挑選出以下三個典型例子來論述說明﹐這三個例子分別是﹐‘雞兔同籠’問題﹐‘司馬光砸缸救友’ 和‘草船借箭’的故事。筆者選用以上三個例子的原因﹐因為它們都是再經典不過的問題和故事﹐作為華人一員﹐應該沒有人對此感到陌生吧。

第一個問題是一條‘算術’ 問題﹐名為‘雞兔同籠’。問題問的是﹐在同一個籠中﹐如果我們數出其中有五個頭和十四隻腳﹐那麼在這個籠中分別有多少只雞和兔呢﹖這昰一條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的數學趣題﹐此題最早見於《孫子算經》。本文列出的解答一就是孫子本人的解答方法﹐而解答二也是另一種很流行的解法。本章為了簡化題目的運算﹐所以把其中的數量減少到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當然數量絕對不會影響問題的解答方法和思路。這條問題一直流傳至今﹐就算是現代的小學生﹐在數學課上解答趣味性問題時﹐也必然會碰到‘雞兔同籠’ 的問題﹐學生要求的是一個‘算術’ 的解法而非‘方程解’ ﹐如果這個問題用‘列方程’ 的方法解的話﹐也就無從談其中的趣味性了。所以在西方的‘量化思維’社會﹐‘雞兔同籠’ 式的問題沒有得到‘象化思維’社會那樣的重視程度。對於西方思維方式而言﹐這只是一條標準的二元一次聯立方程作解的數學題﹐對思維的訓練只是如何設立代數方程而已﹐如下﹕

x+y=5

2x+4y=14

但是﹐對‘象化思維’ 來說﹐這是一道‘算術題’ ﹐對學生的訓練要求用‘算術’ 的解答方法﹐不能使用‘代數’ 。如果﹐我們重新通過‘象化符號系統’ 來仿真問題解答的思維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對問題的解答著重在‘模擬’ 性的操作﹐問題的解決是從對‘雞’ 與‘兔’ 在腳和頭數量方面的‘屬性’ 歸納開始的。請看解答一﹕

在解答一中﹐解答問題的關鍵建立在三次‘模擬’ 操作中﹐第一次是分別‘取象模擬’ 雞與兔的屬性﹐發現雞的腳數是頭數的兩倍﹐而兔的腳數則是頭數的四倍﹐所以造成了‘砍足’ 一半的假設﹔第二次的模擬在‘假設’ 完成後﹐‘砍足’ 的雞有只有一個頭和一隻腳﹐兔的腳數比頭數多一個﹔第三次類比出在假設情況下的雞兔頭腳總數﹐因為‘砍足’一半﹐所以只有7只腳﹐這樣總腳數還是比頭數多出2只﹐可見﹐籠中有2只‘砍足’兔﹐所以也就多出了這2只腳。再看解答二﹕

這次的解答也建立在發掘雞兔的屬性上﹐一共有2次主要的模擬操作。第一次是﹐總結出雞與兔有相等的頭數﹐但是每只兔比雞多出2只腳。既然每只雞兔的頭數一樣﹐我們就可以假設籠中全部是雞﹐這樣在5個頭的情況下﹐就一共有10只腳了﹔第二次模擬操作是比較假設前後的頭腳總數情況﹐得出假設後的籠中總腳數比之前少了4只﹐而我們知道每只雞比兔比2只腳﹐所以得知在原來的籠中有2只兔。可見﹐解答中的分析是基於對事物屬性的類比結果。由此可見﹐這類型的算術解法就是一種‘象化思維’ 的思維訓練﹐訓練目標就是對事物以‘取象模擬’ 的方式發掘其中的‘屬性’ ﹐包括‘共同屬性’ 與‘異質屬性(非共同屬性) ﹐然後延著模擬的結果展開解決問題的思路。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司馬光砸缸救友’ 的故事﹐這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兒童故事﹐取材至北宋名臣司馬光﹐在童年發生的一件機智救出溺水朋友的事蹟。據說﹐司馬光從小就聰明好學﹐自七歲開始已手不離卷﹐有一天在與朋人玩耍的時候﹐其中一位小朋友失足掉到一個盛滿水的大水缸中﹐其他小朋友當時就不知所措了﹐只有司馬光靈機一動﹐拾起水缸旁的大石把水缸砸破﹐溺水的小朋友也隨水流出水缸而得救﹐不致溺水而死。歷史上傳頌司馬光救友的故事﹐除了讚揚司馬光作為小孩已有的機智與處變不驚的勇氣外﹐也特別回味這種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的‘機智’﹐這種就是‘象化思維’社會中特別欣賞的智慧。請看以下的思維操作﹕

