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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與‘一個中國’﹕[簡體版]

        從上節我們認識到﹐‘中華民族’和‘華夷’的概念都是‘象化思維’的產物﹐這是‘象化思維’的民族觀。而民族需要生存的土地﹐這一片土地也需要通過國家架構來維持民族內部的秩序。只有這樣﹐民族才可以在一個對外安全﹑內部平和的環境中生息繁衍。對於建立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的土地﹐‘象化思維’是如何理解的呢﹖對於這片‘土地’的認知﹐‘象化思維’也就需要開動一貫的認知模式﹐如下﹕

‘天下’的概念作為‘土地’的認知而成為結論﹐‘天下’比‘土地’更加包羅萬有。因為‘天下’只指出了‘在天空之下’的相對關係﹐這是百分之百的‘屬性’資訊﹐正如同‘出人頭地’的概念一樣﹐只說明了‘相對性’而沒有點出任何‘量化’的資訊。因此﹐只要在天之下﹐這就包括了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至於這土地有多大﹐土地上有甚麼的事物﹐在‘天下’這‘象化概念’的概括下﹐也就再沒有探究的必要﹐因為它們都已具有‘天下’的屬性﹐‘天下’ 就是它們的認知結論﹐‘天下’的概念也由此而不斷擴張﹐如下﹕

可見。這個‘天下’ 概念如‘出人頭地’ 一樣﹐可以擴散至天下的萬物﹐以其指示‘屬性’的功能和執行‘象化思維’‘循象而行’的思維操作﹐‘天下’概念就是這樣產生而且也被‘象化思維’廣為應用。因此﹐‘象化思維’也以‘天下’表示‘國家’﹐但‘國家’的概念中包含了行政﹑軍事和法律等‘量化’的資訊﹐現在‘國家’的意識也就是‘天下’意識﹐‘國’可以是‘天下’ ﹐‘天下’即‘國’。以‘天下’代替了‘國家’的版圖概念﹐而當要表示行政或‘諸候國’時﹐例如是‘治國平天下’中的‘治國’﹐才用到‘國家’ 的字眼﹐‘天下’與‘國’互相捆綁。受到‘天下’觀念的影響﹐‘象化思維’的‘國’也變得無邊無際﹐似乎沒有了‘量化’的外形﹐‘象化思維’也不太關心這‘量化’的形式。對於西方式的國家架構和意識的全面建設﹐在這種思想的限制下﹐也很難獲得有效的發展。

        在‘象化思維’的模式下﹐傳統的國家建設產生了兩種十分獨特的形式﹐第一是‘年號’的使用﹐第二就是‘朝貢制度’。在‘天下’之內﹐位於中央的就是皇席直隸的範圍﹐稱之為‘天朝’﹐在‘天朝’外層的是‘屬國’﹐也就是關係較為疏遠一些的行政單位﹐‘屬國’享有行政﹑軍事甚至大部份的外交權﹐但是必須使用‘天朝’的‘年號正朔’(‘正朔’中的‘正’為正月﹐一年之始﹔‘朔’則是月中的第一日﹐為一月之始﹐旦逢新皇帝登基﹐就必須改‘年號’和曆法﹐也就是頒‘正朔’)﹐這是‘奉正朔’。‘屬國’必須在一切官方檔和一切場合中﹐使用‘天朝’的‘年號’和曆法紀元﹐而‘屬國’新王登位必須得到‘天朝’的冊封才算合法。‘天朝’為‘屬國’的宗主國﹐清代的‘屬國’有朝鮮﹑琉球和越南﹐所以清代的越南人或朝鮮人稱華人為‘天朝人’。在‘屬國’外一層的是‘朝貢國’﹐‘屬國’也要朝貢(‘朝拜’和‘貢獻’)﹐但是‘朝貢國’除了行使‘朝貢’義務外﹐也就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清代的‘朝貢國’有暹羅﹑緬甸和尼泊爾等。而在‘朝貢國’外也就是最外一層的就是‘化外’的‘四夷’。因此﹐在‘天下’這個大型的‘象化概念’下﹐以親疏關係而論﹐以‘天朝’為中心﹐到‘屬國’最後到‘四夷’的關係如下﹕

在這個‘天朝’制度中﹐‘年號’就是一個具國家主權標誌的‘象化概念’﹐如同西方世界中的‘國旗’一樣。‘象化思維’沒有使用‘國旗’而用‘年號’來宣示‘主權’﹐這是因為‘國旗’是一種有形之物﹐旗上的‘圖案’也只是視覺化的圖畫﹐其中都缺乏‘模擬’概念的空間﹐所以西方式的‘國旗’就不具備成為‘象化概念’的條件。而中國歷史上所見的旗幟﹐旗上的內容也主要以‘漢字’為主﹐如寫上將軍的姓氏或國號等(歷代國號也是單個的‘漢字’)﹐傳統上也沒有產生出‘家徽’或‘國徽’一類的圖案﹐‘圖騰’也只是遠古的文化遺產而已。這就說明‘象化思維’還是傾向於使用以‘漢字’所作的‘象化概念’﹐可見思維上所‘循行’的總是‘漢字’而非物件或圖案。所以﹐與其使用在上面寫上‘漢字’的‘國旗’﹐不如在開始時就直接使用純‘漢字’的‘年號’﹐這樣也顯得更合理。

