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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律—‘量化思维’ 的法治精神 [繁體版]

 无前例的国家﹕

罗马是继希腊马其顿帝国灭亡后﹐出现在欧洲范围内的另一个统一国家。自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罗马经历过共和国与帝国时期所发动的无数次对外战争﹐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展到空前的辽阔。在罗马统治下的地埋范围﹐北抵莱恩河﹐南到埃及﹐东至幼发拉底河﹐西达不列颠群岛﹐所统治的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统一帝国。

        综观欧洲的文化发展史﹐罗马在共和国时期经过三次的马其顿战争后﹐征服并消灭了希腊马其顿帝国﹐但是她并没有像当初的马其顿人统一古希腊城邦国家那样﹐马上令马其顿本身全面希腊化﹐并且把古希腊文化随着帝国在亚非地区的扩张﹐传播到那些新征服的地区。罗马人虽然没有在文化上实行全盘的希腊化﹐但也吸取了古希腊的文化精华﹐再糅合其它征服地区与本身的文化而发展出罗马文化﹐从古希腊人那里受到影响最深的文化产品﹐应该算是表记文字。罗马人从近邻伊斯特鲁人那里学过来的‘完全表音’字母系统﹐最后发展出今天的拉丁字母﹐而伊斯特鲁人的字母系统就是受希腊字母影响而创制的。从希腊式字母的传入﹐再加上拉丁语与古希腊语也属同一个语系﹐彼此之间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兄弟语言﹐因此罗马人从此在思维工具上与古希腊人看齐了。但是罗马人与希腊马其顿人的做法不一样﹐前者没有像后者一样推广古希腊文化﹐在整个的共和与帝国时期﹐罗马的精力主要放在政治与军事征服上﹐因为罗马拥有了西方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建立起一套真正统一欧洲地区的秩序。所以为了处理这样庞大的国家和为了稳定已征服地区的统治﹐为将来的领土扩张再作好准备﹐罗马人在政治﹑公共秩序和军事上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显得更多了﹐这些问题要比发展学术哲学思想来得重要﹐所以罗马人就把他们的精力放在政治与军事而非学术上。如果﹐我们认为古希腊的学术哲学思想对西方起到过奠定性的影响﹐在另一方面的政治与军事﹐我们也可以认为罗马人对西方世界也起到同样的作用﹐罗马人的军事战略﹐还有罗马人所奉的国教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随着罗马的军事扩张而传遍欧洲﹐为后来在中古时代欧洲教权凌驾王权埋下了伏笔﹐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创立的‘罗马法’ 成为今日欧洲大陆法系的基础。在罗马法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民法中的法律观点﹐其实都来源于古老的罗马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量化思维’ 在古希腊文化中结出了科学与思辩哲学的果实﹐因现实政治环境的需要﹐务实的罗马人把‘量化思维’ 用在政治与军事上﹐其中在法律方面对后世的影响犹为深远。

借用本文的篇幅﹐笔者想向读者介绍有关罗马法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观点﹐这些观点直至今天﹐不仅仍然适用﹐而且构成了今天欧洲民法的重要一部份。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到‘量化思维’ 对法律认知后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开始就成为了今天西方法律的基础。

 十二铜牌法﹕

        罗马法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完成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牌法》﹐在当时的罗马﹐还处于共和国时代﹐罗马人主要分为贵族与平民两种﹐贵族属于统治阶级﹐拥有选举的权利﹐而平民只是被统治的阶级。当时的所谓法律完全由贵族掌控﹐平民对那些由贵族订立的法律一无所知。法律其实就是一种规条﹐其中存在着的‘逻辑性’ 的条文﹐上面的条文定义了不同阶级对社会或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判断违法行为的标准和惩罚的‘量化’方式﹐这可以说是欧几里德‘公理体系’ 在社会事务上的另一个版本。从‘量化思维’ 的角度看﹐法律条文上所载的就是‘量化概念’ 的定义与‘逻辑量化点’ 。作为‘循量而行’ 的贵族们﹐他们认为只要垄断了法律的解释权﹐让平民对法律的内容一无所知﹐贵族也就可以永远保住自已的固有利益。所以贵族们以法律为自已祖先的遗物﹐具有统治阶段的神圣性为借口而拒绝公开这套法律。但是﹐同样作为‘量化思维’ 的平民﹐他们认为自已的权利来自法律﹐如果法律完全由贵族订立和解释的话﹐法律也只是贵族们的私人工具﹐可以对平民的利益作任意宰割﹐这样平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为此﹐平民愿意为公平公开的法律作斗争﹐因此而引起的‘骚乱(和平非战争手段的行为) ’持续了十年。

