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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 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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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新徑 [簡體版]

縱使中國具有了‘象化思維’的這種優勢﹐而我們在學習西方上往往也只停留在‘技術’的層面﹐就是我們學習西方已發展的技術﹐而非我們直接在技術上達到在‘認知’層面上的突破。如果是這樣﹐我們只能永遠跟在西方的後面﹐極其量也只能做到像日本一樣﹐從西方手中毫無遺漏的學到最新的技術﹐再把技術的精度提高﹐或巧妙的轉換成多功能的產品而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但是一旦新技術出現後﹐這種做法也會令自已在技術上落後一段時間﹐直至再次把新技術掌握為止。如果﹐我們不能在技術認知層面上有所突破﹐以‘量化思維’開發新事物﹐而只能以高度的‘模仿’與‘組合創意’來應用新技術﹐這樣造成的命運也只是一個反復迴圈的‘學習-應用’過程。所面對的風險就是在‘新技術’出現到完全掌握新技術前的這段時間內﹐在整體技術水平出現‘落後’下會導致被動挨打的情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劇烈競爭的環境下﹐例如是戰爭時期﹐就是全面的‘戰敗’。再者﹐‘象化思維’與‘量化思維’具有完全不一樣的思維模式﹐所使用的‘邏輯方式’各異﹐這不僅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上很多不利於競爭的思素﹐例如是‘人’為本的管理模式﹑人際間的‘互屬性’﹑‘人生象’價值觀和內斂的認知模式等﹐還有‘象化邏輯’對‘量化邏輯’的抵觸性﹐這一切都令到我們有必要對‘象化思維’作‘外科手術’。因此﹐只有對‘象化思維’的負面因素作‘外科’式的切除﹐為‘量化思維’的引入開闢出通行之路﹐又在思維層面上引入西方文明的核心—‘量化思維’﹐而非學習‘量化思維’的終端產物—行為與現象﹐這樣才能徹底掌握‘量化思維’的思維方式。在此之外﹐‘象化思維’中的基本優勢也作為它對‘象化思維’社會的正面貢獻而發揚下去﹐這樣以‘象化思維’的正面性補充‘量化思維’的不足的同時﹐也可以繼續在思維能力上保持我方的優勢。這種對‘象化思維’動手術後﹐再結合‘量化思維’的新思維﹐就是‘大思維’。而只有在掌握‘大思維’的情況下﹐代表‘中國’的前進箭頭﹐才能作出‘扭動’而走出不再緊隨‘西方’的路線﹐另辟‘大思維’的新徑。而且只有這樣﹐在下一個時段後﹐‘中國’箭頭才能趕在‘西方’與‘日本’的前頭﹐比她們走得更前﹐在下一‘回合’中領先(如下)

‘大思維’就是‘象化思維’與‘量化思維’有機結合的結合體﹐其中有關如何結合的方法﹐對‘象化思維’如何作‘外科’式的手術﹐對具體哪些部份需要存棄﹐還有如何引入‘量化思維’的思維模式﹐並如何與手術後的‘象化思維’結合﹐這些具體的操作和方法就是本書所謂的‘大戰略’。筆者以‘大戰略’之名冠之﹐為的是強調這種‘大思維’對‘象化思維’作補足的逼切性﹐因為從本書的論述得知﹐歷史的事件正在不斷重演﹐只要思維模式不變﹐一個民族的行為本質也在相同的作用力下表露出相同的模式﹐只是時代的包裝外衣不一樣而己﹐歷史中成功的地方可以再現成功﹐但是行為中的失敗仍舊製造下一次的失敗。

從本書得知﹐西方文明的成功也同樣歸結于思維模式的作用﹐而對比西方的‘量化思維’與東方的‘象化思維’模式﹐我們看到了在‘認知’能力上的關鍵性差異﹐這個‘認知力’就是對事物的認識方法﹐這個認識的方法也就決定了對事物的認識程度﹐這個所謂的‘事物’﹐也就是認知的物件﹐這個事物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事物﹐也可以是單純的概念。不過﹐有形事物最後也轉換成大腦的概念資訊而作為認知的開始。從本書有關西方數學的發展過程﹐我們看到了‘量化思維’在認知方面的巨大威力﹐把認知物件‘量化分解’至‘量化概念’的層面﹐然後把‘量化概念’按照‘量化邏輯’的關係作出推演分析﹐最後把事物中的關係以‘量化概念’的邏輯關係作為認知的結論。對認知物件所作的更深入認知來自‘量化概念’的再分解過程﹐正如以歐幾裏德幾何的點與線作為‘量化概念’永遠不能達到以解析幾何所能達到的水平﹐因為後者的‘量化概念’是‘點’﹐而前者的‘量化概念’是以‘點’組成的‘線’﹐只有‘量化’到‘點’的程度﹐才能賦予我們大腦對變化的時間作出正確的認知。為了能把‘量化概念’作進一步的‘量化分解’﹐新的‘邏輯量化點’作為邏輯原則也需應運而生﹐新的‘量化概念’伴隨新的‘邏輯量化點’的出現﹐為了能更有較的指示新的‘量化概念’﹐往往有必要創制出全新的符號系統﹐這樣一門新的認知系統就這樣誕生了﹐這將會是一門新生的學術理論﹐代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又一高度。對實體作認知物件而言﹐把物理‘實體’分解為‘量化概念’﹐在大腦資訊層面作分析﹐得到的結論也是一團‘量化概念’的組合﹐把它們反映在物理世界中將會成為一件新的物件﹐這就是發明的開始﹐一件產品或是新工具的發明都有可能成為‘量化思維’的認知結果。西方文明的基本推進方式就是這樣一種以‘量化思維’為認知工具下﹐不斷推出新的‘量化概念’和表示‘量化概念’的新符號系統﹐然後催生出新理論﹐如果把概念落實到物質世界中﹐這就是新發明。