根據西方國家的法律﹐所有的殖民地﹑託管地或海外省等都必須要插上‘宗主國’的國旗﹐在‘量化思維’的模式下﹐主權的概念是在一個有‘量化’的地域範圍內行使‘量化’權威的概念。但是在‘象化思維’模式下﹐這種‘量化’的地域範圍就只能通過‘屬性’來表示﹐地域圍範只能體現在‘屬性’上﹐‘主權’也只是一個‘屬性’強弱的程度。因此﹐‘天朝’直屬土地和‘屬國’在必須使用天朝‘年號’的情況下﹐通過‘年號’的方式把土地人民之間的‘互屬性’建立起來﹐‘互屬性’所覆蓋的範圍就是地域上的‘主權’範圍﹐‘互屬性’的層迭程度可以體現‘主權’的強度。‘主權’在這裏也只能是一個‘象化概念’﹐‘天朝’和‘屬國’也都是‘象化概念’。‘象化概念’的‘隸屬性’基礎來自‘年號’的使用﹐這令到‘天朝’可以對‘屬國’進行‘屬性’的擴散﹐擴大‘宗主權’的‘屬性’範圍﹐在這些‘象化概念’之下所覆蓋的就是‘主權’的‘範圍’﹐這就是‘象化思維’宣示‘主權’ 的方式。因為其中的概念都是‘象化概念’﹐所以這些概念裏也沒有西方式的‘量化’元素﹐準確來說﹐‘象化思維’沒有西方式的‘主權’概念﹐只有‘屬性’關係可以作為有一定對等形式來看待。所以對於‘屬國’﹐如果使用了‘天朝’的‘年號正朔’﹐這樣就建立起與‘天朝’的‘隸屬性’﹐背後的思維過程可示之如下﹕

‘年號’所能體現的就是‘象化思維’模式中的‘主權(宗主權)’觀念。因此﹐滿清在入關之前﹐把朝鮮打敗並逼使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主關係 ﹐轉而承認滿清為新的宗主國。所以﹐朝鮮必須放棄使用明朝的年號正朔﹐而改用清朝的﹐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西方﹐也就是改掛新宗主國的國旗吧。宗主國對屬國擁有的‘實質性’主權﹐並非只是體現在屬國必須使用天朝的‘正朔年號’這種單一的表面形式上﹐同時宗主國也對屬國履行維持領土完整的責任。明朝為朝鮮抗擊日本豐臣秀吉的入侵而出兵朝鮮﹔在清未﹐清兵為了朝鮮問題而出兵朝鮮半島﹐在朝鮮半島和海上與日本作戰失敗後﹐大清帝國才被逼在《馬關條約》上放棄朝鮮主權﹐承認朝鮮的‘獨立’。在對法作戰失敗後﹐才分別在1884年《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和1885年《中法新約》中承認法國對越南擁有保護權。對琉球雖然不曾為此而與日本開戰﹐但也一廂情願的寄望於國際調停。可見‘年號正朔’的確具有如同‘國旗’一樣的主權實效﹐只是因為思維模式各異而產生了不一樣的宣示形式而已。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知道﹐在‘象化思維’的認知中﹐從‘國家’乃至‘天下’的認識﹐來自對‘人’行為的‘模擬’認知。因此﹐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屬性’行為﹐也就可以推廣為國與國間或‘天下’之內的行為﹐如下﹕

人與人間的‘請客送禮’假如發生在‘天下’之內﹐這就是‘朝貢’行為。朝貢國所贈予‘天朝’的只是本地的土特產﹐但是‘天朝’回贈的卻是要比這些土產昂貴得多的禮物。所以﹐對‘天朝’而言﹐‘朝貢’行為是一樁虧本的買賣。可見﹐‘天朝’所看重的也非‘利益’而是‘禮尚往來’的行為。明太祖曾經對朝鮮說過﹐“不要拿本國沒有的東西來進貢,你們的土特產已經很好了。顯示你們的誠意就好。一味追求奢侈的東西﹐只能使國家衰敗。”這種口吻就像是一位長者諄諄告誡一位後輩的親人一樣﹐‘不需花錢買東西給我﹐只要有心平時多來坐坐就可以’。的確﹐‘象化思維’的國家行為也是從個人間的行為認知而來的結果﹐就像親人朋友間的‘請客送禮’一樣﹐只要互相為對方花錢﹐製造更多的‘互屬性’就可以﹐誰花多花少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這就是‘朝貢’行為的產生原因和意義所在。如下﹐我們並列對比一下個人行為與‘朝貢’行為的模式﹐可見其中源自‘模擬’操作所造成的相似性﹕

       

