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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法律—‘量化思維’ 的法治精神 [簡體版]

 無前例的國家﹕

羅馬是繼希臘馬其頓帝國滅亡後﹐出現在歐洲範圍內的另一個統一國家。自從西元前二世紀開始﹐羅馬經歷過共和國與帝國時期所發動的無數次對外戰爭﹐羅馬帝國的版圖擴展到空前的遼闊。在羅馬統治下的地埋範圍﹐北抵萊恩河﹐南到埃及﹐東至幼發拉底河﹐西達不列顛群島﹐所統治的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統一帝國。

        綜觀歐洲的文化發展史﹐羅馬在共和國時期經過三次的馬其頓戰爭後﹐征服並消滅了希臘馬其頓帝國﹐但是她並沒有像當初的馬其頓人統一古希臘城邦國家那樣﹐馬上令馬其頓本身全面希臘化﹐並且把古希臘文化隨著帝國在亞非地區的擴張﹐傳播到那些新征服的地區。羅馬人雖然沒有在文化上實行全盤的希臘化﹐但也吸取了古希臘的文化精華﹐再糅合其他征服地區與本身的文化而發展出羅馬文化﹐從古希臘人那裏受到影響最深的文化產品﹐應該算是表記文字。羅馬人從近鄰伊斯特魯人那裏學過來的‘完全表音’字母系統﹐最後發展出今天的拉丁字母﹐而伊斯特魯人的字母系統就是受希臘字母影響而創制的。從希臘式字母的傳入﹐再加上拉丁語與古希臘語也屬同一個語系﹐彼此之間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兄弟語言﹐因此羅馬人從此在思維工具上與古希臘人看齊了。但是羅馬人與希臘馬其頓人的做法不一樣﹐前者沒有像後者一樣推廣古希臘文化﹐在整個的共和與帝國時期﹐羅馬的精力主要放在政治與軍事征服上﹐因為羅馬擁有了西方歷史上最大的版圖﹐建立起一套真正統一歐洲地區的秩序。所以為了處理這樣龐大的國家和為了穩定已征服地區的統治﹐為將來的領土擴張再作好準備﹐羅馬人在政治﹑公共秩序和軍事上需要處理的問題就顯得更多了﹐這些問題要比發展學術哲學思想來得重要﹐所以羅馬人就把他們的精力放在政治與軍事而非學術上。如果﹐我們認為古希臘的學術哲學思想對西方起到過奠定性的影響﹐在另一方面的政治與軍事﹐我們也可以認為羅馬人對西方世界也起到同樣的作用﹐羅馬人的軍事戰略﹐還有羅馬人所奉的國教基督教(羅馬天主教)﹐基督教隨著羅馬的軍事擴張而傳遍歐洲﹐為後來在中古時代歐洲教權淩駕王權埋下了伏筆﹐最重要的是羅馬人創立的‘羅馬法’ 成為今日歐洲大陸法系的基礎。在羅馬法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現代民法中的法律觀點﹐其實都來源於古老的羅馬法。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量化思維’ 在古希臘文化中結出了科學與思辯哲學的果實﹐因現實政治環境的需要﹐務實的羅馬人把‘量化思維’ 用在政治與軍事上﹐其中在法律方面對後世的影響猶為深遠。

借用本文的篇幅﹐筆者想向讀者介紹有關羅馬法中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觀點﹐這些觀點直至今天﹐不僅仍然適用﹐而且構成了今天歐洲民法的重要一部份。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量化思維’ 對法律認知後的結果﹐在羅馬時代開始就成為了今天西方法律的基礎。

 十二銅牌法﹕

        羅馬法的起源應該追溯到西元前五世紀完成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銅牌法》﹐在當時的羅馬﹐還處於共和國時代﹐羅馬人主要分為貴族與平民兩種﹐貴族屬於統治階級﹐擁有選舉的權利﹐而平民只是被統治的階級。當時的所謂法律完全由貴族掌控﹐平民對那些由貴族訂立的法律一無所知。法律其實就是一種規條﹐其中存在著的‘邏輯性’ 的條文﹐上面的條文定義了不同階級對社會或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判斷違法行為的標準和懲罰的‘量化’方式﹐這可以說是歐幾裏德‘公理體系’ 在社會事務上的另一個版本。從‘量化思維’ 的角度看﹐法律條文上所載的就是‘量化概念’ 的定義與‘邏輯量化點’ 。作為‘循量而行’ 的貴族們﹐他們認為只要壟斷了法律的解釋權﹐讓平民對法律的內容一無所知﹐貴族也就可以永遠保住自已的固有利益。所以貴族們以法律為自已祖先的遺物﹐具有統治階段的神聖性為藉口而拒絕公開這套法律。但是﹐同樣作為‘量化思維’ 的平民﹐他們認為自已的權利來自法律﹐如果法律完全由貴族訂立和解釋的話﹐法律也只是貴族們的私人工具﹐可以對平民的利益作任意宰割﹐這樣平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任何的保障。為此﹐平民願意為公平公開的法律作鬥爭﹐因此而引起的‘騷亂(和平非戰爭手段的行為) ’持續了十年。

