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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新径[繁體版]

纵使中国具有了‘象化思维’的这种优势﹐而我们在学习西方上往往也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就是我们学习西方已发展的技术﹐而非我们直接在技术上达到在‘认知’层面上的突破。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极其量也只能做到像日本一样﹐从西方手中毫无遗漏的学到最新的技术﹐再把技术的精度提高﹐或巧妙的转换成多功能的产品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一旦新技术出现后﹐这种做法也会令自已在技术上落后一段时间﹐直至再次把新技术掌握为止。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认知层面上有所突破﹐以‘量化思维’开发新事物﹐而只能以高度的‘模仿’与‘组合创意’来应用新技术﹐这样造成的命运也只是一个反复循环的‘学习-应用’过程。所面对的风险就是在‘新技术’出现到完全掌握新技术前的这段时间内﹐在整体技术水平出现‘落后’下会导致被动挨打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剧烈竞争的环境下﹐例如是战争时期﹐就是全面的‘战败’。再者﹐‘象化思维’与‘量化思维’具有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所使用的‘逻辑方式’各异﹐这不仅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上很多不利于竞争的思素﹐例如是‘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人际间的‘互属性’﹑‘人生象’价值观和内敛的认知模式等﹐还有‘象化逻辑’对‘量化逻辑’的抵触性﹐这一切都令到我们有必要对‘象化思维’作‘外科手术’。因此﹐只有对‘象化思维’的负面因素作‘外科’式的切除﹐为‘量化思维’的引入开辟出通行之路﹐又在思维层面上引入西方文明的核心—‘量化思维’﹐而非学习‘量化思维’的终端产物—行为与现象﹐这样才能彻底掌握‘量化思维’的思维方式。在此之外﹐‘象化思维’中的基本优势也作为它对‘象化思维’社会的正面贡献而发扬下去﹐这样以‘象化思维’的正面性补充‘量化思维’的不足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在思维能力上保持我方的优势。这种对‘象化思维’动手术后﹐再结合‘量化思维’的新思维﹐就是‘大思维’。而只有在掌握‘大思维’的情况下﹐代表‘中国’的前进箭头﹐才能作出‘扭动’而走出不再紧随‘西方’的路线﹐另辟‘大思维’的新径。而且只有这样﹐在下一个时段后﹐‘中国’箭头才能赶在‘西方’与‘日本’的前头﹐比她们走得更前﹐在下一‘回合’中领先(如下)

‘大思维’就是‘象化思维’与‘量化思维’有机结合的结合体﹐其中有关如何结合的方法﹐对‘象化思维’如何作‘外科’式的手术﹐对具体哪些部份需要存弃﹐还有如何引入‘量化思维’的思维模式﹐并如何与手术后的‘象化思维’结合﹐这些具体的操作和方法就是本书所谓的‘大战略’。笔者以‘大战略’之名冠之﹐为的是强调这种‘大思维’对‘象化思维’作补足的逼切性﹐因为从本书的论述得知﹐历史的事件正在不断重演﹐只要思维模式不变﹐一个民族的行为本质也在相同的作用力下表露出相同的模式﹐只是时代的包装外衣不一样而己﹐历史中成功的地方可以再现成功﹐但是行为中的失败仍旧制造下一次的失败。

从本书得知﹐西方文明的成功也同样归结于思维模式的作用﹐而对比西方的‘量化思维’与东方的‘象化思维’模式﹐我们看到了在‘认知’能力上的关键性差异﹐这个‘认知力’就是对事物的认识方法﹐这个认识的方法也就决定了对事物的认识程度﹐这个所谓的‘事物’﹐也就是认知的对象﹐这个事物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单纯的概念。不过﹐有形事物最后也转换成大脑的概念信息而作为认知的开始。从本书有关西方数学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了‘量化思维’在认知方面的巨大威力﹐把认知对象‘量化分解’至‘量化概念’的层面﹐然后把‘量化概念’按照‘量化逻辑’的关系作出推演分析﹐最后把事物中的关系以‘量化概念’的逻辑关系作为认知的结论。对认知对象所作的更深入认知来自‘量化概念’的再分解过程﹐正如以欧几里德几何的点与线作为‘量化概念’永远不能达到以解析几何所能达到的水平﹐因为后者的‘量化概念’是‘点’﹐而前者的‘量化概念’是以‘点’组成的‘线’﹐只有‘量化’到‘点’的程度﹐才能赋予我们大脑对变化的时间作出正确的认知。为了能把‘量化概念’作进一步的‘量化分解’﹐新的‘逻辑量化点’作为逻辑原则也需应运而生﹐新的‘量化概念’伴随新的‘逻辑量化点’的出现﹐为了能更有较的指示新的‘量化概念’﹐往往有必要创制出全新的符号系统﹐这样一门新的认知系统就这样诞生了﹐这将会是一门新生的学术理论﹐代表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又一高度。对实体作认知对象而言﹐把物理‘实体’分解为‘量化概念’﹐在大脑信息层面作分析﹐得到的结论也是一团‘量化概念’的组合﹐把它们反映在物理世界中将会成为一件新的对象﹐这就是发明的开始﹐一件产品或是新工具的发明都有可能成为‘量化思维’的认知结果。西方文明的基本推进方式就是这样一种以‘量化思维’为认知工具下﹐不断推出新的‘量化概念’和表示‘量化概念’的新符号系统﹐然后催生出新理论﹐如果把概念落实到物质世界中﹐这就是新发明。

