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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 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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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東西方思維到‘大思維’[簡體版]

 ‘大思維’—東西方思維的有機結合

 ‘思維’為本:

現在﹐我們來到了本書的第四個部份﹐也是最後一個論述部份。本書的整個說理邏輯由‘演繹法’作為線索﹐也就是說從本書的第一部份‘導論’開始﹐經過第一篇的思維形成過程與第二篇有關東西方思維各自的內容﹐到現在第四個部份—大思維(包括‘大戰略’的內容)為止﹐全書的論述推演是一環扣入一環﹐作層級推進。在‘導論’的部份﹐我們明白到語言文字與大腦資訊處理的關係﹐而這資訊處理的過程就是我們所謂的‘思維’或‘思維操作’﹐人類的一切行為以思維作為基礎﹐一切行為都是思維的結果而已﹐思維形成的模式導致行為模式﹐集體行為的總和也就產生出歷史中的文明和社會模式。因此﹐‘思維’就成為了研究人類行為的中心﹐從‘導論’中我們瞭解到思維操作需要‘工具’﹐而‘工具’的模式同樣直接影響著‘思維’的方式。在人類的生存環境和本身的生理特徵所能提供的條件下﹐作為交流用途的‘口語語言’就成為了一種最簡便有效的‘資訊’符號﹐不僅滿足到人類之間即時與短距離的資訊交流﹐也同時在大腦形成語音符號來指示從外界接收到的各種不同資訊﹐之後的‘表記符號’—文字為了滿足永久性保留資訊與長距離傳遞資訊的需要而產生。從‘導論’中可見﹐‘口語語言’首先作為人類的交流工具而出現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作為資訊交流的工具﹐人類除了使用‘口語語言’外﹐其實也可以使用‘手語’與其他身體動作﹐但是‘口語’在功能和有效性上無疑是最優勝的﹐這樣‘口語’的型態也就決定了日後文字表記的型式﹐而語言與文字作為大腦主要甚至乎全部的思維工具﹐它們的處理模式也就形成了‘思維’的模式。這就開始了東西方思維模式的分野﹐而這思維的分野假如要追究其根本的話﹐我們可以明白到這個根本就是從人類之初﹐開始使用的語言作為起源﹐當我們剛剛能站起來以兩腿行走的祖先在任何未知的影響下選擇了他們以某種語音‘叫嚷’﹐最後發展成為可以與同伴的交流方式﹐就從那一刻起﹐東西方的命運就在使用不同語言的情況下‘分道揚鏢’了﹐各自走上了‘宿命’的文化道路﹐展現出東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文明。

在‘導論’後接著的部份﹐就是向讀者闡述出東西方兩者的思維模式﹐如何從語言文字中發展形成﹐發展出以西方‘印歐-屈折語’為起點的‘量化思維’模式﹐而東方卻從‘孤立語’開始走上‘象化思維’的道路。在此之後的第三部份裏﹐我們一起走進了東西方思維的世界﹐瞭解到思維模式在社會行為﹑現象與學術文化方面的反映。特別在東方的‘象化思維’方面﹐本書通過‘象化符號系統’的方式﹐具體的闡述了‘象化思維’的思維操作﹐這樣我們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國學術文化﹑歷史和社會現象背後的思維基礎﹐雄辯的解釋到我們所知所瞭解的中國文化和社會現象都是‘象化思維’的客觀結果﹐這是‘象化思維’模式帶領著中國人的行為﹐而行為造成文化與社會現象。採用‘象化符號系統’作為‘象化思維’模式的分析工具(包括以‘圖例方式’ 解釋‘量化思維’模式)﹐它的好處就是能夠明確指示出其中的思維概念和邏輯關係﹐就如同以現代數學符號來解釋與發現物理現象一樣﹐物理世界裏發生的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是數學符號關係式中的一部份﹐這樣物理現象相對於我們﹐拜這數學符號法所賜﹐再也不是眼前出現的一幅幅混沌的圖像﹐也不只是一堆堆用蹩腳的語言怎樣也解釋不清楚的東西﹐整個物理世界運行的規律都埋藏在數學的規律裏面﹐天體的運動變得可以掌握﹐潮汛的漲退也在預測之內。不僅如此﹐一些從未在自然界出現過的人類產品﹐也在數學符號的指導下開始運作。人類發明的每一台機器或產品都整齊劃一的按照著以數學符號為媒介﹐在人類意志的控制下運行著。這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徹底分析每一個物理細節﹐才能解釋所見的物理現象﹐也這有這樣才有可能預測出未見的現象和駕禦物理世界﹐將大自然的力量轉上為人類利益服務的方向。