同樣道理﹐因為對國家與天下的認識來自對我與家的‘模擬’延伸﹐正如‘家’著重圓滿和齊整﹐這是每一個人心目中的理想家庭。因此﹐‘家破()’往往與‘人亡’拉在一起﹐只有‘家和’才‘萬事興’﹐家人的‘口不停’(發生爭執)將導致‘家衰(家道敗落)(家衰口不停)﹐家不成家﹑‘妻離子散’的場面也就是人間悲劇。所以這種出於人性對‘家破’的抗拒心理﹐換句話就是對‘完整’家庭的保護﹐也推廣到‘國家’與‘天下’中。所以﹐在‘象化思維’的撰寫下﹐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治亂’史﹐‘合’就是‘治’﹐‘分’則必‘亂’﹐‘國家天下’就有如‘家’一樣﹐‘分’就是‘破’﹐‘破家’則‘人亡’﹐而‘天下’就出現‘亂世’﹐家庭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屬性’就遭到破壞﹐這是悲劇的開始﹐‘天下’分裂也導致天下人間的‘互屬性’被撕破﹐這種感覺就如同‘家破’一樣的沒有安全感﹐這是一種觸動神經和心理上的痛苦感覺。所以﹐‘象化思維’就形成了‘大一統’的思想﹐這是從‘家’到‘天下’在‘模擬’認知後的一個結論(如下)。除此之外﹐‘天下’意識在‘象化概念’的‘擴散性’中﹐也令

到相關概念融入到單一的概念中﹐導致思維層面上概念的‘歸一性’﹐各個概念只有被擴散的概念所‘融合’而沒有‘分離’﹐這種思維模式也造成‘象化思維’樂見事情歸一的心理傾向。還有‘天’只有一個﹐‘天下’概念也指示出‘天下’的唯一性﹐這些都是‘大一統’思想的成因之一。於是﹐結合‘天下’與‘大一統’意識﹐在現代就產生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現象﹐請看下文。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接著來的是‘美蘇’兩大陣營對峙﹐導致了‘冷戰’的爆發﹐在這一連串的國際政治劇變中﹐世界上出現了多個的分裂國家﹐其中主要的是東西德﹑朝鮮半島的分裂和國府退守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上三個國家的分裂與分治﹐無可否認都是兩大陣營對決下‘冷戰’的結果。但是﹐前兩者的東德與西德﹐北朝鮮與南韓都分屬不同的獨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分別以完全獨立的國家身份參與活動﹐在‘聯合國’裏也有各自的席位﹐兩個分裂國家之間的問題也是國際問題。不過﹐後者的海峽兩岸政府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在國際社會上不論是昔日的‘國府’還是今日的‘北京政府’都只有一個‘中國政權’作為代表。自國府遷台後﹐兩岸存在著半個世紀的‘分而治之’的現實﹐但是在國際社會的角度下﹐並沒有分裂。不論其他國家承認兩岸哪一邊為‘中國’的合法政權都好﹐這些國家都同時要承認這個政權所涵蓋的圍範是海峽的兩岸﹐包括‘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雖然兩岸政府(民進黨政府例外)在國府遷台的三十裏中﹐不交往甚至互相敵對﹐但他們都同時聲稱各自擁有對方的主權﹐而且‘海峽兩岸’之間的問題不是‘國際問題’。

        直至到1992﹐海峽兩岸才第一次以官方委派民間組織的成份﹐在第三地進行了第一次的接觸﹐並且以口頭協定的方式﹐達成了‘九二共識’。內容如下﹕

中國大陸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臺灣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于台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

        這一種兩岸政府都同時持有一個‘中國’的立場﹐而且不像其他的分裂政權一樣﹐完全以政權實際的統治範圍作準則﹐宣佈彼此的互不相屬﹐同時參與國際活動並以國際關係處理之間的問題。但是﹐海峽兩岸的政權卻採取了一種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統一’的狀態﹐起碼在‘思想境界’上是統一的﹐令到兩岸問題在國際法的意義中無法國際化。作為‘量化思維’的西方人來說﹐是很難理解到這種的做法也永遠不會採用這樣的做法。因為以‘量化’的概念如管治權﹑軍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等角度看﹐這種在名義政權上互有幅蓋﹐但實際卻各自為政的情況是很難在思維上成立的﹐但是﹐兩岸政府(不包括民進黨政府)卻‘自發性’的維持著這種‘默契’。要瞭解這種做法﹐只要從‘象化思維’的立場來考慮才可以明白。因為政權概念和‘中國’的概念都是‘象化概念’﹐而這裏的‘中國’就是‘天下’觀念﹐它們之間的互動推演要服從‘象化邏輯’的法則﹐也就是使用‘象化思維’模式才可以對它作出理解﹐而發生整種事情也是‘象化思維’的結果。

        現在﹐就讓我們以‘象化符號系統’的方式﹐仿真‘象化思維’對這件事情的理解和思維過程吧﹕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通過‘象化思維’模式來理解這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完全可行﹐而且只有‘象化思維’才能在以上的思維過程後得到這樣的結論﹐以行動的方式令兩岸保持著在國際法上的‘非分裂’狀態﹐同時讓兩岸問題國際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在現今國際政治的規則下﹐國家問題國際化也就意味著大國強權的介入﹐國家成為她們的‘逐鹿戰場’﹐昔日在中國土地上‘列強’角力的場面﹐我們再也不希望這種情況在這片土地上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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