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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思维’和‘四大发明’: [繁體版]

        对于西方文明的内容﹐其中主要包括的是科学技术﹑政治法制等﹐对于与生活有关的科技和‘衣食住行’这些内容。因为今天的生活已完全西化﹐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秒钟都接触到源自西方的科技﹐至于科学思想和社会理论﹐我们在学校也会学习得到﹐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知识。所以﹐笔者在此也不再对西方文明的内容有过多的赘述。对于中国文明的辉煌过去﹐我们除了回想到‘文治武功’外﹐也可以联想到中国文明的无数个‘第一’﹐这都是因为起步得早或首先发明而得来的‘第一’﹐例如有‘圆周率’计算的第一﹑使用铁器铜器的第一﹑使用定时器的第一…数不胜数﹐这就是构成中国文明的核心部份﹐中国文明的先机表现。在中国文明的‘第一’中﹐我们不能少数中国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这是作为中国人而骄傲的世界第一﹐而且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仅仅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这四大发明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具有中国文明作为文明先机的代表性。所以﹐笔者就以‘四大发明’为例﹐分析一下‘象化思维’在这‘四大发明’背后所扮演的角色。

        ‘指南针’是通过磁石的磁性与地球的地磁作用而提供到‘指南’功能﹐磁南针出现于先秦战国时期﹐最早的指南针是一块天然磁石﹐也就是先民在取得天然磁石后﹐发现磁石的这种‘属性’﹐它可以指示固定的方向﹐但是因为天然磁石容易失去磁性﹐再加上本身重量又重﹐导致放置在平面上的磨擦力较大而不能有效的转向‘指南’﹐所以这种称为‘司南’的指南针也就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不过﹐经过漫长的沉睡岁月后﹐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总结出四种放置‘指南针’ 的方法并作了比较。当时的指南针已是人工磁化的‘磁针’ ﹐所以体积轻巧。这四种方法分别是﹕

*         水浮法﹕把指南针(穿上灯心草)浮于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缺点是指南针随水浮移不定。

*         指甲旋定法﹕把指南针放在指甲上﹐但是容易滑落。

*         碗唇旋定法﹕把指南针放在碗边缘上﹐但是缺点也是容易掉落。

*         悬丝法﹕把一根棉丝以蜡沾住指南针的中央﹐悬挂起来﹐只要没有风﹐指南针就可以有效工作﹐所以他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方法。

以上的四点就是中国式指南针的具体模式﹐在航海中使用的指南就是浮水的‘水罗盘’﹐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鱼’也是‘水罗盘’﹐至于‘旱罗盘’就是欧洲人发明的产品。由此可见﹐‘指南针’的发明首先是先民发现了‘磁石’的‘属性’﹐通过了这种‘属性’的认知后﹐再联想起这种磁石可以提供到指示方向的用途﹐这样就以磁石来提供‘指南’的功能(如下)﹐但是因

为天然磁石本身的缺点﹐所以指南针也就没有太大的实有价值而没有推广成为‘产品’ 。在当时﹐‘象化思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研究﹐或者尝试后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在偶然的机会下﹐先民把磁石与铁器放在一起﹐又发现了产生人工磁石的方法和可能性﹐这就是《武经总要》提到﹐‘以密器收之’的人工磁化方法。于是‘天然磁石’的缺点被‘人工磁石’一扫而空。所以﹐‘象化思维’又对‘天然磁石’作‘取象类比’并总结出其中轻巧的特点﹐根据这种认知结论﹐沈括也就提出了四种可行性的方案﹐而且对四个方案作‘属性’上的总结﹐得到各自的优缺点(如下)。以上的四个使用方法就成为了

传统‘指南针’的基本模型﹐后世也没有在这模 型上做出任何技术突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中国人发明指南针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其中也运用到大量的‘类比’操作﹐而不是‘量化’的认知手段﹐最后而成的‘指南针’也没有太多的技术成份。虽然沈括指出了以上四个方案各有缺点﹐但是就再没有进一步解决这些缺点﹐把四个方案合而为一﹐制造出更‘完美’的‘指南针’。对于进一步的认知方面﹐我们都相信这需要‘量化’的认知手段﹐这是‘象化思维’的不足之处﹐同时‘象化思维’也己经表现出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到的思维优势。所以﹐‘指南针’因为技术成份的不足﹐它的发明更接近于‘发现’﹐在‘发现’后‘取象类比’﹐然后直接把这种‘属性’派上有利于人类本身的用途。

