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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到‘象化思维’模式﹕[繁體版]

现在﹐当我们明白到日本人因为长期使用汉字作为部份的表记工具﹐而汉字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思维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半象化思维’(‘半象化思维’有别于完全使用汉字的‘象化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在日本的传统到近现代的社会现象中﹐可否也找到‘象化思维’的行为模式﹐因为这都是‘象化思维’作用下的行为结果﹐读者可以发现在中日两地的某些行为模式上﹐是否有着十分近似的地方。好了﹐现在让我们从简单介绍日本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日本的‘半象化思维’吧。

        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时代﹐为德川家康于十七世纪初建立的‘德川幕府’﹐因为幕府位于江户﹐所以在历史上又称‘德川幕府’统治的时期为‘江户时代’。在明治维新—日本开始走上全面的西化道路之前﹐两百多年的江户时代正是日本传统社会﹑文化的繁荣和成熟时期。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这两百多年和平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成果。在当时﹐整个日本社会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阶层﹕

天皇﹕作为日本政治结构中至尊的一环﹐天皇的统治地位为世袭﹐第一代的天皇可以溯源到建立大和朝庭的‘神武天皇’﹐天皇的王朝自那时起就一直延续至今﹐不曾中断过。天皇在当时﹐只是一位名义上的领袖﹐天皇设有自己的朝庭﹐‘征夷大将军’需要得到天皇的敕令册封才具有合法性﹐但一切的政治实权却落在大将军手中﹐天皇只是一位不可取替﹐拥有至尊至高地位的贵族而已。

大将军﹕全名是‘征夷大将军’﹐位于‘幕府’中最高的职位﹐拥有一部份全国土也﹐可算是一名最有势力的封建诸候﹐他不同于其它的诸候—大名﹐不同之处除了他拥有最强的军事实力外﹐还把持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金银铜货币的铸造权﹐在对大名的控制上﹐对各地大名有任免权和土地的绝对支配权﹐而且设有机构监视各地大名﹐大名的妻子儿女必须入质江户﹐而且大名本身也需要每隔一年长住江户一次﹐向将军述职和听候将军调遣。大将军垄断了所有的外交权﹐以‘大君’身份与外国人交涉。

大名﹕全日本有大名二百多名﹐又称番主﹐是辖下封建领土‘番’的统治者﹐除了以上对将军所负有的义务外﹐也要在军事上受将军调遗﹐但是对本身的领地享有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是一位名乎其实的‘封建诸候’。

士农工商﹕武士作为职业军人﹐是一种完全脱离生产的世袭军人﹐他们完全垄断了参军作战的权利﹐令到社会上的‘兵农’分离。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份﹐他们所效忠和服务的对象就是土地的领主﹐也就是‘主君’。因为封建的土地领有关系存在着层级性﹐在武士的阶层中也分为二十多个等级﹐表现出层层隶属的关系。武士主要居住在他们的主君周围﹐以此提供军事上的防卫。他们的物质收入来自上级土地领有主对土地农民所收缴的年贡地租﹐然后再分派到武士的手上成为‘食禄’或‘禄米’﹐武士与主君之间的主从关系就是建立在‘禄米’的物质基础上﹐武士完全成为了土地领有主的顾佣军人﹐所以称为‘御家之犬’﹐意即‘主君的看门狗’。武士作为职业军人﹐有分辨身份等级的衣饰﹐而且可以称姓佩刀﹐即‘苗字带刀’的权利﹐还有不受官府﹐即当地治安机构和法律约束的特权﹐杀人可以不问罪的‘切舍御免’。所以﹐可以出现武士因为认为一位百姓对他存有不敬而把他砍杀﹐之后也完全不需问罪的情况。在武士之外﹐就是‘农工商’这三个主要阶层﹐他们如同武士职业的世袭性一样﹐他们也只能够世袭自己的职业﹐不能转作从事其它的行业﹐作为农民需要世世代代束縳在土地上﹐为领土生产他们需要的粮食﹐而商人与手工益者﹐则称为‘町人’﹐按自已的行业分开居位﹐商人住在‘商人町’﹐而手工业者就按职业分别住在大工(木工)﹑蜡烛﹑锻治或铁炮(火绳枪)町等地﹐他们受到各自行业的组织管理﹐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农工商阶层完全没有武士所享有特权﹐只是除了一些垄断行业的御用商人可以有称姓﹑骑马和带刀的权利﹐还有一些商人把武士过继为自已的儿子﹐这样也可以享有一定的武士身份和特权。