之后﹐贵族为了平息民愤﹐曾经让平民选出五位保民官(后来增加到十个) 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保障他们的利益﹐后来还把一些公有土地分予平民﹐但是这些贵族的‘妥协’ 措施最终都不能令平民满意。因为以‘量化思维’ 模式来理解﹐集合‘量化概念’ 与‘逻辑量化点’ 的法律条文才是利益的有效保障﹐永久利益的来源﹐所以只有法律所授予的利益才是真正和永恒的﹐而不是一些‘小恩小惠’。终于﹐贵族同意让那十位平民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法律﹐其中赋予贵族与平民基本平等的利益(其实也是不平等的﹐例如成文后的第十一条规定﹐‘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最后以条文方式完成并向整个社会公布﹐以后的一切司法程序与法律欣讼将以此为准绳。因为这些条文写在十二面铜牌上﹐所以称之为《十二铜牌法》﹐这就是罗马法的开始。

从《十二铜牌法》的产生原因与过程﹐我们看到‘量化思维’ 在社会行为方面的思维运作﹐需要基于成文的‘量化概念’ 与‘逻辑量化点’ ﹐其中很强调这些概念是要‘成文’ 的﹐ 也就是以文字表记出的形式。因为‘成文’ 才能给予‘量化概念’ 与‘逻辑量化点’ 以‘确定性’ ﹐正如语言中所有音素都需要通过字母来指示一样﹐‘确定性’ 在‘量化思维’ 模式下是一个关键元素﹐是‘循量而行’ 的思维基础。相比‘量化思维’ 对‘成文’法律的执着﹐‘象化思维’ 则较倾向‘心照不宣’ 的‘潜规则’ 或‘陋规’(请参看专章) ﹐以及‘人’ 的‘道德’ 和彼此间的‘互属性’ (请参看专章)﹐这些都是‘象化概念’ 或‘象化逻辑’﹐由此可见‘量化思维’ 与‘象化思维’ 在模式上的各异。

‘量化概念’ 的内容来自‘定义’ ﹐‘逻辑量化点’ 的内容决定了‘结论’﹐所以权利与利益来自法律的定义和对法律程序的界定﹐这也是平民为利益而争取的目标﹐他们使用的手段就是对法律的制定﹐而非通过暴力来取得﹐这就是‘量化思维’ 所产生的‘法治精神’

以下是《十二铜牌法》的概要﹕

第一﹕有关审讯(诉讼)的准备阶段和过程的规则。

第二﹕有关证人

第三﹕债务

第四﹕父亲的权利

第五﹕监护人职责

第六﹕有关拥有物

第七﹕土地使用权

第八﹕民事侵权行为

第九﹕公共法

第十﹕宗教法

第十一﹕补充法(第一部)

第十二﹕补充法(第二部)

        可见这种通过立法或立约来解决利益纠纷的方式﹐正是‘量化思维’ 的行为模式。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罗马时代﹐就算到了十二世纪封建时代的英国﹐享利一世也通过订立《加冕宪章》来界定国王与封建诸候间的权利与义务﹐列明哪些是国王能做与不能做之事。直至到十三世纪诸候在打败专权的约翰国王后﹐也要求与国王以明文方式定义彼此之间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自由大宪章》的来由。法律与条文对于‘量化思维’ 来说就是‘量化概念’ 与‘逻辑量化点’ ﹐这就是他们‘循量而行’ 所必需的元素﹐‘量化思维’ 模式在法律领域上的反映就是‘法治精神’ 。而在‘象化思维’ 方面﹐中国的一部‘治乱史’ 可以告诉我们﹐‘象化思维’ 解决利益纷争的方法往往是诉诸暴力﹐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暴乱和内战的发生原因。

