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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俗文化—‘象化思维’的产物 [繁體版]

筷子—‘象化思维’的进餐工具﹕

        人类在文明之初的时候都以‘手’ 作为进餐()的工具﹐也就是在进餐时﹐以手直接摄取食物。直至现在﹐在非洲﹑中东和印度地区的民族也保留着这种以手进食的习惯。中华民族大约在三千年前就开始使用筷子为工具﹐在进餐时用筷子作摄取食物之用。在历史文文件里﹐没有记录到是谁发明‘筷子’ ﹐以及‘筷子’ 出现的准确时间和源自哪个地区。总的来说﹐筷子不应该是某一个人的独立发明﹐而应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产物﹐就如同‘汉字’ 的出现一样﹐也是在不同地域和时间内的一种集体发明﹐而且‘筷子’也随着‘汉字’传播到‘汉字文化圈’内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到现时为止﹐我们对‘象化思维’ 的认知模式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大部份现象﹑事物和文化都是‘象化思维’的产物。在‘象化思维’ 的认知模式中﹐最常用的操作就是‘取象类比’ ﹐对新事物的认知也是建立在现有的‘象化概念’ 上﹐或者对现有的事物直接作‘取象类比’ 式的认知﹐认知的内容都是有关‘属性’ 的信息﹐然后再建立和发展出新的理论或事物。

        就以进食为例﹐因为出于对餐桌礼仪的需要﹐以及食物在发展出多样化后﹐如果再以手拿食物进口的方式进餐﹐既有不雅的观感﹐而且食物多是趁热来吃﹐用手指也很难去摄取热气腾腾的食物。再者用手进食﹐毕竟会因为不卫生而引起肚腹痛的问题。虽然在古代﹐先民还没有‘细菌’的意识﹐但进食前洗手也是一致的共识。因此﹐一种新的进餐工具就有取代以手进食的必要。于是﹐‘象化思维’ 也就运用一贯的认知模式﹐首先对身边或现有的事物进行认知﹐这就是已有的进食工具—手﹐‘类比’ 出‘手’ 的‘属性’ 作为现有的知识。在这种知识基础上﹐再对新的进食工具进行‘类比’认知﹐最后通过模拟‘手’ 的功能而发明出‘筷子’ 这种新工具。‘筷子’在功能上是以‘木条’ 代替‘手指’ ﹐也就是作为‘手指’ 的延长﹐两者的动作都是以‘挟’ 与‘抓’ 为主﹐因此‘筷子’也就能够胜任手指所能做到的工作。可见﹐‘筷子’ 的产生离不开‘象化思维’ 的认知模式和‘类比’ 的思维操作。以下是‘象化符号系统’ 对‘象化思维’ 的认知过程所作的模拟﹕

        根据欧洲的历史记录﹐欧洲要等到十八世纪﹐才开始以‘刀叉’作为餐桌上的进食工具。在此之前﹐欧洲人只是以‘手’ 和‘刀’ 作为进食的主要工具。因为所有民族都使用勺子作为进食流质的必须工具﹐所以没有比较的意义﹐在此也省略不提。西方人在使用‘手’ 与‘刀’ 进食时﹐也已经使用‘叉’ 作为工具﹐但还不是个人的进食工具﹐而是较为大型的‘叉’ ﹐在切割时用来固定大块的肉类。后来出于礼仪﹑卫生等方面的考虑﹐到最来也就以‘叉’慢慢取代了以手摄食的功能﹐而‘刀’和‘叉’的使用正是完全符合到‘量化思维’ 的认知模式。因为‘刀叉’ 所提供的‘切’ 与‘提’ 的功能﹐就是所有进食动作的‘量化点’ ﹐一种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功能和动作。然后﹐‘量化思维’ 再以‘刀’ 与‘叉’ 分别针对这个‘量化’ 的功能点﹐提供到相应的功能﹐这样‘进食’ 的动作行为也就能够通过‘刀叉’ 来完成了。如下﹕

        可见﹐思维模式的确是产生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下﹐就算是针对共同的认知对象﹐只要通过不一样的认知方式﹐到后来就会得到完全回异的解决方案。‘筷子’ 表现出‘象化思维’ 以‘取象类比’ 作认知 ﹐然后再仿真对象‘属性’的解决方式﹔而‘刀叉’ 则是‘量化思维’ 一贯以‘量化分解’ 对象的模式﹐从中得到不可再分解的‘量化量() ’﹐最后再通过另外的事物来指示或取代‘量化量’﹐之后整个认知对象就可以通过‘量化量’再重构(组合)出来﹐这就是‘刀叉’ 的产生过程。

        除此之外﹐综观人类集体进餐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使用‘筷子’ 的人﹐才会在进餐时把菜肴放在餐桌中间﹐大家一起来摄取共同的菜肴﹐甚至连汤也放在中央﹐使用勺子来共饮(这是最不讲卫生的‘共食’行为)﹐而不是分开每人一份的独立份额﹐自已只吃面前的那一份﹐如果想再添吃的话﹐再把菜肴添加到自已面前的碟子上﹐由始至终只是吃面前的那一份而已。后者的方式就是西方人的‘分食’方式﹐也是以手为餐具的民族的进食方式。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以‘量化思维’ 为主﹐人与人之间没有建立‘互属性’ 的必要﹐这是‘量化认知’ 的结果。但是﹐根据本书的论述﹐我们知道‘象化思维’ 却会尽量利用一切机会来建立‘互属性’ ﹐因此人与人之间就以亲戚的称谓相称呼﹐行为上也喜欢以‘请客送礼’ 的方式来建立‘互属性’ 关系 。到了进餐的时候﹐‘象化思维’ 也不会放过这一个可增加或加固‘互属性’的机会﹐只要大家围着吃共同的‘菜肴’﹐个人之间的‘互属性’也可以在无形中建立起来﹕

这种‘共食’的传统进餐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病毒细菌的交叉传染。所以在大陆解放后﹐中国政府也曾呼吁过在进餐时使用‘公筷’ 与‘公勺’ ﹐这样的确可以减低病菌交叉传染的机会﹐这也可以算是对传统进餐方式的一种改革措施吧。

我们从本文可以认识到﹐思维的影响力渗透到人类的每一个细小行为中﹐只要是思维的结果﹐这种行为也就能够反映出这种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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