        总之﹐在传统的日本社会里﹐各个职业和社会阶层都是世垄而来﹐先天注定。作为士族家庭的一分子﹐终身身份就是武士﹐作为武士也就不可能成为‘天皇’﹐因为天皇的职位为‘万世一系’﹐只有天皇家族成员才有这个继承的机会。而将军大名的位置﹐在非战争时期里﹐武士是绝不可能以和平手段获得的﹐武士也不能自行脱仕或脱番﹐另投其它领主的门下﹐更不能改业成为商人或农民。反过商人农民也要世世代代从事他们自已的职业﹐大户的商人最多可以通过过继武士为子的方式﹐令自已的身份地位在表面上提高一下﹐作为农工商以下的‘贱民’阶层也只能终身从事厌恶性行业如行乞﹑清洁和屠宰等﹐可以说是永无翻身之日。

        由以上对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介绍中﹐我们明白到日本传统社会与中国在历史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这样在这些异质条件的影响下﹐‘象化思维’的行为模式会受到怎样的改变呢﹖以下将会讲解日本人在社会行为上与中国人的异同之处。

日本传统社会的职业分工已经完全固定﹐由世垄的方式执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布衣天子’的现象不可能在日本发生﹐也就是以一个普通平民的身份﹐通过机会的争取和自身的努力而成为天下万物的拥有者﹐这种机会在日本传统中不存在。因为﹐天皇在日本人的意识上具有神格的地位﹐而且自第一代神武天皇开始﹐一脉相承的皇位继承方式已经维持了上千年的历史﹐天皇的至尊神格化地位已经在社会上达到一定的共职﹐就算是统一全国的丰神秀吉和德川家康也不敢逾雷池一步。丰神秀吉出身自一个跟随小厮﹐最后可以贵为统一全日本的军事强人﹐也只能任命自已为‘关白’位属天皇的臣下。他作为非武士出身而成为统一全国的军事强人﹐在当时军事行业完全由武士垄断的时代﹐他的成功在日本历史中可算是唯一一个例外﹐但这种事情也只能在战国群雄争霸的时代才可能发生。不过﹐作为平民通过武力斗争﹐最后可以称孤道寡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并不稀奇﹐屡见不鲜﹐就算在和平时期﹐正如俗语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中国人可以通过科举取仕的方式﹐进入统治阶层﹐甚至买官的形式也可行﹐再不是﹐以宦官的身份也可以成为‘千岁’如魏忠贤﹐位极人臣﹐把持朝政。总之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就是一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出人头地’和追求‘富贵’的机会比比皆是。有了功名﹐就可达‘富贵’﹔有了钱后﹐就可让子女读书或买官出仕﹐由‘富’而成‘贵’。如果有暴力的本钱﹐也可以像李自成一样﹐躺一躺龙床﹐过一下‘皇帝’瘾。可见﹐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职业分工和社会阶层可以较为自由互动的社会。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机会实现‘出人头地’的愿望﹐达到‘富贵’的梦想﹐这一点在日本基本是没有可能的﹐以和平的低成本手段来达到就更没有机会了。

作为武士﹐他们在生活上的物资来自主君所派发的‘禄米’作为‘薪俸’﹐他们有别于其它百姓的地方﹐就是不务生产完全以军人为业﹐但是也不能随自己的意愿转业。因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和其它低下的行业都有各自的自治组织管理﹐所以武士不像中国的士人阶层一样有插手地方行政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武士与地方百姓被分隔开来。武士作为世垄军人﹐手中控制着这个社会中唯一的军事能力﹐这种发动暴力的本钱对上可以‘以下克上’﹐推翻当权者﹑土地领主的统治﹐这正如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担心军人坐大威胁政权的情况一样。作为武士的主君就必须要制定一套职业道德﹐好让武士们来遵守﹐这样可以令到武士永远成为驯服的‘御家之犬’﹐而非反咬主人的恶犬﹐这样对外英勇作战就可以保护甚至扩大主君的固有利益。