        ‘火药’的起源与古老的炼丹术有关﹐炼丹方士为了炼成长生不老之药﹐就把各种金属和矿物质混合在一起﹐再加热燃烧﹐这称之为‘伏火’﹐‘火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无意中发现了。‘火药’的成份不外乎是硝石﹑硫黄和木碳﹐只是份量因各方士的经验而大同小异。我们可以想象到﹐‘火药’的发明就如同制作一道中国‘菜式’一样﹐对其中的配料份量没有固定的‘量化’﹐也不需要作任何深入认识﹐主要凭个人经验的喜好和摸索﹐在最后设计出‘火药’这种‘菜式’之前﹐也需要对各种不同的‘配料’作‘加工’﹐再作不同的组合尝试﹐在经验过最满意的效果后﹐方士就把这道‘菜式’确定下来。按照本书的论述﹐‘象化思维’模式中的‘取象类比’和特别是组合模式﹐也就是汉字的组合性和‘象化思维’认知模式中以不同‘象化概念’作认知的方式﹐都是造成中国烹调艺术异常发达的原因。同时西方也因为受到‘循量而行’模式的限制﹐在没有找到‘量化概念’之前也就不知如同作尝试﹐这样在没有作出大量组合尝试的情况下﹐在‘化学’这门‘量化’科学还没有产生之前﹐‘量化思维’能够‘试’ 出‘火药’的机会就要比‘象化思维’的要低很多。所以﹐‘火药’的发明也与设计‘菜式’无异﹐也得益自‘象化思维’的思维模式。当‘火药’传到西方后﹐‘量化思维’把‘火药’作为了‘化学’这一门科学分支的认知对象来进行研究﹐以后就是‘坚船利炮’的产品。

