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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思维’的‘外科手术’[繁體版]

‘象化思维’的‘外科手术’属于‘大思维’里改良‘象化思维’部份的内容。其中的‘改良’就是根据‘象化思维’在历史中导致的行为现象作为检讨的对象﹐以民族与社会利益为标准﹐抽取出‘象化思维’行为现象中‘不当’的部份﹐也就是说这种行为对整个民族利益﹑人性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过负面影响的地方﹐这就是在现代标准与意义下﹐曾经造成违反民族﹑社会利益﹐以及侵犯过个人权利﹐又或者破坏及影响到社会正义与公共(包括法治)系统的正常运作。笔者把这种行为列举出来﹐本书对这种行为已经作过详细的论述﹐并且已经通过‘象化符号系统’的方式表达过行为背后的‘象化思维’操作过程。因此﹐为节省篇幅的原因﹐笔者只会节录其中关键性的部份﹐向读者圈点出在这些行为背后的关键性思维逻辑。‘象化思维’中的逻辑就是导致以上行为产生的基础﹐换句话说是﹐如果在思维层面里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型式﹐也不可能引致以上行为的产生。笔者在本书中所谈的思维与行为指的都是集体或社会行为﹐只有在集体或社会中大部份的成员具有共同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产生出集体或社会的行为模式。反观西方社会就从未有过相应的行为现象﹐因为‘量化思维’而非‘象化思维’才是西方的主流思维模式。以下就是具体的行为现象。若然读者想回顾行为现象的详细内容﹐随时可以在本书的专章全文里找到相应的‘象化符号系统’和文字说明。

 

人际关系的‘互属性’﹕

‘象化逻辑’里的‘包容/递进性’和‘互属性’成为了人际关系‘互属性’的思维基础﹐最后引伸出‘象化思维’下的人际关系呈现异赏的复杂化﹐如下﹕

人际关系的复杂化造成贪污腐化的官埸现象﹐同时令公共行政效率下降﹐国家机器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能作有效的运转﹐集体的行政与司法力在人际关系里被瓦解分裂﹐如下﹕

因为‘循象而行’的思维特性﹐令到‘象化思维’倾向以‘人’为‘象化概念’与人际‘互属性’的‘象化逻辑’作为思维操作的基础﹐这样‘以人为本’的管治标准就导致了‘人治’现象的出现﹐如下﹕

 

语言暴力现象与‘上纲上线’﹕

       

清代的‘文字狱’属于‘上纲上线’ 的一种﹐发展到后来在‘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现象﹐‘语言暴力’现象往往可以成政治‘有心人’的工具﹐制造出社会不必要的矛盾﹐而且对个人或集体能够造成精神乃至肉体上的伤害。

伤害较小的‘语言暴力’可以视之为对个人的‘扣帽子’或‘打标签’﹐在没有正确认识对方行为本质的情况下﹐把他人归入到某些带有负面性的类别中﹐在言语与态度上给予他人这方面的‘扣帽子’信息﹐结果在有意或无意下干涉他人的行为﹐有时这种‘扣帽子’动作在社会模式的作用下﹐可以是个人加予自己的‘标签’﹐这样造成了个人自信的打击及影响到个人心理健康。

 

‘自我意识’的过份澎涨—‘我王’行为﹕

‘自我意识’的澎涨达到干涉他人思想行为﹐甚至因为个人欲望而影响到集体利益﹐这种‘我王’行为反映在视周围的人与物﹐以及集体社会的公物公器为个人的财产﹐这种行为将破坏到他人及集体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和谐﹐如下﹕

‘阴阳人格’﹕

‘阴阳人格’人格的出现来自‘象化思维’的自我‘布象’行为﹐因为‘象化思维’具有‘循象而行’的特性﹐个人为了给予他人以‘好感’或‘好印象’﹐这样就出现了很多‘违心’的‘面子’动作﹐这样令人格变得‘表里’不一﹐出现‘阴阳’两面性。同时﹐也令到某些‘有心人’有机可乘﹐利用‘布象’行为为自我利益服务。总而言之﹐这种‘阴阳人格’导致人性的‘虚伪化’﹐不利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不利于在人际间的合作下追求社会的共同利益﹐如下﹕

 

不切实际的‘布象’行为﹕

为了追求达到某一程度的‘布象’ 效果﹐个人往往忽略达到这个程度应做的工作﹐或者为了‘布象’而妨碍了正确的判断﹐甚至为‘布象’做出损坏身体的行为﹐同时造成不务实的个人甚至集体行为﹐如下﹕

导致不实际或错误的行为﹕

‘象化逻辑’ 的思维操作并非如‘量化思维’模式般﹐对事物的本质作‘量化分解’﹐应用‘量化逻辑’作为演绎的依据。因此﹐在‘象化思维’作认知的结果﹐往往导致出不实际甚至错误的社会行为。