之後﹐貴族為了平息民憤﹐曾經讓平民選出五位保民官(後來增加到十個) 作為他們的代言人﹐保障他們的利益﹐後來還把一些公有土地分予平民﹐但是這些貴族的‘妥協’ 措施最終都不能令平民滿意。因為以‘量化思維’ 模式來理解﹐集合‘量化概念’ 與‘邏輯量化點’ 的法律條文才是利益的有效保障﹐永久利益的來源﹐所以只有法律所授予的利益才是真正和永恆的﹐而不是一些‘小恩小惠’。終於﹐貴族同意讓那十位平民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法律﹐其中賦予貴族與平民基本平等的利益(其實也是不平等的﹐例如成文後的第十一條規定﹐‘平民與貴族不得通婚’)﹐最後以條文方式完成並向整個社會公佈﹐以後的一切司法程式與法律欣訟將以此為準繩。因為這些條文寫在十二面銅牌上﹐所以稱之為《十二銅牌法》﹐這就是羅馬法的開始。

從《十二銅牌法》的產生原因與過程﹐我們看到‘量化思維’ 在社會行為方面的思維運作﹐需要基於成文的‘量化概念’ 與‘邏輯量化點’ ﹐其中很強調這些概念是要‘成文’ 的﹐ 也就是以文字表記出的形式。因為‘成文’ 才能給予‘量化概念’ 與‘邏輯量化點’ 以‘確定性’ ﹐正如語言中所有音素都需要通過字母來指示一樣﹐‘確定性’ 在‘量化思維’ 模式下是一個關鍵元素﹐是‘循量而行’ 的思維基礎。相比‘量化思維’ 對‘成文’法律的執著﹐‘象化思維’ 則較傾向‘心照不宣’ 的‘潛規則’ 或‘陋規’(請參看專章) ﹐以及‘人’ 的‘道德’ 和彼此間的‘互屬性’ (請參看專章)﹐這些都是‘象化概念’ 或‘象化邏輯’﹐由此可見‘量化思維’ 與‘象化思維’ 在模式上的各異。

‘量化概念’ 的內容來自‘定義’ ﹐‘邏輯量化點’ 的內容決定了‘結論’﹐所以權利與利益來自法律的定義和對法律程式的界定﹐這也是平民為利益而爭取的目標﹐他們使用的手段就是對法律的制定﹐而非通過暴力來取得﹐這就是‘量化思維’ 所產生的‘法治精神’

以下是《十二銅牌法》的概要﹕

第一﹕有關審訊(訴訟)的準備階段和過程的規則。

第二﹕有關證人

第三﹕債務

第四﹕父親的權利

第五﹕監護人職責

第六﹕有關擁有物

第七﹕土地使用權

第八﹕民事侵權行為

第九﹕公共法

第十﹕宗教法

第十一﹕補充法(第一部)

第十二﹕補充法(第二部)

        可見這種通過立法或立約來解決利益糾紛的方式﹐正是‘量化思維’ 的行為模式。這種事情不僅發生在羅馬時代﹐就算到了十二世紀封建時代的英國﹐享利一世也通過訂立《加冕憲章》來界定國王與封建諸候間的權利與義務﹐列明哪些是國王能做與不能做之事。直至到十三世紀諸候在打敗專權的約翰國王後﹐也要求與國王以明文方式定義彼此之間的封建關係﹐這就是《自由大憲章》的來由。法律與條文對於‘量化思維’ 來說就是‘量化概念’ 與‘邏輯量化點’ ﹐這就是他們‘循量而行’ 所必需的元素﹐‘量化思維’ 模式在法律領域上的反映就是‘法治精神’ 。而在‘象化思維’ 方面﹐中國的一部‘治亂史’ 可以告訴我們﹐‘象化思維’ 解決利益紛爭的方法往往是訴諸暴力﹐這也就是中國歷史上各種暴亂和內戰的發生原因。