 

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

        笔者将在以下部份列出罗马法中一些对现今法律有影响的观点﹐然后指出‘量化思维’ 模式在这些法律观点背后的作用﹐说明它们与‘量化思维’ 操作的关系﹕

法庭程序﹕

*         每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皆为平等﹐被告在成为被告之前必须清楚明白自己所被告的‘罪名’

*         在法庭上被告有权自辩﹐或者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公款出资为被告作辩护。被告应被假定为‘无罪’ ﹐罪名成立的证据应来自原告﹐证明被告有罪是原告的责任

*         被告的‘犯罪动机’ 对能否定罪十分重要。

*         智力或精神有缺陷者不应对所犯罪行负责。

*         法庭严格执行詅讯程序﹐对以下的程序细项也有具体规则﹐如﹕

原告首先起诉﹑被告作最后结案陈词的程序﹑证据和证词(伪证) ﹑陪审团﹑如何定罪的标准﹐案件最后必须审定为以下三种其中一种的情况﹕罪名成立﹑不成立或不可被证明(不可证明的案件在重新詅讯时被视为新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量化思维’ 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对它作出‘量化分解’ 后﹐个人就成为其中不可再分的‘量化概念’ 。作为‘量化概念’ ﹐它对社会有机体的意义是一个‘有机个体’ ﹐以‘有机个体’的概念来看﹐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差别﹐所以在法律面前‘人人为平等’。作为‘被告’﹐ 对本身被控告罪行的意识﹐就是法庭对‘案件’ 作重新认知的开始。‘案件’ 现在对法庭与双方都成为一个认知对象﹐视之为‘主体’﹐相对于过去已发生的‘案件’ ﹐这是一个共同认知的问题。因为与问题有关的‘案件’ 已发生在过去并且已完成﹐时间不可倒流﹐所以﹐‘量化思维’ 对‘主体’ 的认知就从现在作为‘客体’ 的问题开始﹐控辩双方就以控方提交‘证据’ 与被告作‘辩护’ 的方式共同认知这个问题。而法庭的环境与法庭环境下的诉讼过程对问题中各个‘量化概念’ 与元素都提供到‘确定性’ ﹐这些‘量化概念’ 和元素将会是证据﹑证人的证词与原告被告的供词等﹐只有在这样的法庭环境下才具有法律效力﹐在‘量化思维’ 下就是‘确定性’ 的表示方式。

基于‘量化思维’ 中‘主客体分离’ 的认知模式﹐整个对‘主体案件’ 的认知重心和过程就转移发生在对现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对‘案件(主体)’的了解然后再下的‘判决’ 所体现出的‘正义’ ﹐现在就表现在对认识‘问题(客体)’的‘程序’ 中﹐因此‘正义’ 来自‘程序’ —也就是在具有‘确定性’ 的环境下的认知过程﹐所以称之为‘程序正义’

‘量化思维’ 把‘案件(主体) 作为对象﹐对它进行‘量化分解’ 后再构成‘问题(客体) 的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不可分割的‘量化概念’﹕动机﹑时间﹑地点与手段(手段包括了作案所用的工具﹑方式与其它同谋者) ﹐当所有的‘量化概念’ 都证明是成立的时候﹐这些‘量化概念’ 就可以组合并重新构筑起案件的经过而成为认知问题的结论﹐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的罪名才能成立﹐这种过程也就是‘量化思维’ 操作模式中的‘演绎逻辑’(如下图)。而其中

