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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东西方思维到‘大思维’[繁體版]

 ‘大思维’—东西方思维的有机结合

 ‘思维’为本

现在﹐我们来到了本书的第四个部份﹐也是最后一个论述部份。本书的整个说理逻辑由‘演绎法’作为线索﹐也就是说从本书的第一部份‘导论’开始﹐经过第一篇的思维形成过程与第二篇有关东西方思维各自的内容﹐到现在第四个部份—大思维(包括‘大战略’的内容)为止﹐全书的论述推演是一环扣入一环﹐作层级推进。在‘导论’的部份﹐我们明白到语言文字与大脑信息处理的关系﹐而这信息处理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或‘思维操作’﹐人类的一切行为以思维作为基础﹐一切行为都是思维的结果而已﹐思维形成的模式导致行为模式﹐集体行为的总和也就产生出历史中的文明和社会模式。因此﹐‘思维’就成为了研究人类行为的中心﹐从‘导论’中我们了解到思维操作需要‘工具’﹐而‘工具’的模式同样直接影响着‘思维’的方式。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本身的生理特征所能提供的条件下﹐作为交流用途的‘口语语言’就成为了一种最简便有效的‘信息’符号﹐不仅满足到人类之间实时与短距离的信息交流﹐也同时在大脑形成语音符号来指示从外界接收到的各种不同信息﹐之后的‘表记符号’—文字为了满足永久性保留信息与长距离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产生。从‘导论’中可见﹐‘口语语言’首先作为人类的交流工具而出现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人类除了使用‘口语语言’外﹐其实也可以使用‘手语’与其它身体动作﹐但是‘口语’在功能和有效性上无疑是最优胜的﹐这样‘口语’的型态也就决定了日后文字表记的型式﹐而语言与文字作为大脑主要甚至乎全部的思维工具﹐它们的处理模式也就形成了‘思维’的模式。这就开始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分野﹐而这思维的分野假如要追究其根本的话﹐我们可以明白到这个根本就是从人类之初﹐开始使用的语言作为起源﹐当我们刚刚能站起来以两腿行走的祖先在任何未知的影响下选择了他们以某种语音‘叫嚷’﹐最后发展成为可以与同伴的交流方式﹐就从那一刻起﹐东西方的命运就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下‘分道扬镖’了﹐各自走上了‘宿命’的文化道路﹐展现出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文明。

在‘导论’后接着的部份﹐就是向读者阐述出东西方两者的思维模式﹐如何从语言文字中发展形成﹐发展出以西方‘印欧-屈折语’为起点的‘量化思维’模式﹐而东方却从‘孤立语’开始走上‘象化思维’的道路。在此之后的第三部份里﹐我们一起走进了东西方思维的世界﹐了解到思维模式在社会行为﹑现象与学术文化方面的反映。特别在东方的‘象化思维’方面﹐本书通过‘象化符号系统’的方式﹐具体的阐述了‘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国学术文化﹑历史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思维基础﹐雄辩的解释到我们所知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是‘象化思维’的客观结果﹐这是‘象化思维’模式带领着中国人的行为﹐而行为造成文化与社会现象。采用‘象化符号系统’作为‘象化思维’模式的分析工具(包括以‘图例方式’ 解释‘量化思维’模式)﹐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明确指示出其中的思维概念和逻辑关系﹐就如同以现代数学符号来解释与发现物理现象一样﹐物理世界里发生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数学符号关系式中的一部份﹐这样物理现象相对于我们﹐拜这数学符号法所赐﹐再也不是眼前出现的一幅幅混沌的图像﹐也不只是一堆堆用蹩脚的语言怎样也解释不清楚的东西﹐整个物理世界运行的规律都埋藏在数学的规律里面﹐天体的运动变得可以掌握﹐潮汛的涨退也在预测之内。不仅如此﹐一些从未在自然界出现过的人类产品﹐也在数学符号的指导下开始运作。人类发明的每一台机器或产品都整齐划一的按照着以数学符号为媒介﹐在人类意志的控制下运行着。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彻底分析每一个物理细节﹐才能解释所见的物理现象﹐也这有这样才有可能预测出未见的现象和驾御物理世界﹐将大自然的力量转上为人类利益服务的方向。