这就是‘武士道’出现的时代需要﹐而儒家的道德观念随着汉字的传入而成为‘武士道’的内容。‘武士道’在日本历代的文献中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名称﹐也有大量有关武士道内容的著述﹐其中的内容相当的丰富﹐以道德内容的核心而论﹐主要是‘忠君﹑义烈和勇武’的品质﹐对于武士的本质为内容的‘武士’道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和从不同学者的著作里﹐都可看到在理论内容上的添加和不一样的重心﹐有的在武士的道德要求上﹐再加添了武士的人生观﹐还有的在武士与主君的主从关系作修饰。总而言之﹐‘武士道’理论就如同儒家中的‘君子-小人’ 理论一样﹐没有完全对‘君子-小人’的概念作出过绝对清晰的定义﹐‘君子’的道德行为需要在不同的说明文字中理解而来﹐也要从实际的例子(历史事件)中体悟‘君子’的真正含义﹐所以‘武士’与‘君子’的概念一样﹐都是一个‘象化概念’。‘武士道’中的内容以武士‘属性’作为‘象化信息’﹐‘象化概念’‘武士’钩画出的是一个‘武士’的轮廓﹐作为后人就可以从武士的条目或事迹中理解这个概念﹐或者再按自已的观点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添加内容。但是‘武士道’理论是因为‘武士’这一职业阶层而建立的﹐作为‘武士’的职业操守﹐它也就不能偏离军人的基本道德—战斗(勇武)和服从(忠君)。以‘武士道’的内容从军人的职业操守而来这一点看﹐‘武士’中的‘象化信息’与‘君子’的内容就有大小范围上的区别﹐因为后者的‘君子’没有固定的身份与职业﹐可以用作形容社会中上自君主﹑下到百姓的每一个人﹐因此其中的内容就没有‘武士’的专门化﹐没有特定强调其中如‘忠君’与‘勇武’的个别德目﹐这样也令‘君子’具普遍性而更适合天下的各个阶层人士。作为‘象化概念’的‘武士’也可以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而把‘象化概念’作扩大化。在和平时期﹐强调更多‘仁义﹑孝亲’方面的‘三纲五常’思想﹐以及与知识追求方面的‘尚文’意识﹐发展文武双修的武士人才﹐到了明治后的军国主义时期﹐‘忠君﹑服从﹑勇武’方面的德目又可以再次重提﹐满足军国时代的需要。因为﹐‘武士道’的‘象化内容’在不同时代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充﹐到后来很多儒家的伦理道德如‘五常’和‘尚节检’等道德都加入到‘武士道’中。这些道德不仅可以作为军人的道德操守﹐对于军人以外的百姓也有很正面的道德作用﹐对于维持等级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有帮助。例如‘节检’的德目﹐对于只以‘禄米’为唯一收入的‘武士’来说﹐可以令到他们‘安贫乐道’﹐而且军人远离利益和金钱关系﹐对保证军队的忠诚和作战能力都十分重要﹐对于这种不鼓励物质追求的思想﹐也能令到生产力低下和世垄分工的社会保持稳定。