        ‘象化思維’模式的文化社會現象正如大自然的現象一樣﹐在沒有有效的‘分析工具’之前﹐它看上去會是一些分散但又互有聯繫﹐一些錯綜複雜的畫面﹐使用純粹的肉眼觀察和語言的分析作為說理工具﹐我們總會覺得有點像用肉眼看大自然﹐用日常的語言來解釋大自然的情況一樣﹐不僅覺得意猶味盡﹐而且往往失之偏頗。哪怕是像阿裏士多德那樣的古希臘巨哲﹐在肉眼與語言思維的有限條件下﹐也不得不得出‘物體越重﹐自由下墜的速度越快’這樣的‘結論’﹐今天﹐我們只能認為這是‘謬論’。因為人類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已經掌握了一套較有效的分析方法—數學與實驗。今天﹐在本書中出現的‘象化符號系統’的工作﹐就是以比語言具有更深刻分析與說理性的工具﹐把認知物件放在造成文化社會現象的核心—思維上﹐盡可能貼切的模擬出思維操作的概念與邏輯﹐以一套最基本的符號系統﹐把發生在中國人間的文化社會現象解釋出來﹐在說理的過程中由始至終只使用單一的‘象化符號系統’可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與社會現象有著在‘思維’層面上的共通性﹐一切行為來自思維操作的結果。如果思維方式不變的話﹐中國人的行為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也將保留著同樣的行為模式﹐最多只是帶上一定現代意義而己。只要我們舉目一掃古今歷史﹐就社會現象而論﹐昔日清初的‘文字獄’﹐至‘文革’爆發的‘上綱上線’行為﹐以及到現在還存在著的‘語言暴力’現象﹔解放初期的‘大躍進’運動﹐至今在全球商品經濟意義下的‘抵制日貨’和全國掀起的‘學英語’‘考英語’熱潮﹔中國人的人情面子觀在哪一個時代也保持著活力﹐昔日明清官埸的腐敗到今天的官埸﹐‘象化思維’在人際上的‘互屬性’行為至今也運作如常﹐‘象化思維’在今天的社會上﹐也傾向著以‘人’的途徑來解決問題﹐以‘人’的方式作為管治的標準﹔就算處身在海外的環境裏﹐‘象化思維’同樣埋首于對‘人生象’的追逐﹐心無旁顧於海外世界的‘光怪陸離’。可見﹐只要思維方式沒變﹐中國人的行為模式也不會改變。在另一方面﹐在繼續使用漢字為思維工具的情況下﹐‘象化思維’在思維能力上的優勢也沒有改變﹐一直保持著同樣活躍的‘取象模擬’式的‘機智’﹐來自‘類比’模式的‘模仿力’﹐這加速了對西方技術的學習能力﹐漢語漢文如‘符號’一樣的‘符素性’﹐令到‘象化思維’可以通過自已的語言來學習和理解新概念﹐並沒有造成在轉譯後的資訊失真﹐語言思維上的‘杠杆作用’令到‘象化思維’的思維操作和資訊存儲變得有效而快捷﹐反映在行為上是解決問題的實效性。這些的優勢來自於我們的語言﹐只要漢語漢文仍然存在﹐不論在哪一個時代與怎樣的環境下﹐仍然令到我們在保持一定競爭力的情況下繼續生存﹐不致被淘汰。

