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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 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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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思維工具的總結—文明的先機 [簡體版]

 從‘思維工具’到文明:

本文是對在本書中所提及的東西方思維工具作出的總結。通過本書我們都明白到語言文字作為思維工具﹐導致了不同思維模式的產生﹐思維模式進而決定了人類行為的型態﹐而一個民族的集體行為就創造了屬於這個民族的文明。但是﹐當思維模式形成後﹐它也可以反過來影響思維工具﹐因為思維工具正如顧名思義所指的﹐它只是一種被動的工具﹐使用這種工具的方式卻是思維模式﹐思維模式完全具備了思維的主動性。因此﹐思維模式也可以選擇其他形式的工具來滿足思維模式的認知需要。於是﹐在新思維工具的使用下﹐思維的認知能力也可以隨之而得到提高﹐‘量化思維’就是一種這樣的外向型思維模式。最後﹐思維工具也影響到文明的發展﹐總的來說﹐思維工具與文明的水平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如果﹐現在我們對東西方的思維工具作一個並列式的對比﹐可以作如下的表示﹕

時間

 

西元前2000

象化思維

西元前400

量化思維

量化概念

量化邏輯

確定性

認知模式

表記

漢字

象化概念

 

字母

音素

數字

 

直覺

‘量化思維’認知模式

象化邏輯

文字

概念

表達

 

象化三段論(推導模式)

幾何圖形

幾何元素

 

作圖工具

理論建立模式

西元100

 

 

《聖經》

認知模式

西元

1600

數學符號

表記

表記

實驗

符素(--) ﹑漢字組合模式

 

圖表

表記

表記

 

杠杆作用(---)﹑策略‘公式化’﹑歌()訣文化

        從以上表格﹐我們很清楚的看到﹐產生‘象化思維’模式的思維工具‘漢字’﹐在一旦形成後﹐在概念的指示方式上和‘音形意’結構方面也就沒有作過任何的改變﹐由始至終都是‘象化思維’唯一的思維工具﹐它不僅是文字而且也是數位和符號。漢字產生自三千多年前﹐作為‘象化思維’思維工具的角色﹐直至二十紀末大量輸入西方文化開始﹐漢字才與西方式的思維工具一起‘並肩作戰’。在漢字三千多年的漫長歷程中﹐她只有數量和字形上的改變﹐除此之外﹐漢字使用者也沒有對她作過任何的修改。漢字的產生來自漢語的‘孤立性’﹐所以﹐提到‘漢字’也意味著與漢語一起﹐漢語與漢字互為一體。

中國的先民因為使用的語言—漢語﹐而發展出‘漢字’﹐漢字也形成了‘象化思維’模式﹐中華文明也在‘象化思維’的哺育下成長。這就是中華文明能夠提早起步﹐成為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圪立在世界文明之林而不倒的原因。‘漢字’作為思維工具﹐啟迪了中華先民的‘民智’﹐使民智‘早開’﹐而且漢字提供到‘象化思維’蓬勃的生機﹐所以雖然古老但卻不早逝。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直至現代。要說到這種‘象化思維’的蓬勃生機來自哪里﹐我們就要看一下究竟漢字作為思維工具﹐能夠令到‘象化思維’模式發展出甚麼內容﹐而‘象化思維’模式也‘專一’的以漢字作為工具﹐因為‘象化思維’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過漢字來表記就足夠了﹐也再合適不過﹐而且對‘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確定性’﹐因此免去了‘實驗’的過程﹐思維操作也就不會受到客觀環境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象化思維’的一切操作只需要發生在思維層面就足夠。所以﹐漢字也就可以忠實不二的服務於‘象化思維’模式。通過‘漢字’(包括‘漢語’)作為思維工具﹐正如本書所論述過的內容﹐‘象化思維’可以提早發展出以下的思維能力﹕

*         ‘象化概念’﹐從‘象化概念’中訓練出‘取象模擬’的思維操作﹐而‘模擬’ 操作正是‘模仿’能力的基礎。

*         從而也發展出‘象化邏輯’﹐這就是‘互屬性’ 和‘包容/遞進性’ 等關係﹐這是思維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除此﹐形成了理論的建立模式﹐這令到在二千年的先秦時代就可以發展出百家爭鳴的思想﹐特別是儒學的道德倫理和人生觀理論﹐也迅速從‘神道觀’而進入‘天命觀’