对于伦常关系来说﹐武士的‘忠君’意识就来自于社会的实际需要﹐这是维持主君与武士主从关系的一条关键钮带。因此这个‘忠’就不同于在中国社会中﹐以‘取象类比’的方式从‘孝’和‘家’的认知上引伸而来的对‘君主’之‘忠’。日本式的‘忠’是一个可独立于‘孝’外的‘忠’﹐一种完全孤悬的‘忠’。这个‘忠’的内容只为满足现实社会环境的需要﹐维系领主与武士的主从关系﹐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概念之外的道德纲目。以‘君为臣纲’式的关系令到‘主君’成为了武士心目中的‘象化概念’﹐而且这个‘忠’的对象—主君﹐是一个实在且在眼前的个体﹐就是地方的领主或是上一级的武士﹐正如中国人家中的父母一样往往在自已的身边﹐但是中国人的君主就真是‘山高皇帝远’﹐没有多少人能在一生中见到君主一面。相对于‘忠’﹐中国人只有在‘行孝’方面才有实践的机会和迫切性。同样﹐在日本武士对‘忠’的实践也是迫切的事情﹐‘忠’的对象并非像百姓对中国的君主一样的遥不可及﹐而往往都有一起作战或相处的机会。虽然如此﹐后来的日本学者也引用‘忠孝’一体﹑‘忠臣出孝门’的中国式思想﹐但这是一种对‘忠’的补充说明而非根本性的认知。日本人只具备了‘半象化思维’﹐而且理论内容往往只取实用的部份和发展实用的知识﹐这是高度军事化国家的重要特征﹐一切的思想理论尽量为军事与实践所用。除了‘武士道’和‘主君’﹐日本的‘半象化思维’也建立了一些的‘人物象’ 作为武士们‘循象而行’的基础﹐最著名就是‘赤穗四十七勇士’的忠烈事迹﹐‘赤穗四十七勇士’的故事也就是现今家喻户晓的‘忠臣藏’。时至今日﹐‘忠臣藏’的故事始终是电视电影戏剧中最受日本人观迎的题材﹐每年就必会重拍一遍﹐而且每次播放都能保持相当高的收视率﹐这个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有点像我们的《三国演义》一样﹐关公的事迹都是上佳的题材﹐这就是日本传统社会所布下的‘人物象’。

日本‘忠’的基础不在‘孝’上﹐因为日本人没有中国式的孝道。由以下几点可见﹐日本人没有中国式的祖先崇拜程度﹐日本人所敬拜的祖先多数不出三代﹐因为三代之前的祖先对当代子孙来说已经是十分陌生的了﹐所以没有崇拜的动力。日本人没有中国(包括韩国)式的‘身体发肤受诸父母’的思想。如大多数的游牧民族一样﹐日本人有把头发剃出一部份的习惯﹐因为武士经常要配带头盔﹐剃去头顶部份的头发﹐当带起头盔来﹐也就方便和舒服得多﹐作为非武士的农民商人等﹐因为以武士为‘象’﹐所以就算不用打仗也仿效武士一样剃头。在中国的情况却是相反﹐在明未清初之时﹐汉人为了保住头上的头发即使在已经归顺满清后﹐也因为清庭的‘剃发令’一下﹐千千万万的汉人也都‘揭竿而起’ (韩国人的发髻是给日本殖民政府剪去的)。另外﹐因为日本社会的高度军事化﹐在军事斗争中﹐男女因先天体能的差异而表现出悬殊的战斗力﹐这个差别要比在农耕方面所反映出的男女体力悬殊要大很多﹐所以男尊女卑的现象就更加明显。在传统的家庭中﹐所有女性成员的地位都低于男性。在洗澡时的表现就是﹐女性包括长者都必须在所有男性成员完成后才能洗澡。这样的话﹐‘孝’中的‘敬母’ 内容就很难实际开展了﹐所以日本的主君也就不能像中国的君主一样﹐需要对母亲表现出身体力行的‘孝行’﹐以此来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观念。根据社会的需要﹐‘忠’要比‘孝’更有意义﹐更有实际的功能需要。当初引入‘忠’的道德观念﹐也是为了服务赤裸裸的现实利益﹐所以﹐就算‘沐浴’ 在儒家的‘忠孝’思想下﹐‘孝’ 也没有提倡的必要﹐而且对极端男尊女卑的社会情况﹐也有实行上的难度。