        現在﹐既然我們對‘象心思維’的瞭解達到了以‘符號’表達的概念與邏輯層面。在‘象化符號系統’的指示下﹐各種的文化社會現象背後的思維操作都變得一目了然﹐這些現象就如同以數學算式解釋的物理現象一樣﹐都具有了符號分析上的意義﹐其中每一個思維過程都可以由相對應的‘象化概念’與‘象化邏輯’來表達。只有把思維操作‘量化’至這樣的一個層面﹐我們才能準確的看清‘象化思維’的實際運作和每一個運作背後所相對應的社會行為或文化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通過對思維的‘外科手術’來改變我們的社會行為﹐讓我們的社會行為更具有在新世紀意義下的競爭力和改善我們的社會生活型態。

萬事似乎俱備了﹐但是我們又應該以怎樣的標準來對‘思維’動這‘外科手術’呢﹖本書中東西思維模式的比較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以‘象化思維’與‘量化思維’的發展比較可以提供到這個標準模式。因為﹐如果我們只是把研究的物件集中在‘象化思維’上﹐我們難免會懷疑由‘語言文字’發展成‘思維模式’的準確性﹐或者提出這種發展模式只是一種偶然的現象等等。但是﹐只要我們把東西文化的發展作一個比較就明白﹐漢字的產生是漢語孤立性造成的必然結果﹐而‘完全表音’字母—希臘字母的產生同樣是‘印歐-屈折語’的直接產物﹐這前後的發生關係是一種‘演繹式’的因果關係。自此﹐東西文化的分野就從這裏開始。在東方以‘漢字’作表記文字而發展出‘象化思維’模式﹐因而有東方文化的出現﹐接著來也就是我們熟悉的中國以及東北亞的歷史了。在西方﹐‘希臘字母’誕生的意義並非只是發展出‘拉丁字母’﹐最後令到世界文字出現了‘拉丁字母’的大趨勢﹐而是‘量化思維’模式的產生﹐其中有我們熟知的‘演繹邏輯’﹐在整個‘量化思維’模式的成長途中﹐語言文字的使用一直是‘量心思維’的生存土壤。因此﹐就算如阿拉伯人在繼承了主要的古希臘文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能夠把古希臘的靈魂抓住﹐極其量只能夠成為文化的傳承者而非集大成者。但是當西方人把古希臘的文化遺產從阿拉伯人手中接過來之後﹐因為當時的西方語文相比同樣是‘印歐-屈折語’的古希臘前人﹐已經得到了大幅度的簡化﹐古希臘的‘量化思維’遺產在同一語言下得到順理成章的繼承﹐而且西方人做到了古希臘人不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借助語文的簡化型式﹐把‘量化思維’中的概念與演繹關係以符號系統的型式表達出來﹐於是思維的操作正式可以爭脫出語言曖昧性所施加的‘桎梏’。除此﹐時代的變遷﹐技術的進步﹐也令到實驗水平發展至足以提供到‘確定性’的成熟程度。之後所發生的故事就是‘文藝復興’﹑牛頓理論﹑工業革命﹐然後是東西方的碰頭﹐‘鴉片戰爭’的開始﹐‘象化思維’在各個領域上都被‘量化思維’打敗了。如果只從這些令‘象化思維’失敗的領域來分析東西方的異同﹐我們可以籠統的總納出﹐這是‘民主’與‘科學’的因素﹐因為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產生西方式的‘民主’與‘科學’。