*         ‘象化三段論’是‘類比’推演的模式﹐作為認知的手段﹐也是論點的推演方式﹐其重要性體現在發展理論和技術上。因此﹐通過‘模擬’而來的‘模仿’能力﹐先民可以很早就發明‘筷子’作為餐具﹐也可以通過模仿動物行為來發展本身的‘摶擊術’等。

*         ‘象化思維’ 的認知模式是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方式﹐這是發展‘八卦’‘五行’理論的基礎﹐也是對社會現象的認識途徑﹐‘中醫學’也在這種認知下結合實踐而形成並不斷發展。這種認知模式完全建立在對‘屬性’的認知上﹐也就以現有‘象化概念’對認知物件作‘類比’式的‘屬性’瞭解﹐但是這種認知模式呈‘內斂型’。除此﹐以‘取象類比’方式對問題作認知﹐這種解決方法能夠令到很多實際的問題迎刃而解﹐也產生出中國式的智慧。

*         漢字的‘符素性’(--)令到作為語言表記工具的‘漢字’﹐在先天上具備了‘符號性’。因此﹐中國人也從來不需要創造另外的符號系統。漢字的‘符號性’可以令到大腦﹐在對認知物件作語言描述時﹐同時也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內容和概念關係﹐如果再以‘漢字’ 表達認知物件﹐這就成為了‘符號’的‘列式’﹐這就是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能夠創造出‘十進位’記數法的原因﹐而印度要比中國晚上一千多年。於是﹐就在這種‘一箭雙雕’ 的情況下﹐省去了很多發展‘符號’的時間﹐令到中國文明提早起步。漢字的組合性與認知模式一樣﹐就是以大量組合嘗試來認知物件和發展技術的方式﹐‘烹飪文化’的發達就是裨益自這種模式。

*         杠杆作用(---)形成自‘象化思維’對‘漢字’音形意一體的進一步擴大﹐就以漢字的‘音意’一體性來說﹐利用了這種漢字優勢﹐也就發展出豐富的‘口()訣’形式﹐‘口訣’令到複雜的技術操作成為簡單的記憶過程﹐這令到大腦能夠吸收和容納到更多的技術操作。如果把‘音意’ 一體擴大為‘音形意象’一體﹐策略等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可以‘公式化’﹐對‘公式’的記憶也就令到大腦能夠吸收到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案﹐這都是推動文明的燃料。

從以上的思維方式可以發現﹐其中的認知模式和漢字組合性而組成的‘烹調模式’﹐完全建基於經驗與嘗試上﹐經驗的積累需要浩費大量時間﹐但是經驗主義卻是人類最原始的技術發展手段。因此﹐在完全掌握‘量化’認知的手段和數學符號之前﹐人類的技術進步就表現得相當的緩慢﹐但當掌握到西方式的科學方法後﹐‘量化’認知就可以令人類跳過經驗嘗試而直達解決問題的核心﹐最後人類技術的發展速度也就越來越快了。