 

羅馬法對後世的影響﹕

        筆者將在以下部份列出羅馬法中一些對現今法律有影響的觀點﹐然後指出‘量化思維’ 模式在這些法律觀點背後的作用﹐說明它們與‘量化思維’ 操作的關係﹕

法庭程式﹕

*         每一個公民在法律面前皆為平等﹐被告在成為被告之前必須清楚明白自己所被告的‘罪名’

*         在法庭上被告有權自辯﹐或者在必要情況下﹐可以動用公款出資為被告作辯護。被告應被假定為‘無罪’ ﹐罪名成立的證據應來自原告﹐證明被告有罪是原告的責任

*         被告的‘犯罪動機’ 對能否定罪十分重要。

*         智力或精神有缺陷者不應對所犯罪行負責。

*         法庭嚴格執行詅訊程式﹐對以下的程式細項也有具體規則﹐如﹕

原告首先起訴﹑被告作最後結案陳詞的程式﹑證據和證詞(偽證) ﹑陪審團﹑如何定罪的標準﹐案件最後必須審定為以下三種其中一種的情況﹕罪名成立﹑不成立或不可被證明(不可證明的案件在重新詅訊時被視為新案件)

我們可以看到因為‘量化思維’ 把社會視為一個有機系統﹐對它作出‘量化分解’ 後﹐個人就成為其中不可再分的‘量化概念’ 。作為‘量化概念’ ﹐它對社會有機體的意義是一個‘有機個體’ ﹐以‘有機個體’的概念來看﹐之間不存在任何的差別﹐所以在法律面前‘人人為平等’。作為‘被告’﹐ 對本身被控告罪行的意識﹐就是法庭對‘案件’ 作重新認知的開始。‘案件’ 現在對法庭與雙方都成為一個認知物件﹐視之為‘主體’﹐相對於過去已發生的‘案件’ ﹐這是一個共同認知的問題。因為與問題有關的‘案件’ 已發生在過去並且已完成﹐時間不可倒流﹐所以﹐‘量化思維’ 對‘主體’ 的認知就從現在作為‘客體’ 的問題開始﹐控辯雙方就以控方提交‘證據’ 與被告作‘辯護’ 的方式共同認知這個問題。而法庭的環境與法庭環境下的訴訟過程對問題中各個‘量化概念’ 與元素都提供到‘確定性’ ﹐這些‘量化概念’ 和元素將會是證據﹑證人的證詞與原告被告的供詞等﹐只有在這樣的法庭環境下才具有法律效力﹐在‘量化思維’ 下就是‘確定性’ 的表示方式。

基於‘量化思維’ 中‘主客體分離’ 的認知模式﹐整個對‘主體案件’ 的認知重心和過程就轉移發生在對現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對‘案件(主體)’的瞭解然後再下的‘判決’ 所體現出的‘正義’ ﹐現在就表現在對認識‘問題(客體)’的‘程式’ 中﹐因此‘正義’ 來自‘程式’ —也就是在具有‘確定性’ 的環境下的認知過程﹐所以稱之為‘程式正義’

‘量化思維’ 把‘案件(主體) 作為對象﹐對它進行‘量化分解’ 後再構成‘問題(客體) 的條件﹐我們可以得到幾個不可分割的‘量化概念’﹕動機﹑時間﹑地點與手段(手段包括了作案所用的工具﹑方式與其他同謀者) ﹐當所有的‘量化概念’ 都證明是成立的時候﹐這些‘量化概念’ 就可以組合並重新構築起案件的經過而成為認知問題的結論﹐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被告的罪名才能成立﹐這種過程也就是‘量化思維’ 操作模式中的‘演繹邏輯’(如下圖)。而其中

的‘動機’是犯罪的主要元素﹐成為犯罪行為的起源。因為一般人都視犯罪為畏途﹐都會畏懼法律的懲罰﹐而犯罪的‘動機’ 卻是令到罪犯能夠逾越這種心理障礙﹐進而成為違法行為的動力﹐這一點就成為‘犯罪’ 發生的關鍵因素。故此﹐‘動機’對確定罪名成立與否就變得至關重要﹐而且犯罪動機還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謀殺’ 與‘誤殺’﹐ 這樣對‘案件’ 的認知才能做到更準確的程度﹐對‘罪犯’ 也更公平。‘動機’無疑是一種思維操作後的結果﹐但是如果某人的精神或智力不健全的話﹐此人的犯罪‘動機’ 就不再是思維操作後的‘合理’結果﹐因此這種不健全的所謂‘動機’ 就不能為案件的‘量化概念’ ﹐所以就算在其他‘量化概念’ 皆成立的情況下﹐智力或精神有缺陷的被告也不能對其行為負有法律責任。可見﹐羅馬人根據‘量化思維’ 模式得到了以上的結論。