        司馬光救友的解決方法﹐關鍵建立在對事物作‘取象模擬’上。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方式﹐大家往往會把解決問題的物件放在溺水的小朋友身上﹐誰掉到水就把誰拉上來﹐但是這次情況有所不同﹐因為當時在場的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的體力不具備把溺水者從高大的水缸中拉上來的條件﹐而且水缸的缸口位置要比小孩子還高﹐所以這種正統的解決方法不能應用到這件事件上。於是﹐司馬光只能對水缸作‘取象模擬’ ﹐找到水缸具有盛水的‘屬性’作用。筆者相信對七歲己開始讀書識字的司馬光來說﹐他應該在讀書的過程中已經培養出了一定的‘象化思維’能力﹐所以‘實虛’ 式的由‘實’ 至‘虛’﹐ 再由‘虛’ 推回至‘實’ 這種‘象化推演’ 操作﹐對他來說已具備了一定的思維基礎。因此﹐司馬光可以‘模擬’ 得到‘破水缸’可以瀉水並同時解脫友人被水溺斃的危險﹐於是﹐這個故事就朝著這個‘類比’結論的方向發生了。對‘象化思維’而言﹐‘取象模擬’的思維習慣﹐不僅利用了大腦中原有的強大‘視覺模式’處理機制﹐同時以‘循象而行’ 的思維模式﹐也令到對‘物件’採取‘類比’操作的方式﹐成為‘象化思維’較有傾向性的動作﹐也較為善長﹐而且解決問題的著手處往往與事物的屬性有關。因此﹐司馬光發揮了‘視覺思維’ 這方面的優點而把問題在瞬間內解決了。

        最後一個經典故事是發生在三國時代﹐孔明‘草船借箭’ 的故事﹐這個故事就不需要筆者在此多作介紹了﹐相信大家對此都耳熟能詳吧。這個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草船借箭’ 這種方法所迸發出的睿智﹐請讀者與筆者一起來看一下整個思維的操作過程吧。

       

        在當時﹐劉孫聯軍正遇上軍隊中缺箭的問題﹐周瑜就趁機給孔明出了‘造箭’ 的難題﹐但是‘取象模擬’ 箭的特性後﹐發現箭是可以在發射後迴圈再用的﹐所以﹐‘借箭’ 的做法就成為了可能。再對‘敵’ 與‘我’ 軍作‘模擬’ 分析﹐得到‘敵’軍將會在戰場上以箭攻擊‘我’軍。結合以上的結論﹐‘象化思維’ 就有了一個想法﹐希望‘敵’ 軍用箭射向‘我’ 軍﹐但是‘我’軍需在‘零’ 傷亡的情況下﹐把射過來的箭收為已用﹐這就是‘借’ 的動作。因此這個‘我’ 軍就不能是真正的軍隊﹐而是用其他物質材料仿造而成的‘我’ 軍。經過最後一輪的‘模擬’ 後﹐得到以‘稻草’ 造成的‘我’ 軍隊和部份草船﹐既有‘我’ 軍的‘外形’﹐而且稻草在受箭後不會把箭頭損壞。最後﹐以‘草人草船’ 來‘借’ 箭的想法在理論上就具有可行性﹐于孔明就以‘借箭’ 來解決‘缺箭’ 的難題﹐而不是直接的‘造箭’。可見﹐在整個決定過程中﹐對‘箭’ 屬性﹑敵我特性和最後‘我’ 軍與要求條件進行‘模擬’操作﹐這都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

        由以上的各個例子說明﹐在‘象化思維’ 的模式中﹐‘杠杆作用’ ﹑‘公式化’ 的計策 和以‘取象模擬’ 方式解決問題的傾向性﹐都令到‘象化思維’的社會產生出一種‘謀略’文化。這個‘謀略’文化是指﹐中國人的社會特別喜愛有關‘謀略’ 的故事和採用‘謀略’﹐一部《三國演義》就是一本集各種政治軍事謀略的著作﹐可以稱得上是最受民間社會觀迎的故事。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上的兵書作品更是層出不窮﹐據史籍記載的兵書就有三千多部﹐這裏還沒有包括失傳的作品﹐如果也包括歷史中失傳的作品﹐也就真是多如牛毛了。可見﹐‘謀略’因為能夠發揮出‘象化思維’ 的思維優勢—‘杠杆作用’和‘取象模擬’ 的能力﹐而且如‘三十六計’ 等‘公式化’ 的計策也提供到大量的參考資料﹐只要發揮出‘杠杆作用’﹐同時通過‘取象模擬’ 的操作﹐就可以選取到相關的策略‘公式’﹐從而提供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最後再制定成一套實際的行動步驟。‘謀略’ 因為符合和發揮到‘象化思維’ 的優勢﹐所以就成為了民族文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發展內容。再者﹐‘象化思維’ 的‘布象’(有專章論述) 行為也令到人際關係可以變得如戰場一樣‘虛實’難辨﹐存在‘奇正’運用上的空間﹐還有在傳統政治中﹐個人的發展具有較大自由度﹐允許個人以自身的努力來爭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所以又在‘謀略’上加添了人際與政治的內容而成為‘權謀’ 。不論是‘謀略’ 的學問﹐還是利益角力中的‘權謀’ ﹐這都是‘象化思維’的產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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