的‘动机’是犯罪的主要元素﹐成为犯罪行为的起源。因为一般人都视犯罪为畏途﹐都会畏惧法律的惩罚﹐而犯罪的‘动机’ 却是令到罪犯能够逾越这种心理障碍﹐进而成为违法行为的动力﹐这一点就成为‘犯罪’ 发生的关键因素。故此﹐‘动机’对确定罪名成立与否就变得至关重要﹐而且犯罪动机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谋杀’ 与‘误杀’﹐ 这样对‘案件’ 的认知才能做到更准确的程度﹐对‘罪犯’ 也更公平。‘动机’无疑是一种思维操作后的结果﹐但是如果某人的精神或智力不健全的话﹐此人的犯罪‘动机’ 就不再是思维操作后的‘合理’结果﹐因此这种不健全的所谓‘动机’ 就不能为案件的‘量化概念’ ﹐所以就算在其它‘量化概念’ 皆成立的情况下﹐智力或精神有缺陷的被告也不能对其行为负有法律责任。可见﹐罗马人根据‘量化思维’ 模式得到了以上的结论。

        有关法庭程序与‘证据’ 对诉讼结论的推导作用﹐我们可通过下图来说明问题﹕

由上图可见﹐法庭程序的功能﹐就是让法庭环境与程序为其中的证据提供‘确定性’ ﹐只有具‘确定性’ 的证据才有法律效力(对思维操作来说﹐就是思维效力) ﹐这样才可以成为演绎逻辑的‘大小前提 ﹐推理出最后的结论。只有符合了以上条件后﹐‘证据’ 才可以成为推导出诉讼结论中的‘量化概念’ 或‘量化逻辑点’ ﹐而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所得到的结论﹐才能符合‘量化思维’的思维模式﹐这样才可能获得‘量化思维’的认可。假如﹐其中有一环的逻辑操作并没有导致唯一的结论﹐这就造成了所谓的‘疑点’ ﹐说明如下﹕

‘疑点’ 说明了‘案件’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也就是说最后所得到的‘结论’ 在‘演绎法则’下不再是唯一的结论﹐或者得到多于一个的‘结论’ ﹐这说明法庭中的‘被告’ 可能没有做出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在现代的定罪原则下﹐‘疑点利益’ 按情况而定﹐将归于‘被告’

        从以上的图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时代开始﹐西方的法律原则按着‘量化思维’ 的思维模式来制定﹐这是‘量化思维’ 的产物之一。除此﹐罗马法中也产生出‘家庭法’ 的分支﹐其中涉及到婚姻﹑离婚﹑收养与私生子等的权利与责任﹐这也是把各种人际间系按之间的功能性作出全面的‘量化分解’ ﹐然后再具体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在此之外﹐还有‘公司法’ ﹐公司法赋予公司拥有物业的权利﹑被诉讼与诉讼的权利等﹐这些原则保留到现代的相应法律条文中﹐成为为现代法律的基础。笔者在此也不再一一赘述﹐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考有关书藉。

        因为‘象化思维’ 与‘量化思维’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到‘量化思维’ 的法庭原则不可能出现在‘象化思维’ 的法律原则中﹐这个结论与事实一致。在中国传统的诉讼中﹐没有法庭与审讯之间的分别﹐也没有以上所讲的‘人人平等’ 的原则﹐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取自儒家式的人伦观念﹐体现的是上下尊卑。在一国之内﹐伤害皇上或皇族的罪名最大﹐士大夫等官员阶层次之﹔在一家之内﹐父加于子的罪要比子伤害父的罪要小﹐有时官员在明知冤枉的情况下﹐宁把罪加在子身上也不加在父身上﹐兄弟和夫妇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就是在伦理上较尊的一方伤害较卑的一方时﹐罪名要比卑者伤害尊者小。官府若要冤枉无辜者时﹐宁屈卑者也不屈尊者。还有被视之为罪大至极的罪行如‘十恶罪’ ﹐这‘十恶罪’ 最早见于《齐律》﹐被称为‘重罪十条’﹐后来到了隋唐时代就正式出现‘十恶不赦’ 的说法﹐这‘十恶罪’ 一直延用至明清时代。在下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罪行中有一部份只是违反长幼伦常的行为﹐体现出以国家立法的手段来维护社会伦常秩序的目的。

十恶罪行

与‘伦常尊卑’ 有关

一、谋反。指的是以各种手段企图推翻政权,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二、谋大逆。指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

