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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思維’和‘四大發明’:[簡體版]

        對於西方文明的內容﹐其中主要包括的是科學技術﹑政治法制等﹐對於與生活有關的科技和‘衣食住行’這些內容。因為今天的生活已完全西化﹐所以我們生活中的每一秒鐘都接觸到源自西方的科技﹐至於科學思想和社會理論﹐我們在學校也會學習得到﹐這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知識。所以﹐筆者在此也不再對西方文明的內容有過多的贅述。對於中國文明的輝煌過去﹐我們除了回想到‘文治武功’外﹐也可以聯想到中國文明的無數個‘第一’﹐這都是因為起步得早或首先發明而得來的‘第一’﹐例如有‘圓周率’計算的第一﹑使用鐵器銅器的第一﹑使用計時器的第一…數不勝數﹐這就是構成中國文明的核心部份﹐中國文明的先機表現。在中國文明的‘第一’中﹐我們不能少數中國的‘四大發明’ —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這是作為中國人而驕傲的世界第一﹐而且它的重要性不在於僅僅對中國文明的貢獻﹐更重要的是這四大發明是對全人類的貢獻﹐具有中國文明作為文明先機的代表性。所以﹐筆者就以‘四大發明’為例﹐分析一下‘象化思維’在這‘四大發明’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指南針’是通過磁石的磁性與地球的地磁作用而提供到‘指南’功能﹐磁南針出現於先秦戰國時期﹐最早的指南針是一塊天然磁石﹐也就是先民在取得天然磁石後﹐發現磁石的這種‘屬性’﹐它可以指示固定的方向﹐但是因為天然磁石容易失去磁性﹐再加上本身重量又重﹐導致放置在平面上的磨擦力較大而不能有效的轉向‘指南’﹐所以這種稱為‘司南’的指南針也就沒有太大的實用價值。不過﹐經過漫長的沉睡歲月後﹐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總結出四種放置‘指南針’ 的方法並作了比較。當時的指南針已是人工磁化的‘磁鍼’ ﹐所以體積輕巧。這四種方法分別是﹕

*         水浮法﹕把指南針(穿上燈心草)浮於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缺點是指南針隨水浮移不定。

*         指甲旋定法﹕把指南針放在指甲上﹐但是容易滑落。

*         碗唇旋定法﹕把指南針放在碗邊緣上﹐但是缺點也是容易掉落。

*         懸絲法﹕把一根棉絲以蠟沾住指南針的中央﹐懸掛起來﹐只要沒有風﹐指南針就可以有效工作﹐所以他也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方法。

以上的四點就是中國式指南針的具體模式﹐在航海中使用的指南就是浮水的‘水羅盤’﹐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魚’也是‘水羅盤’﹐至於‘旱羅盤’就是歐洲人發明的產品。由此可見﹐‘指南針’的發明首先是先民發現了‘磁石’的‘屬性’﹐通過了這種‘屬性’的認知後﹐再聯想起這種磁石可以提供到指示方向的用途﹐這樣就以磁石來提供‘指南’的功能(如下)﹐但是因為天然

磁石本身的缺點﹐所以指南針也就沒有太大的實有價值而沒有推廣成為‘產品’ 。在當時﹐‘象化思維’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研究﹐或者嘗試後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在偶然的機會下﹐先民把磁石與鐵器放在一起﹐又發現了產生人工磁石的方法和可能性﹐這就是《武經總要》提到﹐‘以密器收之’的人工磁化方法。於是‘天然磁石’的缺點被‘人工磁石’一掃而空。所以﹐‘象化思維’又對‘天然磁石’作‘取象模擬’並總結出其中輕巧的特點﹐根據這種認知結論﹐沈括也就提出了四種可行性的方案﹐而且對四個方案作‘屬性’上的總結﹐得到各自的優缺點(如下)。以上的四個使用方法就成為了傳統‘指南針’的基本模型﹐後世也沒有在這模

型上做出任何技術突破。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中國人發明指南針存在著很大的‘偶然性’﹐其中也運用到大量的‘模擬’操作﹐而不是‘量化’的認知手段﹐最後而成的‘指南針’也沒有太多的技術成份。雖然沈括指出了以上四個方案各有缺點﹐但是就再沒有進一步解決這些缺點﹐把四個方案合而為一﹐製造出更‘完美’的‘指南針’。對於進一步的認知方面﹐我們都相信這需要‘量化’的認知手段﹐這是‘象化思維’的不足之處﹐同時‘象化思維’也己經表現出在這個問題上發揮到的思維優勢。所以﹐‘指南針’因為技術成份的不足﹐它的發明更接近於‘發現’﹐在‘發現’後‘取象模擬’﹐然後直接把這種‘屬性’派上有利於人類本身的用途。