對於‘量化思維’﹐雖然從‘完全表音’字母系統產生了這種思維模式﹐但是‘量化概念’不僅需要指示的工具﹐還需要提供到‘確定性’的條件﹐這一點相比‘象化思維’就要複雜一點。‘量化概念’的表記工具從古希臘發展出的文字﹑字母和幾何元素後﹐需要經歷過上千年的語言簡化過程﹐才能從語言文字中發展出‘數學符號’系統﹐數學符號同時指示‘量化概念’ 和‘邏輯量化點’﹐而語言簡化過程是必然的時間歷程﹐這也是西方文明難以提早起步的原因。再者﹐在‘量化概念’的選擇上﹐在中古時代﹐全盤傾向於‘神’作為‘量化概念’﹐導致了‘黑暗時代’的出現。在沒有找到‘量化概念’的情況下﹐‘量化思維’也對問題束手無策﹐這就是‘黑死病’肆虐歐洲的原因。而且需要等到十六世紀技術發展成熟的歐洲﹐‘量化思維’才確認‘實驗’是提供‘量化概念’以‘確定性’的有效方式﹐在此之前﹐古希臘人只相信‘直覺’。可見﹐在‘量化思維’中‘量化概念’的指示工具並非單一的語言和文字﹐所以西方人也就不像中國人那樣幸運﹐而必須再花上更多時間來發展表記工具﹐‘確定性’是額外的必要條件﹐也需要花時間來找尋和發展。一旦把‘量化概念’過份執著於某些方面﹐例如是‘神’﹐西方的文明就會走上彎路。以上的現象﹐只發生在‘量化思維’的情況中﹐思維工具的發展就需要花上時間﹐但當思維工具中的各個條件到位後﹐‘量化思維’就如箭在弦上﹐一發沖天﹐它的‘外向型’認先模式是永遠不可能停止的。相反﹐‘象化思維’文明起步得早﹐這是漢字在遠古早已形成的原因﹐但是思維工具也從沒有在質與量方面發生改變﹐‘象化思維’也不需要這種改變﹐而且‘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呈‘內斂型’﹐於是文明也就進入到飽和階段而出現停滯。

        中國人因為創造了‘漢字’而攝取到文明的先機﹐令民智先開﹐但是文明背後的思維工具也從沒有變更過﹐這是文明停滯的原因。西方人在思維工具上掙紮了千年﹐直到十七世紀才正式完成思維工具的發展工程﹐所以文明起步得慢﹐在之前的發展速度也不快﹐但是現在卻成為走上了軌道的快車。現在‘量化思維’不僅仍在為文明而努力﹐同時也在發展‘思維工具’﹐這相信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東西方文明隨著完全回異的思維模式而發展﹐‘象化思維’由‘漢字’而先啟‘民智’﹐ 這令中國先民攝取到文明的‘先機’﹐但此‘智’不同于彼‘智’﹐最後在‘量化思維’的標準下﹐東方文明反而成為了‘民智未開’。

從以上的觀點再引伸來看, 思維模式是文化現象和行爲的始作俑者, 換句話說就是, 文化行爲與現象爲思維模式的産物。以東方來看, ‘象化思維’産生了我們所見的文化, 包括儒家思想與易經理論等, 同時也令我們的祖先未能發展出西方式的科學文明, 這是思維模式所造成的結果。 但是我們往往會把 ‘儒家’ 或 ‘易經’ 思想等, 批評爲阻礙了我們發展現代科學的主因, 因此有昔日的 ‘打倒孔家店’ 運動和今天楊振寧先生所提出的 ‘易經思維阻礙了現代科學發展’的觀點。 一直以來乃至現今, 還有很大部分國人持有以上的觀點, 這些觀點其實都大大冤枉了 ‘儒學’與 ‘易經’思想, 因爲它們只是思維模式的産物, 這是 ‘身不由己’的, 它們也算是思維模式的 ‘受害者’吧。 就好象說, 得了遺傳病的孩子就不應該責備他母親把遺傳病帶給了他, 因爲要知道他的母親也有遺傳病, 要怪就只能怪那位始作俑者的祖先吧。

‘象化思維’ 模式只適合産生 ‘儒家’和 ‘易經’理論而非西方式的科學理論, 所以他們認爲這些理論防礙了科學發展的觀點是較爲片面的, 而且這些觀點也永遠沒有說到點子上。因此, 放在眼前的紛爭也就永遠也解决不了, 在看不到癥結所在時, 也只會越理越亂。 除此, 還會出現另外一種 ‘一面倒’的現象, 就是把形成文化現象中某些優秀部分的原因, 完全歸功到某一種思維産物的頭上, 例如是儒家, 那樣只會一味(純粹)地把振興儒家行爲當成是民族文化復興的靈丹妙藥, 其實這種優秀文化的産生只來源于我們在思維中的優勢而已。

總之, 在沒有辨清思維模式與文化的因果關係時, 我們的觀點很容易會陷入 ‘以片概全’的誤區, 這或許是當下我們對本身文化的最大誤區, 對于此點, 國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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