是﹐‘君’ 为‘五伦’ 之首。

三、谋叛。指叛国罪。这与谋反有明显的不同,‘谋叛’是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

四、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

是﹐这条把‘父母尊长’ 与其它人分开﹐打杀尊长的罪名更大。

五、不道。杀不应该处死的人﹐三人以上﹐以及肢解人体。

六、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是﹐‘君’ 为‘五伦’ 之首。

七、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

是﹐这是‘不孝’

八、不睦。欧打、控告丈夫和大功以上的尊长以及小功尊属。

是﹐夫妇和尊长都在‘五伦’之中。

九、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

是﹐夫妇为‘五伦’ 之一。

十、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

是﹐这是‘乱伦’

发生这种现象除了是缺乏‘量化思维’ 的思维模式外﹐也反映了‘象化思维’ 在统治上的‘布象’目的(有关治国的‘布象’﹐请参看专章)。因为没有‘量化思维’ 的思维模式﹐所以动机﹑证据和法庭程序对‘象化思维’ 来说﹐都不是构成‘犯罪’ 行为的关键元素﹐导致传统诉讼只注重实体而非诉讼的过程。‘正义’ 的原则主要来自‘法官’的决定﹐而不是体现在‘程序’ 的执行上﹐而后者就是西方‘程序正义’ 的观点。再者﹐‘象化思维’ 社会也没有发展出作为‘量化分解’结果的‘三权分立’体制。传统的法官也同时身兼侦探的身份﹐法庭聆讯也往往与审问逼供同时进行。因为﹐没有动机﹑证据﹑法庭程序和演绎逻辑作为定罪的重要考虑因素。所以﹐传统的审讯定罪就主要建立在被告的‘口供’上。《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可见﹐只要被告在任何的情况下﹐哪怕是‘刑求’ 的结果﹐只要签了‘服辩文状’ 承认罪名﹐案件就算审结。因为被告与证人的‘口供’ 对断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从传统的审讯方式就发展出‘五听’ 技巧。

这‘五听’ 就是‘辞听﹑色听﹑耳听﹑气听﹑目听’ ﹐具体来说这是一种在审讯时﹐通过对被告人在‘公堂(也是‘法庭’) ’上的的对答表现﹐从被告辞令的内容中看是否合符逻辑﹐内容合理与否﹐再观察其脸色﹐看有否流汗面红﹐听他说话的声线有否稳定﹐呼吸气息是否平和和眼神是否坚定等﹐从以上各方面观察所得﹐归纳出其属性来判断被告是否与案件有关﹐交代的口供是否可信等﹐一旦不可信就可以动刑逼供。《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不具备客观标准的判断方式﹐就是基于‘象化思维’ 对被告外部表现如脸色声线作出的‘取象模拟’和之后所得的‘模拟属性’ 作为结论。但是这些‘属性’ 都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例如声线的高低﹐脸红的程度或流汗的情况等(但西方人发明的‘测谎机’ 却是‘量化’ 认知后的结果)﹐可见整个操作过程完全是‘象化思维’ 的模式。‘象化思维’以‘循象而行’ 的惯性﹐对解决或认知问题﹐将首先从‘象化概念’ 入手﹐也就是从‘属性’ 开始。在处理诉讼方面﹐被告的外部表现就是被告的一种‘属性’ ﹐其中透露出不同的变化和特征﹐这些特征都是些很难去‘量化’ 界定的信息﹐但还是可以通过‘模拟’ 作出揣摸。于是‘象化思维’就捕捉并‘取象’了被告的脸部和身体语言而成为‘象化概念’﹐ 作为可循之‘象’ 来开始解决问题。其中把这些‘属性’ 与其它的情况或现有的‘象化概念’作‘模拟’﹐最后把‘模拟’ 的结论作为判断的依据(以下以面部表情为例﹐列出背后的思维操作过程) 。不过﹐在 ‘量化思维’方面则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原

则和法庭程序。东西方思维在法律上也体现出两者的差异﹐走出了完全回异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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