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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貨﹕[簡體版]

        在今年2005年﹐中國民眾其中以學生為主﹐在中國上海﹑杭州﹑寧波﹑成都﹑南寧﹑瀋陽﹑天津﹑廣州﹑深圳﹑武漢﹑長沙等各大地城市發起了一浪浪反日大遊行﹐針對的是日本長期不正視戰爭罪行﹑多次篡改教科書﹑美化侵略﹑強佔‘釣魚臺’羣島和企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等挑畔性動作。在這次反日遊行中﹐學生和羣眾表現出奮亢的熱情﹐而且也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令到中國人自己的一些財物財產受到了不必要的破壞。

        觀察這次的反日示威遊行﹐我們可以看到了中國近代史上數次浩大的反日運動的影子﹐在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反日的浪潮。第一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名列‘戰勝國’的中國﹐竟然在國際強權主導之下﹐不能從戰敗國德國那裏收回原屬中國的‘山東半島’權益﹐反而被迫把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事件激起了中國人的義憤而發起了‘五四運動’﹔第二次是‘九一八’ 事件的爆發﹐中國人民為反對中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發起了第二次的‘反日浪潮’﹐第三次是在發生在‘九一八事件’後﹐日本軍國主義為了一步蠶食中國而迫使中國政府簽訂多條協定﹐並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推動‘華北自治運動’ 。這種昭然若揭的侵略野心和行動﹐再次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發起的第三次‘反日浪潮’。伴隨這先後三次‘反日浪潮’的就是三次大型的‘反日遊行示威’﹐其中不乏有‘抵制日貨’的強烈口號和標語。回看今天的‘反日遊行示威’﹐我們可以再次看到‘抵制日貨’的標語和‘抵制日貨’的口號在整個運動中此起彼落。除此﹐還可以看到一些衝擊‘日貨’的行動﹐例如對一些‘日式’餐館和有‘日本牌子’的產品的破壞等。

        大半個世紀前的反日運動延續到今天﹐懷著相同的目標﹐同樣聲討日本對中國人民﹑中國國土和中國人民尊嚴的傷害﹐中國人民也同樣的採用著百年如一日的‘口號’。‘口號’代表著行動﹐代表著中國人對‘日本新舊軍國主義’的聲討和抗爭方式。‘口號’的主調是‘抵制日貨’﹐反映出的行動是對‘日貨’的‘打砸’。在今天﹐這一種對他人侵犯我利益的反擊方式—抵制日貨﹐似乎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因為對今天的事件﹐‘象化思維’同樣採用了一貫的認知模式﹐這是‘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也正好是‘象化思維’的一貫行為反應﹐以下就讓我們通過‘象化符號系統’來重演一下﹐‘象化思維’在這件事件中的思維過程﹕

‘象化思維’同樣調用了現有的知識﹐以‘昔日日本侵犯中國利益’的認知作為基礎﹐把這件事件與今天的事件以‘類比’作為認知的方式﹐找到了在兩件事中的共同‘屬性’﹐就是‘日本侵犯了中國的利益’ 。因此‘昔日’的行動方式﹐其中包括‘抵制日貸’就可以應用到‘今日’的情況中來﹐‘抵制日貨’的口號和行動在今天也就可以展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對‘抵制日貨’的具體內容作分析﹕

‘象化思維’‘取象’了昔日被抵制的日貨﹐作進一步的認知﹐從‘模擬’中發現其中的‘屬性’大概是以‘日本牌子’ 或‘日本風格’所標誌的產品。因此﹐今天也就需要抵制這樣的‘日貨’﹐最後總結出抵制這種‘日貨’就是‘抵制日貨’行動。所以﹐我們在今天的‘反日浪潮’中﹐不難發現日本牌子的產品如‘日產’汽車和‘日式’的照相館或餐館﹐因為它們具備了以上的‘屬性’而成為了被打砸的對象。現在﹐就讓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些所謂的‘日貨’ 與‘日本’的關係。除了以上的‘日貨’的確具有以上的‘屬性’外﹐我們還發現這些遭到破壞的餐館和照相館等﹐其實都是中國人經營和擁有的﹐實際上就是由百分百的‘華資’和‘華工’所構成的企業﹐他們只是採用了日本風格作為產品的‘內容’或‘包裝’﹐但是在‘象化思維’的理解下﹐這就成為了被打砸的‘日貨’。如照此思路推廣的話﹐假如日本人也採取同樣的方式抗議中國政府對他們的‘不是’﹐日本人也就需要徹底的抵制‘漢字’甚至‘片假名’或‘平假名’了﹐因為它們不是‘中國字’就是模仿‘中國字’而來的‘產品’。筆者相信﹐這種‘抵制華貨’的方式﹐受害最深的只是日本人自已罷了﹐所以﹐日本人也從不會抵制這種‘華貨’。現在﹐讓我們再看一下那台被破壞的‘日產(Nissan)’轎車﹐‘日產’這是一個聽起來就肯定是‘日貨’的品牌﹐但是‘日產’汽車在數年前已投資中國﹐在中國與‘東風’汽車合作生產供應中國市場的汽車產品﹐筆者因此相信這台被砸的‘日產’車應該就是這類‘中外’合資的‘半日半國產’產品。在這‘日貨’背後﹐其實日本人只提供了部份的資金和技術﹐而中國人也投資了另外一部份﹐中國人從中得到的利益回報﹐將會是增加的就業機會﹑企業上繳國家的稅收﹐需要引進的技術和資金。在日本人方面﹐當然也不是白掏錢做善事的﹐他們也得到了從合作而來的生意回報。如果﹐我們再細看一下今日的‘日產’汽車公司﹐其實此企業中有44%的資金是來自法國‘雷諾(Renault)’公司(雷講也有15%的股權屬於日本‘日產’)﹐所以日產這個牌子其實就是‘日產-雷諾’的聯合牌子。這樣就是說﹐從中國市場營利所得的部份﹐其實也鑽進了法國人的口袋。這樣從利益分帳意義上的‘日貨’﹐以現在‘抵制日貸’的方式來看﹐就成了同時抵制日本﹑中國和法國貨﹐法國人在這件事上難免就顯得更‘冤’了。