        ‘火藥’的起源與古老的煉丹術有關﹐煉丹方士為了煉成長生不老之藥﹐就把各種金屬和礦物質混合在一起﹐再加熱燃燒﹐這稱之為‘伏火’﹐‘火藥’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無意中發現了。‘火藥’的成份不外乎是硝石﹑硫黃和木碳﹐只是份量因各方士的經驗而大同小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火藥’的發明就如同製作一道中國‘菜式’一樣﹐對其中的配料份量沒有固定的‘量化’﹐也不需要作任何深入認識﹐主要憑個人經驗的喜好和摸索﹐在最後設計出‘火藥’這種‘菜式’之前﹐也需要對各種不同的‘配料’作‘加工’﹐再作不同的組合嘗試﹐在經驗過最滿意的效果後﹐方士就把這道‘菜式’確定下來。按照本書的論述﹐‘象化思維’模式中的‘取象類比’和特別是組合模式﹐也就是漢字的組合性和‘象化思維’認知模式中以不同‘象化概念’作認知的方式﹐都是造成中國烹調藝術異常發達的原因。同時西方也因為受到‘循量而行’模式的限制﹐在沒有找到‘量化概念’之前也就不知如同作嘗試﹐這樣在沒有作出大量組合嘗試的情況下﹐在‘化學’這門‘量化’科學還沒有產生之前﹐‘量化思維’能夠‘試’ 出‘火藥’的機會就要比‘象化思維’的要低很多。所以﹐‘火藥’的發明也與設計‘菜式’無異﹐也得益自‘象化思維’的思維模式。當‘火藥’傳到西方後﹐‘量化思維’把‘火藥’作為了‘化學’這一門科學分支的認知物件來進行研究﹐以後就是‘堅船利炮’的產品。

        ‘造紙術’﹐在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在西漢已出現一種以殘絲製成的紙﹐不過這種紙價錢昂貴而不能普及﹐還出現過一種由大麻和苧麻纖維製成的紙張。可見﹐蔡倫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明造紙術的。他集合前人經驗﹐用樹皮﹑麻頭﹑破布﹑破漁綱等作原材料來造紙﹐然後把這些原材料攪爛並打漿﹐最後再過濾出純淨的纖維而製成紙張。這種紙造價低﹐並且紙色白易於書寫。自此﹐造紙術在後世各代都得到了逐步改良﹐生產的紙質也更易於書寫。從造紙製作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造紙’也如同製作‘菜式’一樣﹐需要在選配料﹑製作方法等方面作不同的組合嘗試﹐而對各配料的‘取象類比’就可以減少需要嘗試的組合數量﹐最後達到滿意的效果而成為‘菜式’。中國菜式的多變多樣性﹐也就是全面組合嘗試後的結果。對於以‘紙’為‘菜式’﹐‘象化思維’需要發揮出烹調中的思維優勢﹐這就有可能在較早的時間內製造出最佳的紙張。因為‘紙’如‘菜式’﹐所以中國‘紙’也根據各地的特產作為‘材料’﹐而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菜式’。例如﹐四川和揚州盛產‘麻’﹐所以生產出以麻為主的紙﹐也有以藤為主的‘藤紙’和櫧樹皮造的‘櫧紙’﹐江南盛產‘竹’﹐因此也開始用竹來造紙﹐‘毛邊紙’就是以竹為主要材料的產品﹐論到紙中的精品﹐就要數以檀樹皮和稻草再由手工造的‘宣紙’了。可見﹐‘造紙’與‘火藥’一樣﹐沒有對材料和製作過程進行過‘量化’認知﹐正如同烹調一樣﹐這是一種經驗上的成果﹐而‘象化思維’的高度組合性模式正可以縮短成果產生的時間。