        ‘象化思维’模式的文化社会现象正如大自然的现象一样﹐在没有有效的‘分析工具’之前﹐它看上去会是一些分散但又互有联系﹐一些错综复杂的画面﹐使用纯粹的肉眼观察和语言的分析作为说理工具﹐我们总会觉得有点像用肉眼看大自然﹐用日常的语言来解释大自然的情况一样﹐不仅觉得意犹味尽﹐而且往往失之偏颇。哪怕是像阿里士多德那样的古希腊巨哲﹐在肉眼与语言思维的有限条件下﹐也不得不得出‘物体越重﹐自由下坠的速度越快’这样的‘结论’﹐今天﹐我们只能认为这是‘谬论’。因为人类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掌握了一套较有效的分析方法—数学与实验。今天﹐在本书中出现的‘象化符号系统’的工作﹐就是以比语言具有更深刻分析与说理性的工具﹐把认知对象放在造成文化社会现象的核心—思维上﹐尽可能贴切的模拟出思维操作的概念与逻辑﹐以一套最基本的符号系统﹐把发生在中国人间的文化社会现象解释出来﹐在说理的过程中由始至终只使用单一的‘象化符号系统’可见﹐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与社会现象有着在‘思维’层面上的共通性﹐一切行为来自思维操作的结果。如果思维方式不变的话﹐中国人的行为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也将保留着同样的行为模式﹐最多只是带上一定现代意义而己。只要我们举目一扫古今历史﹐就社会现象而论﹐昔日清初的‘文字狱’﹐至‘文革’爆发的‘上纲上线’行为﹐以及到现在还存在着的‘语言暴力’现象﹔解放初期的‘大跃进’运动﹐至今在全球商品经济意义下的‘抵制日货’和全国掀起的‘学英语’‘考英语’热潮﹔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在哪一个时代也保持着活力﹐昔日明清官埸的腐败到今天的官埸﹐‘象化思维’在人际上的‘互属性’行为至今也运作如常﹐‘象化思维’在今天的社会上﹐也倾向着以‘人’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以‘人’的方式作为管治的标准﹔就算处身在海外的环境里﹐‘象化思维’同样埋首于对‘人生象’的追逐﹐心无旁顾于海外世界的‘光怪陆离’。可见﹐只要思维方式没变﹐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改变。在另一方面﹐在继续使用汉字为思维工具的情况下﹐‘象化思维’在思维能力上的优势也没有改变﹐一直保持着同样活跃的‘取象模拟’式的‘机智’﹐来自‘模拟’模式的‘模仿力’﹐这加速了对西方技术的学习能力﹐汉语汉文如‘符号’一样的‘符素性’﹐令到‘象化思维’可以通过自已的语言来学习和理解新概念﹐并没有造成在转译后的信息失真﹐语言思维上的‘杠杆作用’令到‘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和信息存储变得有效而快捷﹐反映在行为上是解决问题的实效性。这些的优势来自于我们的语言﹐只要汉语汉文仍然存在﹐不论在哪一个时代与怎样的环境下﹐仍然令到我们在保持一定竞争力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不致被淘汰。

        现在﹐既然我们对‘象心思维’的了解达到了以‘符号’表达的概念与逻辑层面。在‘象化符号系统’的指示下﹐各种的文化社会现象背后的思维操作都变得一目了然﹐这些现象就如同以数学算式解释的物理现象一样﹐都具有了符号分析上的意义﹐其中每一个思维过程都可以由相对应的‘象化概念’与‘象化逻辑’来表达。只有把思维操作‘量化’至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才能准确的看清‘象化思维’的实际运作和每一个运作背后所相对应的社会行为或文化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对思维的‘外科手术’来改变我们的社会行为﹐让我们的社会行为更具有在新世纪意义下的竞争力和改善我们的社会生活型态。

万事似乎俱备了﹐但是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对‘思维’动这‘外科手术’呢﹖本书中东西思维模式的比较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象化思维’与‘量化思维’的发展比较可以提供到这个标准模式。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研究的对象集中在‘象化思维’上﹐我们难免会怀疑由‘语言文字’发展成‘思维模式’的准确性﹐或者提出这种发展模式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等等。但是﹐只要我们把东西文化的发展作一个比较就明白﹐汉字的产生是汉语孤立性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完全表音’字母—希腊字母的产生同样是‘印欧-屈折语’的直接产物﹐这前后的发生关系是一种‘演绎式’的因果关系。自此﹐东西文化的分野就从这里开始。在东方以‘汉字’作表记文字而发展出‘象化思维’模式﹐因而有东方文化的出现﹐接着来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以及东北亚的历史了。在西方﹐‘希腊字母’诞生的意义并非只是发展出‘拉丁字母’﹐最后令到世界文字出现了‘拉丁字母’的大趋势﹐而是‘量化思维’模式的产生﹐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演绎逻辑’﹐在整个‘量化思维’模式的成长途中﹐语言文字的使用一直是‘量心思维’的生存土壤。因此﹐就算如阿拉伯人在继承了主要的古希腊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够把古希腊的灵魂抓住﹐极其量只能够成为文化的传承者而非集大成者。但是当西方人把古希腊的文化遗产从阿拉伯人手中接过来之后﹐因为当时的西方语文相比同样是‘印欧-屈折语’的古希腊前人﹐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简化﹐古希腊的‘量化思维’遗产在同一语言下得到顺理成章的继承﹐而且西方人做到了古希腊人不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借助语文的简化型式﹐把‘量化思维’中的概念与演绎关系以符号系统的型式表达出来﹐于是思维的操作正式可以争脱出语言暧昧性所施加的‘桎梏’。除此﹐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进步﹐也令到实验水平发展至足以提供到‘确定性’的成熟程度。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就是‘文艺复兴’﹑牛顿理论﹑工业革命﹐然后是东西方的碰头﹐‘鸦片战争’的开始﹐‘象化思维’在各个领域上都被‘量化思维’打败了。如果只从这些令‘象化思维’失败的领域来分析东西方的异同﹐我们可以笼统的总纳出﹐这是‘民主’与‘科学’的因素﹐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