        有關法庭程式與‘證據’ 對訴訟結論的推導作用﹐我們可通過下圖來說明問題﹕

由上圖可見﹐法庭程式的功能﹐就是讓法庭環境與程式為其中的證據提供‘確定性’ ﹐只有具‘確定性’ 的證據才有法律效力(對思維操作來說﹐就是思維效力) ﹐這樣才可以成為演繹邏輯的‘大小前提 ﹐推理出最後的結論。只有符合了以上條件後﹐‘證據’ 才可以成為推導出訴訟結論中的‘量化概念’ 或‘量化邏輯點’ ﹐而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所得到的結論﹐才能符合‘量化思維’的思維模式﹐這樣才可能獲得‘量化思維’的認可。假如﹐其中有一環的邏輯操作並沒有導致唯一的結論﹐這就造成了所謂的‘疑點’ ﹐說明如下﹕

‘疑點’ 說明了‘案件’有可能以另一種形式發生﹐也就是說最後所得到的‘結論’ 在‘演繹法則’下不再是唯一的結論﹐或者得到多於一個的‘結論’ ﹐這說明法庭中的‘被告’ 可能沒有做出與本案有關的違法行為。在現代的定罪原則下﹐‘疑點利益’ 按情況而定﹐將歸於‘被告’

        從以上的圖例﹐我們可以看到在羅馬時代開始﹐西方的法律原則按著‘量化思維’ 的思維模式來制定﹐這是‘量化思維’ 的產物之一。除此﹐羅馬法中也產生出‘家庭法’ 的分支﹐其中涉及到婚姻﹑離婚﹑收養與私生子等的權利與責任﹐這也是把各種人際間系按之間的功能性作出全面的‘量化分解’ ﹐然後再具體確定彼此之間的權利與責任。在此之外﹐還有‘公司法’ ﹐公司法賦予公司擁有物業的權利﹑被訴訟與訴訟的權利等﹐這些原則保留到現代的相應法律條文中﹐成為為現代法律的基礎。筆者在此也不再一一贅述﹐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參考有關書藉。

        因為‘象化思維’ 與‘量化思維’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我們由此也可以想像到‘量化思維’ 的法庭原則不可能出現在‘象化思維’ 的法律原則中﹐這個結論與事實一致。在中國傳統的訴訟中﹐沒有法庭與審訊之間的分別﹐也沒有以上所講的‘人人平等’ 的原則﹐人在社會上的價值取自儒家式的人倫觀念﹐體現的是上下尊卑。在一國之內﹐傷害皇上或皇族的罪名最大﹐士大夫等官員階層次之﹔在一家之內﹐父加于子的罪要比子傷害父的罪要小﹐有時官員在明知冤枉的情況下﹐寧把罪加在子身上也不加在父身上﹐兄弟和夫婦也是一樣。總的來說﹐就是在倫理上較尊的一方傷害較卑的一方時﹐罪名要比卑者傷害尊者小。官府若要冤枉無辜者時﹐甯屈卑者也不屈尊者。還有被視之為罪大至極的罪行如‘十惡罪’ ﹐這‘十惡罪’ 最早見於《齊律》﹐被稱為‘重罪十條’﹐後來到了隋唐時代就正式出現‘十惡不赦’ 的說法﹐這‘十惡罪’ 一直延用至明清時代。在下表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罪行中有一部份只是違反長幼倫常的行為﹐體現出以國家立法的手段來維護社會倫常秩序的目的。

十惡罪行

與‘倫常尊卑’ 有關

一、謀反。指的是以各種手段企圖推翻政權,這歷來都被視為十惡之首。

二、謀大逆。指毀壞皇帝的宗廟、陵寢、宮殿的行為。

是﹐‘君’ 為‘五倫’ 之首。

三、謀叛。指叛國罪。這與謀反有明顯的不同,‘謀叛’是叛逃到其他敵對國家。

四、惡逆。指打殺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長輩和尊親。

是﹐這條把‘父母尊長’ 與其他人分開﹐打殺尊長的罪名更大。

五、不道。殺不應該處死的人﹐三人以上﹐以及肢解人體。

六、大不敬。偷盜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偽造御用藥品以及誤犯食禁。

是﹐‘君’ 為‘五倫’ 之首。

七、不孝。指咒駡、控告以及不贍養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輩死後亡匿不舉哀,喪期嫁娶作樂。