可見﹐今日的經濟版圖已非大半個世紀前的世界。在當年﹐在中國和日本找到的日貨﹐基本上都是完全由日本人力和資金生產與經營的產品﹐其利潤幾乎百分之百返回到日本人的口袋中﹐這些日貨利潤最後可以用作直接支持昔日‘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切用途。除此﹐在昔日不平等的市場競爭下﹐日貨對中國市場的傾銷﹐大大的扼殺了中國民族工業的成長﹐所以昔日的‘抵制日貨’就等於是‘經濟制裁’和‘貿易保謢主義’。‘經濟制裁’是全世界各國都會採用的有效對敵打擊手段﹐它能令到要打擊的一方嘗到‘針刺到肉而知痛’的教訓﹐還有在經濟打擊下逼使對方政府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作出讓步。中國大陸政府也曾針對法國出售‘幻影戰機’予臺灣的事件﹐把原來授予法國有關廣州地鐵的合同轉讓予德國‘西門子’公司﹐作為經濟與貿易上的懲罰來回應此次事件﹐這就算是有效的一‘針’﹐令到法國政府在失去實質的經濟利益後有所感覺。但相比之下﹐今日的‘抵制日貨’並不能如昔日‘抵制日貨’運動般﹐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顯得合情合理和‘有的放矢’﹐反而是在對本國經濟開的一個大‘玩笑’。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經濟下﹐企業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為終端產品的‘日貨’﹐正是反映了這種模式的最佳例子。不僅日貨如是﹐其他國的產品也是一樣﹐法國的某些傳統的化妝品名牌子不也被香港某華人資金所收購嗎﹐IBM的筆記本電腦業務也出讓予中國‘聯想’。

昔日‘五四’運動打擊的目標﹐是真正的日本經濟利益﹐保謢的是我們的民族工業﹐把它說具體了﹐就是‘量化’而實質的利益﹐也就符合了全世界都會採用的‘經濟制裁’或是‘貿易報復’手段。但是﹐時移世易﹐在今天的世界﹐我們很難再聽到以民間‘消費者’身份採取的抵制運動﹐而這種情況現在只發生在國際貿易間的國家行為中﹐因為只有站在如國家這樣的高度來分析錯綜複雜的‘可量化’利益﹐才能以實質的‘量化點’為基礎﹐經過嚴密的分析過程﹐然後作出清晰的判斷。以‘量化思維’的模式認知‘消費貨品’背後的利益成份﹐‘量化思維’所能作出判斷的是其中的‘量化’利益﹐而這個‘利益’版圖就如一個全球經濟的縮影﹐這樣也就無從提出一個清晰的準則來界定這是‘某某國’的產品﹐這也就是‘抵制貨物’運動不會在‘量化思維’的民間所發起的原因。但是﹐今天的‘象化思維’卻運用了‘象化邏輯’﹐以一貫的認知模式﹐通過昔日的情況(作為現有的‘象化概念)‘模擬’今天的事件﹐然後把已‘時移世易’的歷史再次重演。這場‘歷史劇’不僅重演了昔日的‘抵制日貨’運動﹐在‘象化思維’的意義下﹐這又是一次的‘大煉鋼鐵’運動。現在我們看出兩個事件的背後﹐都使用了相同的‘象化思維’模式﹐這就是創造出悠久文明的思維模式﹐思維模式產生了行為﹐似乎在思維不變的情況下﹐行為模式只會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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