        武士作为职业军人而失去了其它谋生赚钱的机会﹐所以就没有了对‘富’的追求﹐如果想要更多利益的话﹐也只能从军功中获得来自主君的奖赐﹐至于‘贵’ 的追求也因为身份的固定﹐在现实条件下和道德意识下﹐也不可能把自已的武士地位提升到领主或天皇的水平﹐最多提到高级武士的地位而已﹐要做到这点也要看军功。但是作为人性中‘出人头地’的追求却不可没杀﹐武士也有‘出人头地’ 的欲望﹐而实现的手段就是武士的‘名声’。因此﹐‘半象化思维’的武士和统治领主也把‘名声’‘象化’而成为唯一的‘人生象’﹐武士可以通过积极的方式提高自已的‘名声’﹐就是以军功获得美名﹐而且‘武士道’中也要求‘死于主君马前’而切忌不明不白或死得寂寂无名的‘犬死’﹐这就是武士们主动为自已‘布象’而提高‘名声’的方法。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消极’的死来为自我‘布象’﹐这就是‘自杀’﹐而只有武士热衷于自杀行为﹐才会发展出如同艺术一样的自杀方式—剖腹。武士往往会在最后关头为了维謢自已的名声而自杀﹐战败后的自杀可以令到自已的名声得到保存﹐不至于‘丢脸’﹐为主君殉死也是令名声更上一层的做法。例如日俄战争中的‘英雄’将军乃木希典就为明治天皇而殉死。以‘名声’作‘出人头地’也形成了日本社会中的‘脸子文化’或‘耻辱文化’﹐也令到自杀事件在日本成为社会问题。

现在﹐我们了解到‘象化思维’中有‘布象’文化和‘循象而行’的思维方式﹐利用这种‘布象’方式﹐作为土地统治者的主君﹐他们认识到武士对社会秩序的维謢作用﹐而武士除了在武力上达到这个目的外﹐把武士树立为‘四民之首’﹐除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外﹐也可以对百姓起到‘模范’作用﹐这就是对‘农工商’的‘布象’效应。为了突出这种‘士’的超然地位﹐他们就被授予称姓带刀和杀人免问的特权﹐这种特权要比中国社会上有‘功名’的读书人所拥有的特权大很多﹐武士对百姓的合法生杀大权可算是人类历史上较为罕见的权力。而且﹐武士的道德也包括了很多人伦和待人接物方面的道德观念﹐对社会的其它阶层也有推广的作用﹐这样以武士作榜样就可以起到了匡扶道德风气的作用﹐这样以‘武士’为‘纲’﹐就提供到与中国读书人一样的‘布象’作用。但相比之下﹐武士的超然特权可以起到更大的道德贯彻力﹐而武士本身也为自已所拥有的特权而感到自豪﹐同时也被理解为武士自身的‘属性’

        作为非武士的‘农工商’﹐他们因为本身世垄不移的社会身份﹐对于追求‘贵’的社会地位是没有可能的﹐除了一小撮的商人通过过继方式得到武士的身份﹐这样可以显‘贵’一下﹐但是‘富有’的欲望还是可能的。商人可以通过营商来为自已积聚财富﹐但是不能因‘富’而‘贵’﹐这令到他们更专注于营商和物质方面的享乐。从‘浮世绘’中﹐我们就可以见到日本商业的繁华和物欲追求的醉生梦死﹐当时的日本社会已是商会林立﹐而且已经发展出较发达的商业契约规则。但是﹐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只能在本身职业范围内寻求到一点‘出人头地’的满足﹐而作为手工业者﹐世垄的职业技术无形中令到日本传统社会发展出专业的工艺水平。就以‘日本刀’为例﹐日本刀由最多可以是三百万层软硬相间的折迭钢锻造而成﹐而同样具有极高铸剑水平的西班牙剑﹐也只有三百层而已。除此﹐日本刀在其它方面的工艺水平也是叹为观止的﹐这就是世垄铸剑师的杰作﹐日本刀是世垄军人的谋生工具﹐因此军人对日本刀的品质要求也要比其它非世垄军人要高﹐而且需要代代相传﹐日本刀的工艺也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推至更高的水平。技师的世垄专业化造就了高度的工艺水平﹐这种传统的工艺水平到后来﹐也就成为了从仿造西方产品到完全自主生产日本产品的基础。因为‘象化思维’里较强的‘取象类比’能力﹐也就是了解目标特征后进行模仿的能力﹐结合日本的高工艺水平。在前江户时代﹐日本人已经可以仿制西方的‘火绳枪’﹐而且日本制的火绳枪已达到了西方的工艺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明白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对明治维新后﹐日本人能从仿制到生产大量高质素的现代化产品的能力感到理所当然了﹐这种模仿能力来自‘象化思维’模式﹐而制作的精良度则来自传统上高度专业化的工艺水平。