如果問到‘民主’與‘科學’不能產生的原因﹐有人可能會訴諸於沒有‘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中國的地理位置沒有造成地中海式的海上貿易﹐或者長期的一統政權不利競爭等。但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海上距離不見得對海上貿易造成了怎樣的天然屏障﹐但是兩者在中國的明清與日本的江戶時期都奉行嚴格的‘鎖國政策’﹐鄭和下西洋雖然證明了中國人曾有過世界一流的航海技術﹐但是這只是一次炫耀式的航行而已﹐沒有在認知上帶來任何的突破。又或者說中國社會是‘小農經濟’社會﹐但是哪一個文明不是從農業開始的呢﹐東西方同樣從農業社會發展而來﹐但是中國社會只是陷於農業社會而不前罷了。又可能有人說﹐這是因為儒家思想的束縳﹐但是以筆者看來這只是一種表面行為﹐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八卦陰陽’思想仍至‘科舉取仕’就如同農業社會一樣﹐都只是思維操作下的現象﹐而並非是造成現象的核心原因﹐加上宋明理學也提倡‘格物致知’的觀點﹐以‘格物窮理’認知事物﹐但是就是‘格’不出個西方式科學與民主吧。同樣道理﹐西方的成就也並非因為基督教或者可以單純歸於地埋位置的獨特性﹐而應該是‘量化思維’的思維模式。如果﹐我們在思維層面上來比較‘量化思維’與‘象化思維’這兩者﹐我們看到兩方面都具有思維模式中必要的元素﹐‘概念’與‘邏輯’﹐而‘邏輯’的操作都建基於‘概念’上﹐所以﹐前者有‘循量而行’的方式﹐後者則是‘循象而行’。但是﹐細看兩者的本質就可以發現﹐‘量化概念’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而且‘概念’的產生需要一定的‘確定性’﹐‘量化邏輯’就是‘公理體系’中的‘演繹法(三段論)’與‘定義法’﹔‘象化概念’是一種‘屬性資訊’的集合體﹐存在無限‘擴散’與‘分解’的特性﹐‘象化概念’不需要任何的‘確定性’﹐而‘象化邏輯’的內容包括了‘象化符號系統’中的‘包容/遞進性’﹑‘互屬性’和‘象化三段論’作為推導模式﹐操作模式是‘取象類比’等。‘量化思維’對新事物的認知方法是把‘認知物件’作‘量化分解’﹐而‘象化思維’則是通過現有的‘象化概念’對‘認知物件’作‘類比’式的認知﹐最後得到‘屬性’作為結論等。可見﹐從思維層面上分析的東西方差異﹐我們可見到這些關鍵性的異同點。同時﹐也只有以‘符號’和‘圖表’模式表達的方式﹐我們才可能看到哪部份的社會行為歸根於哪一種的思維操作。於是﹐我們就具備了以促進某一種的社會行為為目的﹐而選擇性的運用相對應的思維操作的條件。同時﹐為了避免某一種行為﹐我們又可以在某一種型式或程度上限制相關的思維操作。因此﹐推行‘民主’與‘科學’可以不再是空泛的口號﹐或是只落於一種模仿的行為﹐對中國式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科教興國’就可以注入更具體的內容﹐日本式的‘和魂漢才’到後來的‘和魂洋才’﹐甚至‘脫亞入歐’也可以落實到具體的方案上。

        在本書對‘象化思維’與‘量化思維’所進行的認知結果﹐可以提供到把東西方思維作有機性結合的依據。但是﹐是不是東西方文化的結合就是東西方思維的結合呢﹖是否把西方文明中的先進的科技與制度文明移植過來﹐就是東西方結合裏西方文化的內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東西文化差異的根本來源是出自思維模式﹐而東西方文明的產生只是思維模式下的結果。所以﹐如果我們只是把西方的思維產物移植或吸收入東方的社會文明中﹐這只是現象上的‘西化’。當東方社會消耗大量精力消化這種‘異質性’文化的同時﹐西方社會的思維機器也在永不停息的運轉著﹐這台機器在產生新的文化型態與新的概念之時﹐也同時催生出明天新型的社會面貌。這種超越西方的方式﹐有點像跑狗場上的賽狗追那只假兔一樣﹐永達也追不上﹐因為狗追時兔也跑﹐這就是為甚麼東西方結合的工程﹐應該在思維層面上執行而不是在現象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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