        ‘印刷術起源於中國的隋唐時代﹐印刷術能夠在中國發展起來﹐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情況有關。印刷術的發明與傳統盛行的刻石與印章技術分不開。對於前者的刻石技術來自中國的石碑文化﹐中國的石碑分為兩種﹐一種是功能性的石碑﹐就是以記事、記功頌德、褒獎、訓諭、懲戒、昭示紀念等具社會功能的石碑。這種石碑可溯源到先秦時代﹐正如本書有關布象的論述中所提及的功能﹐以漢字作成文章再刻於石碑﹐就起到了布象的社會功能﹐正如是牌坊一樣﹐牌坊上必定有字﹐石碑對文章提供到永久的保存作用。立碑成象化思維看到石碑就可循著上面的內容而行﹐這就是中國在歷史上和全國各地都可見石碑林立的其中一個原因。第二種是藝術性的石碑﹐有時也會刻在石頭上而無碑﹐上面的內容都是些名家的書法或對聯作品﹐這些書法作品因為需要掛在戶外讓更多人欣賞﹐所以只能刻在石碑上或石頭上﹐以上兩點就是造成了中國文化中獨特的石碑文化。這完全與‘象化思維’的模式有關﹐這樣就大為提高了中國的刻字技術(正刻的‘凹字’) 。在西方﹐‘量化思維’就較傾向樹立石雕刻藝術品﹐因為這符合他們的思維模式。至於印章的流行﹐這與書畫藝術也有關係﹐書畫作品需要配合印章才能成為完整的作品。除此﹐中國還使有具政治或權威標記功能的印章等﹐印章的使用提高了中國的反刻字技術﹐而這種反刻字技術正是用於印刷術上的刻字方式。

總而言之﹐中國傳統的刻石和印章文化﹐令中國人有可能比甚他民族更早掌握到高度成熟的刻字技術﹐而刻字技術就正好配合到印刷術的產生。我們可以想像到﹐如果沒有這種刻字技術為基礎﹐經過上千年的技術積累直到隋唐時期﹐印刷術也很難在中國出現。最初的印刷術只要求把內容整塊的雕刻出來﹐這叫做‘雕板’印刷﹐但是這種做法十分費時和沒有效率。到宋代﹐畢升發明瞭活字印刷術﹐這就是只雕刻獨立的活字模﹐然後再經排版後組合成文章﹐這就運用到漢字的組合性﹐把印刷字變成漢字一樣可以按要求自由組合﹐而且活字模也可在印刷後再用﹐大大減少了雕刻時間和提高了印刷效率。到元代﹐活字印刷術發展出輪板排字架﹐到後來活字模的材料由最初的膠泥而成為主要以木為主﹐後來也有鉛字模甚至銅字模的出現等。總結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首先這與中國傳統的石碑和印章文化分不開﹐‘象化思維’產生自漢字的使用和以漢字為思維工具﹐漢字再從文字進而成為‘象化概念’﹐因此自古的國號都採用單一個的‘漢字’(兩個漢字的極為罕有﹐如五代十國的‘吳越’) ﹐‘年號’中的‘漢字’也具有了‘主權’的意義等﹐再基於‘循象而行’的思維模式﹐‘象化思維’對漢字的重視程度遠遠超越了文字的功能性﹐因此產生了以漢字‘布象’和以‘漢字’為藝術品的行為﹐在戶外的就是石碑文化﹐而出現在文章﹑檔和書畫上的就是印章。中國人為求臨摹石碑上的書法﹐也有以紙貼石碑複印字體的習慣。石碑和印章無形中可以催生出以印刷代手寫的意念﹐另外石碑和印章的刻字技術﹐也提供到這種意念背後的技術。所以﹐印刷術就能夠在中國應運而生了。到後來﹐漢字的組合性模式產生出活字模的方式。之後﹐中國的印刷技術只在排字方式和字模的選材製作上有所改進﹐到了十五世紀的歐洲人手中﹐才發明出可快速印刷的印刷機﹐這種發明只能是‘量化’認知後的結果。

        以下對‘象化思維’ 與‘四大發明’ 的關係作出總結﹕

四大發明

自然與傳統條件

‘象化思維’ 的影響條件

指南針

發現‘天自磁石’和‘人工磁石’

‘取象模擬’天自磁石﹐認識到指示方向的功能。

‘取象類比’人工磁石﹐總結出四種的使用方法和各自的缺點﹐形成傳統‘指南針’的技術模型。

火藥

煉丹術

‘烹調’ 式的組合嘗試(‘烹調藝術’是‘象化思維’的產物)

造紙術

文字發達

‘烹調’式的組合嘗試

印刷術

文字發達

石碑和印章文化

漢字作為‘象化概念’﹐提供‘布象’功能和對‘漢字’的重視﹐以及‘書畫’文化(‘象化思維’的產物)﹐都造成了傳統的石碑和印章文化﹐促進了刻字技術。漢字組合性導致活字印刷模式的產生。

        總結而言﹐中國‘四大發明’是在現有條件和‘象化思維’所熟悉的領域內發展起來的技術﹐但從來就沒有涉足到‘量化思維’的技術領域﹐這就是對物件作‘量化’認知並總結出普遍性的規律。不過﹐無可否認‘象化思維’模式對中國技術文明乃至綜合文明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思維模式的背後就是‘漢字’作為思維工具的貢獻﹐‘漢字’的產生帶動了文明的先機。但是﹐‘漢字’自始至終都是傳統中國思維中唯一的思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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