是﹐這是‘不孝’

八、不睦。歐打、控告丈夫和大功以上的尊長以及小功尊屬。

是﹐夫婦和尊長都在‘五倫’之中。

九、不義。指毆打、殺死長官(一般指州縣長官),丈夫死後不舉哀並作樂改嫁等。

是﹐夫婦為‘五倫’ 之一。

十、內亂。指與祖父、父親的妾通姦。

是﹐這是‘亂倫’

發生這種現象除了是缺乏‘量化思維’ 的思維模式外﹐也反映了‘象化思維’ 在統治上的‘布象’目的(有關治國的‘布象’﹐請參看專章)。因為沒有‘量化思維’ 的思維模式﹐所以動機﹑證據和法庭程式對‘象化思維’ 來說﹐都不是構成‘犯罪’ 行為的關鍵元素﹐導致傳統訴訟只注重實體而非訴訟的過程。‘正義’ 的原則主要來自‘法官’的決定﹐而不是體現在‘程式’ 的執行上﹐而後者就是西方‘程式正義’ 的觀點。再者﹐‘象化思維’ 社會也沒有發展出作為‘量化分解’結果的‘三權分立’體制。傳統的法官也同時身兼偵探的身份﹐法庭聆訊也往往與審問逼供同時進行。因為﹐沒有動機﹑證據﹑法庭程式和演繹邏輯作為定罪的重要考慮因素。所以﹐傳統的審訊定罪就主要建立在被告的‘口供’上。《大清律例》規定:‘凡獄囚徒流死罪,各喚囚及其家屬,具告所斷罪名,仍取囚服辯文狀。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詳審。’可見﹐只要被告在任何的情況下﹐哪怕是‘刑求’ 的結果﹐只要簽了‘服辯文狀’ 承認罪名﹐案件就算審結。因為被告與證人的‘口供’ 對斷案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從傳統的審訊方式就發展出‘五聽’ 技巧。

這‘五聽’ 就是‘辭聽﹑色聽﹑耳聽﹑氣聽﹑目聽’ ﹐具體來說這是一種在審訊時﹐通過對被告人在‘公堂(也是‘法庭’) ’上的的對答表現﹐從被告辭令的內容中看是否合符邏輯﹐內容合理與否﹐再觀察其臉色﹐看有否流汗面紅﹐聽他說話的聲線有否穩定﹐呼吸氣息是否平和和眼神是否堅定等﹐從以上各方面觀察所得﹐歸納出其屬性來判斷被告是否與案件有關﹐交代的口供是否可信等﹐一旦不可信就可以動刑逼供。《唐律·斷獄》規定:‘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查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

我們不難發現﹐這種不具備客觀標準的判斷方式﹐就是基於‘象化思維’ 對被告外部表現如臉色聲線作出的‘取象模擬’和之後所得的‘類比屬性’ 作為結論。但是這些‘屬性’ 都沒有客觀的判斷標準﹐例如聲線的高低﹐臉紅的程度或流汗的情況等(但西方人發明的‘測謊機’ 卻是‘量化’ 認知後的結果)﹐可見整個操作過程完全是‘象化思維’ 的模式。‘象化思維’以‘循象而行’ 的慣性﹐對解決或認知問題﹐將首先從‘象化概念’ 入手﹐也就是從‘屬性’ 開始。在處理訴訟方面﹐被告的外部表現就是被告的一種‘屬性’ ﹐其中透露出不同的變化和特徵﹐這些特徵都是些很難去‘量化’ 界定的資訊﹐但還是可以通過‘模擬’ 作出揣摸。於是‘象化思維’就捕捉並‘取象’了被告的臉部和身體語言而成為‘象化概念’﹐ 作為可循之‘象’ 來開始解決問題。其中把這些‘屬性’ 與其它的情況或現有的‘象化概念’作‘模擬’﹐最後把‘模擬’ 的結論作為判斷的依據(以下以面部表情為例﹐列出背後的思維操作過程) 。不過﹐在 ‘量化思維’方面則發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原

則和法庭程式。東西方思維在法律上也體現出兩者的差異﹐走出了完全回異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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