如果问到‘民主’与‘科学’不能产生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诉诸于没有‘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中国的地理位置没有造成地中海式的海上贸易﹐或者长期的一统政权不利竞争等。但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距离不见得对海上贸易造成了怎样的天然屏障﹐但是两者在中国的明清与日本的江户时期都奉行严格的‘锁国政策’﹐郑和下西洋虽然证明了中国人曾有过世界一流的航海技术﹐但是这只是一次炫耀式的航行而已﹐没有在认知上带来任何的突破。又或者说中国社会是‘小农经济’社会﹐但是哪一个文明不是从农业开始的呢﹐东西方同样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但是中国社会只是陷于农业社会而不前罢了。又可能有人说﹐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的束縳﹐但是以笔者看来这只是一种表面行为﹐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八卦阴阳’思想仍至‘科举取仕’就如同农业社会一样﹐都只是思维操作下的现象﹐而并非是造成现象的核心原因﹐加上宋明理学也提倡‘格物致知’的观点﹐以‘格物穷理’认知事物﹐但是就是‘格’不出个西方式科学与民主吧。同样道理﹐西方的成就也并非因为基督教或者可以单纯归于地埋位置的独特性﹐而应该是‘量化思维’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在思维层面上来比较‘量化思维’与‘象化思维’这两者﹐我们看到两方面都具有思维模式中必要的元素﹐‘概念’与‘逻辑’﹐而‘逻辑’的操作都建基于‘概念’上﹐所以﹐前者有‘循量而行’的方式﹐后者则是‘循象而行’。但是﹐细看两者的本质就可以发现﹐‘量化概念’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而且‘概念’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确定性’﹐‘量化逻辑’就是‘公理体系’中的‘演绎法(三段论)’与‘定义法’﹔‘象化概念’是一种‘属性信息’的集合体﹐存在无限‘扩散’与‘分解’的特性﹐‘象化概念’不需要任何的‘确定性’﹐而‘象化逻辑’的内容包括了‘象化符号系统’中的‘包容/递进性’﹑‘互属性’和‘象化三段论’作为推导模式﹐操作模式是‘取象模拟’等。‘量化思维’对新事物的认知方法是把‘认知对象’作‘量化分解’﹐而‘象化思维’则是通过现有的‘象化概念’对‘认知对象’作‘模拟’式的认知﹐最后得到‘属性’作为结论等。可见﹐从思维层面上分析的东西方差异﹐我们可见到这些关键性的异同点。同时﹐也只有以‘符号’和‘图表’模式表达的方式﹐我们才可能看到哪部份的社会行为归根于哪一种的思维操作。于是﹐我们就具备了以促进某一种的社会行为为目的﹐而选择性的运用相对应的思维操作的条件。同时﹐为了避免某一种行为﹐我们又可以在某一种型式或程度上限制相关的思维操作。因此﹐推行‘民主’与‘科学’可以不再是空泛的口号﹐或是只落于一种模仿的行为﹐对中国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科教兴国’就可以注入更具体的内容﹐日本式的‘和魂汉才’到后来的‘和魂洋才’﹐甚至‘脱亚入欧’也可以落实到具体的方案上。

        在本书对‘象化思维’与‘量化思维’所进行的认知结果﹐可以提供到把东西方思维作有机性结合的依据。但是﹐是不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就是东西方思维的结合呢﹖是否把西方文明中的先进的科技与制度文明移植过来﹐就是东西方结合里西方文化的内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来源是出自思维模式﹐而东西方文明的产生只是思维模式下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西方的思维产物移植或吸收入东方的社会文明中﹐这只是现象上的‘西化’。当东方社会消耗大量精力消化这种‘异质性’文化的同时﹐西方社会的思维机器也在永不停息的运转着﹐这台机器在产生新的文化型态与新的概念之时﹐也同时催生出明天新型的社会面貌。这种超越西方的方式﹐有点像跑狗场上的赛狗追那只假兔一样﹐永达也追不上﹐因为狗追时兔也跑﹐这就是为甚么东西方结合的工程﹐应该在思维层面上执行而不是在现象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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