对社会职能的不正确认知﹕

对政府的社会政能和政府内人员职能的认知方面﹐‘象化思维’可以通过其独特模式﹐把认知结论简化为自然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没有‘量化认知’的情况下﹐个人与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就不能得到清晰的界定与划分﹐所以﹐以此为基础的法制人权思想在没有思维土壤下也无法生根成型。甚至造成国家行为的个人化﹐就是以个人间的行为道德来代替国际间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就发展成为‘朝贡制度’﹐如下﹕

 

由以上笔者所选的行为例子中﹐我们通过‘象化符号系统’所作的说明﹐总结到‘象化逻辑’是在思维层面上导致结论产生的唯一原因﹐而思维过程的结论直接导致了我们所知的行为现象。因此﹐对‘象化思维’模式施行‘外科手术’的第一步﹐就是以‘象化逻辑’为目标开始。如果总结一下以上的思维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象化概念’的‘互属性’与‘包容/递进性’是两个在以上行为中必要的‘象化逻辑’﹐而且前者的‘互属性’ 是‘象化思维’的‘等价关系’﹐这种以‘类比’为基础的‘等价关系’与‘量化思维’的‘等价关系’﹐也就是‘演绎逻辑’或数学中的‘等价关系’在成立的前提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有违‘量化逻辑’﹐所以也是‘切除’的中心之一。而且‘互属性’ 与‘包容/递进性’的结合使用﹐就构成了‘象化概念’的‘扩散性’(如下)。因此﹐‘象化逻辑’中的‘互属性’﹑‘包容/递进性’和综合两者而成的

‘扩散性’就是在‘大战略’下必须切除的‘象化逻辑’操作。但是﹐从本书可知﹐‘象化思维’的出现归因于汉语文的使用﹐而恰好在汉字字形辨认的过程与造字原则上﹐都需要基于这种‘象化逻辑’的操作(如下)﹐这样说‘象化思维’的根在‘汉字’﹐要对‘象化思维’ 的内容动

手术的话﹐不正是要对‘汉字’动手术吗﹖这不就是要对汉字开战﹐甚至彻底放弃使用汉字吗﹖以笔者之见﹐汉字的废弃是不可行和不应该的。从本书可知﹐汉字的使用除了发展出‘象化思维’模式外﹐也以汉语汉字的语言特点发展出‘杠杆作用’的思维技巧﹑汉字高度的‘符素性’是理解概念的利器﹐汉字除了发展出如‘互属性’﹑‘包容/递进性’等‘象化逻辑’外﹐也提高了大脑的‘取象类比’能力﹐这种能力正是我们‘机智’的来源和具有较强‘模仿力’的基础。所以﹐癈弃‘汉字’并不是明智之举﹐在执行的技术上也近乎不可能﹐在文化情感上也是一件绝不容许发生的事情。不过﹐理性分析后认为汉字作为思维工具﹐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正面价值﹐这一点应该是汉字不能癈弃的主要原因。于是﹐在保留使用汉字的情况下﹐‘大战略’的目标就必须要借助‘外力’来把‘象化逻辑’的‘互属性’﹑‘包容/递进性’与‘扩散性’的操作机会减到最低。如果﹐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本书在‘人本哲学’部份中有关‘名家’的理论﹐就以公孙龙‘坚白离’的论点来看﹐这已是一次发生在距今二千年前对‘象化思维’模式的冲击(如下)

但是‘象化思维’的基础是建立在思维工具上﹐‘坚白离’式的理论不仅没有推倒‘象化思维’模式﹐反而‘夭折’于萌芽之时﹐只能成为‘象化思维’文化现象中的一道小小涟漪。可见﹐‘象化思维’模式在当时﹐以及再经过两千年漫长岁月的发展与巩固后﹐将会是何等的坚固﹐这也为‘大战略’的推行增添了更大的难度。不过﹐笔者相信﹐在我们完全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后﹐再解决问题的难道要比在没有找到问题根源之前﹐而草草解决问题时的难道低得多。而刚才提到的‘外力’就是‘量化思维’﹐在‘外力’帮助下解决又要比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又再降低了难度。综合以上诸因素﹐这就让‘大战略’的推行成为了可能。