如果溯源这种‘量化思维’的形成﹐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印-欧屈折语’语言与‘完全表音’字母系统这两者的作用结果。‘完全表音’字母系统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发明﹐对于这套字母系统在表记音素的方式﹐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迄今也没有改变过它以字母表记语言中的‘元音’与‘辅音’的方式﹐只是字母的外形因应不同语言的需求在书写形态上有所改动﹐以及指示的音素内容也因为语言各异而有出入罢了。英语作为‘印欧屈折语’语系中的一员﹐从本书的比较中﹐我们可见今天的英语是语言演变的结果﹐今天的英语要比其它所有的同语系兄弟语言更加简化﹐而欧洲的语言史基本可以视为一部语言的简化史。今天的英﹑法﹑意大利﹑西班牙﹑德和俄语等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比昔日的古希腊与拉丁语在单词变化﹑拼写和语法结构上有所简化。昔日单词中的复杂屈折变化和无语序状态经过大约两千年的过程从﹐语言走上了单词屈折部份脱落﹑语序固定和语法简化的发展方向。但关键的一点是﹐这种语言演变过程是‘印-欧屈折语’语系成员间互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屈折语’中由昔日单词屈折化所提供的严密语法功能﹐在屈折化程度减少后直接由介词﹑固定语序和语法规则所取代﹐整个屈折语所表现出的语法语意严密性由始至终不曾改变过﹐因此简化如今天英语的‘屈折语’同样带有这种严密的语意语法结构﹐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文字﹐仍然维护‘量化思维’的思维操作模式。简化后的‘屈折语’以英语与法语为代表﹐西方人从语文的简化模式中受到启发﹐渐渐在十五世纪开始经历长达三百年的漫长岁月﹐最后发展出今天我们所见的数学符号﹐‘量化思维’中的‘量化概念’与‘量化逻辑’在数学符号的表记下﹐完全释放出大脑中的思维能力﹐令西方文明自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便开始了现代文明的创造历程。

        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一直规范着‘量化思维’的操作严慬性。所以﹐要说到引入与掌握‘量化思维’的操作﹐我们就不

能置西方语言而不顾﹐这里的西方语言当然就是‘印-欧屈折语’中最简化有效的型式—英语﹐这样学习英语的意义﹐就再也不

是单纯为了‘交流’的需要﹐起码掌握英语的目的并非因为英语是当然的‘世界语言’﹐为了令到我们加强与世界大家庭成员

间的联系﹐为了学习世界的先进知识﹐我们不得不学习英语﹐说好写好英语。然而学习英语的主要的目的绝非英语是‘世界

语’﹐我们要认识到英语成为‘世界语’是英语式‘量化思维’的成就﹐能说英语与以英语作为‘思维工具’﹐这两者间存在

着很大的分别。因此﹐在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认知基础上﹐我们要把英语的功能性放在‘思维’训练上﹐而非交流的工具或知

识的载体上。有了这层的认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处理英语的教学问题﹐正视英语在‘大思维’下的真正价

值﹐明确认清英语与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方式﹐在‘大战略’下﹐如何以英语作为工具促进‘量化思维’模式。英语对‘大思

维’而言﹐已不是‘语言’而是‘工具’﹐这样视英语为‘外语’的看法﹐可能有必要作出重新的审视﹐积极开发英语的行动

可能有必要成为我们‘份内’之事﹐而非只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被动态度。有关英语在‘大战略’里的具体安排﹐本

书将会在后来的部份中作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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