        现在﹐就让我们以下图总结一下日本社会中的‘象化概念’﹐其中包括‘人生象’﹑‘概念象’﹑‘人间象’和‘人物象’。

     

可见﹐武士阶层作为‘四民之首’﹐成为了作为日本社会中各阶层道德精神的承载体。因此﹐有人认为‘武士精神’是‘日本民族的梁’﹐由此图可见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近代外侮压境的情况下﹐日本武士意识到日本需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而有见于幕府在处理对外问题上的昏庸无能﹐所以发生了推翻幕府的行为并以‘尊王攘夷’的名义﹐把国家政权重新交还到天皇手中﹐此为‘大政奉还’。因为‘半象化思维’的作用﹐整个武士阶层的效忠对象就马上由昔日的‘主君’转移到天皇的身上﹐这种瞬间把效忠对象由领主身上转到天皇的操作过程﹐竟然没有发生到任何的阻力。除了幕府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作出的顽抗外﹐这种顺利的情况在世界史中甚为罕见(明治时期的西南战争﹐只是武士为保武士权益而发动的反明治政府行为﹐与‘天皇’取向无关)﹐因为由分裂状态转为统一的新政权﹐在很多地区和国家中都伴随着战争的发生﹐又或者在统一后还会出现零星的反抗行为﹐但在‘象化思维’的思维模式下﹐情况就可以顺利过渡了﹐如下﹕

这样武士把原有对主君(土地领有主)的忠诚﹐就马上以‘象化推演’的结果﹐毫无疑问和在没有思想阻力的情况下转投到‘天皇’上。而武士阶层又在明治维新时期被取消了﹐原有武士的地位与其它行业一样﹐现在都处于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史称‘四民平等’。而武士的原有价值观又能够被所有日本人所接受和继承﹐其实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一直都对各个职业阶层起着‘人间象’的模范作用﹐所以武士在昔日所遁的‘象’也能完全被日本平民社会所顺利接受﹐而‘天皇’也是国家的象微和代表﹐效忠天皇就等于忠于国家。这样﹐在刚才那个‘循象图’的基础上﹐把‘武士’﹑‘商’与‘农工’融为一体﹐还有以‘国家’取代‘主君’。在这些改变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循象图’﹐如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的内容附予一定的现代意义﹐把‘武士道’精神中的内容广义化。因为现代的日本已不是军事化的社会﹐但仍推崇‘武士道’中的道德内容﹐我们把‘武士道’改为‘武士道德’。把武士追求和爱护的‘名声’换成现代社会中的‘面子’﹐又把‘富’的内容换成具有现代性的‘经济利益’﹐这样就有﹕

由上图﹐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日本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是直接继承自封建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的结果。首先﹐日本人对‘忠臣藏’的热爱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这来自于‘武士’社会中的‘布象’行为﹔第二对国家的忠诚来自武士对主君的‘忠’﹐也是昔日的一种‘布象’﹐以此维系领主与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第三是﹐日本社会上的‘面子文化’﹐也称‘耻辱文化’现象﹐这令到日本拥有了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自杀率﹐其实这源自‘武士’以‘名声’作‘出人头地’的方式和重视态度﹐而最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物欲的放纵﹐就是来自昔日商人社会的‘浮世绘’现象﹐而‘武士道德’仍然是日本精神道德中的一个重要部份。