        ‘造纸术’﹐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在西汉已出现一种以残丝制成的纸﹐不过这种纸价钱昂贵而不能普及﹐还出现过一种由大麻和苎麻纤维制成的纸张。可见﹐蔡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造纸术的。他集合前人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破渔纲等作原材料来造纸﹐然后把这些原材料搅烂并打浆﹐最后再过滤出纯净的纤维而制成纸张。这种纸造价低﹐并且纸色白易于书写。自此﹐造纸术在后世各代都得到了逐步改良﹐生产的纸质也更易于书写。从造纸制作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造纸’也如同制作‘菜式’一样﹐需要在选配料﹑制作方法等方面作不同的组合尝试﹐而对各配料的‘取象类比’就可以减少需要尝试的组合数量﹐最后达到满意的效果而成为‘菜式’。中国菜式的多变多样性﹐也就是全面组合尝试后的结果。对于以‘纸’为‘菜式’﹐‘象化思维’需要发挥出烹调中的思维优势﹐这就有可能在较早的时间内制造出最佳的纸张。因为‘纸’如‘菜式’﹐所以中国‘纸’也根据各地的特产作为‘材料’﹐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菜式’。例如﹐四川和扬州盛产‘麻’﹐所以生产出以麻为主的纸﹐也有以藤为主的‘藤纸’和槠树皮造的‘槠纸’﹐江南盛产‘竹’﹐因此也开始用竹来造纸﹐‘毛边纸’就是以竹为主要材料的产品﹐论到纸中的精品﹐就要数以檀树皮和稻草再由手工造的‘宣纸’了。可见﹐‘造纸’与‘火药’一样﹐没有对材料和制作过程进行过‘量化’认知﹐正如同烹调一样﹐这是一种经验上的成果﹐而‘象化思维’的高度组合性模式正可以缩短成果产生的时间。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隋唐时代﹐印刷术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情况有关。印刷术的发明与传统盛行的刻石与印章技术分不开。对于前者的刻石技术来自中国的石碑文化﹐中国的石碑分为两种﹐一种是功能性的石碑﹐就是以记事、记功颂德、褒奖、训谕、惩戒、昭示纪念等具社会功能的石碑。这种石碑可溯源到先秦时代﹐正如本书有关布象的论述中所提及的功能﹐以汉字作成文章再刻于石碑﹐就起到了布象的社会功能﹐正如是牌坊一样﹐牌坊上必定有字﹐石碑对文章提供到永久的保存作用。立碑成象化思维看到石碑就可循着上面的内容而行﹐这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和全国各地都可见石碑林立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二种是艺术性的石碑﹐有时也会刻在石头上而无碑﹐上面的内容都是些名家的书法或对联作品﹐这些书法作品因为需要挂在户外让更多人欣赏﹐所以只能刻在石碑上或石头上﹐以上两点就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石碑文化。这完全与‘象化思维’的模式有关﹐这样就大为提高了中国的刻字技术(正刻的‘凹字’) 。在西方﹐‘量化思维’就较倾向树立石雕刻艺术品﹐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思维模式。至于印章的流行﹐这与书画艺术也有关系﹐书画作品需要配合印章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除此﹐中国还使有具政治或权威标记功能的印章等﹐印章的使用提高了中国的反刻字技术﹐而这种反刻字技术正是用于印刷术上的刻字方式。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刻石和印章文化﹐令中国人有可能比甚他民族更早掌握到高度成熟的刻字技术﹐而刻字技术就正好配合到印刷术的产生。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没有这种刻字技术为基础﹐经过上千年的技术积累直到隋唐时期﹐印刷术也很难在中国出现。最初的印刷术只要求把内容整块的雕刻出来﹐这叫做‘雕板’印刷﹐但是这种做法十分费时和没有效率。到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就是只雕刻独立的活字模﹐然后再经排版后组合成文章﹐这就运用到汉字的组合性﹐把印刷字变成汉字一样可以按要求自由组合﹐而且活字模也可在印刷后再用﹐大大减少了雕刻时间和提高了印刷效率。到元代﹐活字印刷术发展出轮板排字架﹐到后来活字模的材料由最初的胶泥而成为主要以木为主﹐后来也有铅字模甚至铜字模的出现等。总结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首先这与中国传统的石碑和印章文化分不开﹐‘象化思维’产生自汉字的使用和以汉字为思维工具﹐汉字再从文字进而成为‘象化概念’﹐因此自古的国号都采用单一个的‘汉字’(两个汉字的极为罕有﹐如五代十国的‘吴越’) ﹐‘年号’中的‘汉字’也具有了‘主权’的意义等﹐再基于‘循象而行’的思维模式﹐‘象化思维’对汉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越了文字的功能性﹐因此产生了以汉字‘布象’和以‘汉字’为艺术品的行为﹐在户外的就是石碑文化﹐而出现在文章﹑文件和书画上的就是印章。中国人为求临摹石碑上的书法﹐也有以纸贴石碑复印字体的习惯。石碑和印章无形中可以催生出以印刷代手写的意念﹐另外石碑和印章的刻字技术﹐也提供到这种意念背后的技术。所以﹐印刷术就能够在中国应运而生了。到后来﹐汉字的组合性模式产生出活字模的方式。之后﹐中国的印刷技术只在排字方式和字模的选材制作上有所改进﹐到了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手中﹐才发明出可快速印刷的印刷机﹐这种发明只能是‘量化’认知后的结果。

        以下对‘象化思维’ 与‘四大发明’ 的关系作出总结﹕

四大发明

自然与传统条件

‘象化思维’ 的影响条件

指南针

发现‘天自磁石’和‘人工磁石’

‘取象类比’天自磁石﹐认识到指示方向的功能。

‘取象类比’人工磁石﹐总结出四种的使用方法和各自的缺点﹐形成传统‘指南针’的技术模型。

火药

炼丹术

‘烹调’ 式的组合尝试(‘烹调艺术’是‘象化思维’的产物)

造纸术

文字发达

‘烹调’式的组合尝试

印刷术

文字发达

石碑和印章文化

汉字作为‘象化概念’﹐提供‘布象’功能和对‘汉字’的重视﹐以及‘书画’文化(‘象化思维’的产物)﹐都造成了传统的石碑和印章文化﹐促进了刻字技术。汉字组合性导致活字印刷模式的产生。

        总结而言﹐中国‘四大发明’是在现有条件和‘象化思维’所熟悉的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技术﹐但从来就没有涉足到‘量化思维’的技术领域﹐这就是对对象作‘量化’认知并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不过﹐无可否认‘象化思维’模式对中国技术文明乃至综合文明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思维模式的背后就是‘汉字’作为思维工具的贡献﹐‘汉字’的产生带动了文明的先机。但是﹐‘汉字’自始至终都是传统中国思维中唯一的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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