如果溯源這種‘量化思維’的形成﹐我們現在知道這是‘印-歐屈折語’語言與‘完全表音’字母系統這兩者的作用結果。‘完全表音’字母系統是古希臘人的偉大發明﹐對於這套字母系統在表記音素的方式﹐自古希臘時代開始﹐迄今也沒有改變過它以字母表記語言中的‘母音’與‘輔音’的方式﹐只是字母的外形因應不同語言的需求在書寫形態上有所改動﹐以及指示的音素內容也因為語言各異而有出入罷了。英語作為‘印歐屈折語’語系中的一員﹐從本書的比較中﹐我們可見今天的英語是語言演變的結果﹐今天的英語要比其他所有的同語系兄弟語言更加簡化﹐而歐洲的語言史基本可以視為一部語言的簡化史。今天的英﹑法﹑義大利﹑西班牙﹑德和俄語等分別在不同程度上比昔日的古希臘與拉丁語在單詞變化﹑拼寫和語法結構上有所簡化。昔日單詞中的複雜屈折變化和無語序狀態經過大約兩千年的過程從﹐語言走上了單詞屈折部份脫落﹑語序固定和語法簡化的發展方向。但關鍵的一點是﹐這種語言演變過程是‘印-歐屈折語’語系成員間互動作用的結果﹐因此‘屈折語’中由昔日單詞屈折化所提供的嚴密語法功能﹐在屈折化程度減少後直接由介詞﹑固定語序和語法規則所取代﹐整個屈折語所表現出的語法語意嚴密性由始至終不曾改變過﹐因此簡化如今天英語的‘屈折語’同樣帶有這種嚴密的語意語法結構﹐作為思維工具的語言文字﹐仍然維護‘量化思維’的思維操作模式。簡化後的‘屈折語’以英語與法語為代表﹐西方人從語文的簡化模式中受到啟發﹐漸漸在十五世紀開始經歷長達三百年的漫長歲月﹐最後發展出今天我們所見的數學符號﹐‘量化思維’中的‘量化概念’與‘量化邏輯’在數學符號的表記下﹐完全釋放出大腦中的思維能力﹐令西方文明自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便開始了現代文明的創造歷程。

        語言作為思維的工具﹐一直規範著‘量化思維’的操作嚴慬性。所以﹐要說到引入與掌握‘量化思維’的操作﹐我們

就不 能置西方語言而不顧﹐這裏的西方語言當然就是‘印-歐屈折語’中最簡化有效的型式—英語﹐這樣學習英語的意義﹐就再

也不 是單純為了‘交流’的需要﹐起碼掌握英語的目的並非因為英語是當然的‘世界語言’﹐為了令到我們加強與世界大家庭

成員 間的聯繫﹐為了學習世界的先進知識﹐我們不得不學習英語﹐說好寫好英語。然而學習英語的主要的目的絕非英語是‘世

界 語’﹐我們要認識到英語成為‘世界語’是英語式‘量化思維’的成就﹐能說英語與以英語作為‘思維工具’﹐這兩者間存

在 著很大的分別。因此﹐在語言作為思維工具的認知基礎上﹐我們要把英語的功能性放在‘思維’訓練上﹐而非交流的工具或

知 識的載體上。有了這層的認知﹐我們就可以通過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處理英語的教學問題﹐正視英語在‘大思維’下的真正價

值﹐明確認清英語與中華民族之間的互動方式﹐在‘大戰略’下﹐如何以英語作為工具促進‘量化思維’模式。英語對‘大思

維’而言﹐已不是‘語言’而是‘工具’﹐這樣視英語為‘外語’的看法﹐可能有必要作出重新的審視﹐積極開發英語的行動

可能有必要成為我們‘份內’之事﹐而非只是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被動態度。有關英語在‘大戰略’裏的具體安排﹐本

書將會在後來的部份中作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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