日本人的‘半象化思维’也可以表现在昔日武士在‘癈刀令’下达后﹐所表现出的反抗行动﹐这种反抗行为又导致了武士的暴动。其实武士被明治新政府一步步以国债券的形式削减‘食禄’时﹐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其实既然武士阶层已不存在﹐而且武士刀也不能在枪炮为主的战场上作战﹐放弃配刀的特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武士的‘半象化思维’以把‘武士刀’由作战的武器‘象化’为一种‘武士’的身份象征﹐再加上武士的权利在新政府下也受到了不断压缩﹐现在要连武士的最主要‘象征’也要剥夺走﹐所以武士就宁愿不惜牺牲也要发动暴力抗争。这种行为与昔日的明末遗民一样﹐在已经归顺满清的情况下﹐当知道要‘剃发易服’后也要为了头发而起义﹐抗争到底﹐这些都是‘象化思维’的行为共通点﹐如下﹕

       

当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时代中﹐西化后的日本皇军在把战场上以刺刀对战的方式﹐发展出如传统日本‘剑道’一样的训练方式﹐名为‘统剑(刺刀) 道’﹐而统剑道却在‘象化思维’的认知下﹐成为日本军人的‘武士刀’﹐把昔日武士的精神和在战场杀敌的情景带回到现代战场中。如下﹕

在这一种‘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下﹐日本军人为了发挥和鼓励日本士兵使用‘刺刀’的机会﹐经常要求士兵以活人作靶练习刺杀﹐还有在刺刀冲锋时﹐鼓励士兵把枪栓退去(去掉发弹的功能)而只用刺刀作战。除此﹐在世界其它军队都以短枪管和弯枪为设计主流的情况下﹐日军在具有生产技术条件下﹐还固执的使用长枪管和直枪托的步枪﹐还有不发展现代化的冲锋枪﹐而冲锋枪已是二次大战后期的主流装备﹐还有没有把坦克战发展成为陆战的主要战术﹐反而仍然沉迷在步兵以刺刀作冲锋的作战方式。可见﹐‘象化思维’模式大大影响到了日本陆军的作战能力。

        日本曾经在二次大战中发动了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全面侵略﹐日本皇军的侵略行为给整个东南亚人民带来了永不磨灭的身心痛苦。虽然﹐二次大战以日本全面战败和无条件投降的方式结束﹐但是最令东亚人民深痛恶绝和不解的是﹐日本直至现在也不曾正视发动战争的责任和只是不断的以各种低劣手段美化战争﹐从来没有谴责这场侵略战争。相反﹐同样是发动二次大战的德国﹐从政府到国民都能正视和谴责德国的军事侵略行为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但是﹐只要我们再细看德日两国发动战争背后的组织机构﹐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到两国人民对战争持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在当时的德国﹐指挥和策划战争的是‘纳粹党’军人和政府﹐只要德国人民与纳粹党划清界线﹐同声谴责这一个专政政党﹐这样战争的罪行就可以完全归究于‘纳粹党’﹐而作为被统治者的德国民族也就没有可付的责任了﹐所以德国人民和二战后的德国政府把责任划清后﹐就可以在正视历史责任的情况下﹐作出谴责‘纳粹’的罪行。在当时日本﹐天皇为军队的‘大统帅’﹐发动战争的罪行责无旁贷﹐但是如果把责任界定清晰﹐把二战的天皇与军政府与当时的日本国民﹐包括今天的日本政府与人民分离﹐谴责战争罪行就不会等同于针对在历史意义上的整个国家和民族﹐这样就可以扫清了谴责和正视战争罪行的心理障碍﹐为正确的行为从认知上作好准备。不过﹐‘半象化思维’的日本人﹐其中主要是当政者﹑民族主义者和所谓的爱国者们﹐他们以‘象化思维’模式作出的认知结论﹐造成了日本人不能正视战争责任的思想基础﹐他们的行为是来自思维层面上的认知﹐行动上的阻力也是来自思维上的‘顽固性’﹐以下就是以‘象化符号系统’对日本人在天皇﹑国体与二战责任上的思维认知所作出的模拟过程﹕

因此﹐‘象化思维’模式造成了日本人的思想包袱﹐而且思想的包袱也是最难抛开的。

        从本文以及本书的其它有关部份可见﹐思维模式由思维工具直接造成。换句话说是﹐思维工具上依附着思维模式﹐只要大脑接受了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大脑的思维模式和所指使的行为随之也‘象化思维’化。汉字与‘象化思维’模式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日本的社会文化现象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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