        所以﹐对‘象化思维’模式所施‘外科手术’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象化逻辑’或‘象化概念’中的‘互属性’﹑‘包容/递进性’和‘扩散性’的思维操作。以及彻底取消以‘象化概念’作为思维操作中的‘概念’﹐取消‘象化逻辑’的推演方式﹐最后令‘循象而行’的思维模式﹐在没有‘概念’与‘逻辑’可循的情况下﹐自然退出思维的操作舞台。把‘象化思维’余下的部份‘取象类比’压缩到只有‘类比’属性的操作而没有‘取象’﹐也就是把‘象化概念’ 的无限信息量收缩到只有基本概念的范围﹐也就是只有‘汉字’的语意信息范围﹐全面限制‘象化概念’的‘扩散性’。我们只允许‘汉字’可以保留它在语意上的‘象化概念’性质﹐而也只有‘汉字’才可以是‘象化概念’。再把‘取象类比’收缩到只有‘类比’操作﹐具体来说就是对认知对象所包含的属性进行总结归纳﹐因为‘类比’能力与汉字的‘象化性’都是‘杠杆作用’的操作基础﹐而‘类比’能力同时也是我们对问题因素作特征分析﹐然后迅速寻找到问题的缺

口﹐这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模式。本书所提及的‘司马光救友’ 与‘草船借箭’故事就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经典案例。为了保持我们具有以上的思维优势﹐‘类比’操作绝对是一个我们应该发扬的思维能力。同时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继续使用汉字汉文﹐这种‘类比’能力是可以保留的﹐以汉语文中的‘成语’(包括‘三十六计’计名式的‘成语’)所包含的人生理论﹑人生哲理与处事策略﹐在汉字的使用中﹐继续会以‘杠杆作用’的型式提高我们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引伸出如何对待古文经典的问题﹐就是对以古文经典型式出现的‘人本哲学’﹐我们在‘大思维’的目标下﹐如何处理这部份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本书中可知﹐‘人本哲学’是‘象化思维’以‘人’作对象发展的哲学理论﹐其中的论点都在‘象化思维’的操作下产生而成﹐其中的‘概念’为‘象化概念’﹐推理的方式是‘象化逻辑’﹐认知的模式也是‘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对‘人本哲学’的学习研究自然就成为了一种‘象化思维’的训练﹐而且传统的‘人本哲学’不仅是哲学思想﹐也是语文教材﹐更是‘科举取仕’的考试大纲﹐所以传统的学习方法是‘背诵’。因为古文是没有西方式的语法法则﹐古文阅读与写作中的语法都来自个人的类比总结﹐传统的学子必须在大量的背诵与阅读中类比出语法则规﹐然后才能用于阅读文章时的‘断句’﹐找出句子中的‘虚实词’和‘对仗句’后﹐才能解读当前文章的内容。再者﹐当时‘八股文’的考试方式﹐范围规限在‘四书五经’内﹐而且要求考生要‘代圣人立言’﹐在‘八股文’中要处处模仿圣人的语气习惯﹐这就是一种‘类比’操作。所以﹐考生必须在平时把‘四书五径’与‘经史’内容熟记﹐才能做出一篇既有圣人语气﹐又代‘圣人代言’的好文章。这就是传统上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式与原因。除此之外﹐对‘人本哲本’为主的‘经史’﹐如能熟读也能在生活中启动起‘汉字’的‘杠杆作用’﹐对个人增加不少人生哲理与提供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把《三字经》中‘养不教﹑父之过’背下来后﹐在背诵的当时因为年几尚幼﹐那个人可能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这六个字与六个音节因为信息量不太的原因﹐很快就可以记忆到大脑中去﹐甚至永远埋藏下来而永不磨灭。直至有一天﹐这个人成为了父亲﹐大脑在思维操作时把这六个字唤出来﹐并与‘我’当时的父亲身份作类比﹐并且发现这句话中的道理对现时的人生阶段有适用的地方﹐这句话可能成为了那个人的座右铭﹐可以时刻提醒他要做一个有责任的好父亲﹐这就是背诵‘经史’所起到的‘杠杆作用’﹐其原理就如同‘三十六计’与‘成语’对思维能力所起的‘杠杆作用’一样。但是﹐‘成语’不需要从背诵中获得﹐主要来自平时的学习或阅读﹐但是‘人本哲学’的内容更大﹐如果要求以背诵的方式来获得的话﹐背诵所训练的思维力主要是‘记忆’﹐而应用其中内容的能力是‘类比’﹐在‘大思维’的标准下﹐‘类比’能力并非是一种主要的思维方式。再者﹐‘白话文’在西方影响下已发展出语法规则﹐而再不是通过大量背诵来总结的语法﹐古文的语法除了在‘成语’可以找到外﹐基本上对‘白话文’的语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将来的‘白话文’也应该完全根据语法法则来规范﹐这样的话﹐背诵对思维与语文水平就更起不到重要的作用了。但是﹐古文经典的内容﹐正如以上引用《三字经》作的例子﹐如果其中的部份内容仍然适用于现代的社会环境﹐我们也应该把它们搜集出来让大家了解﹐成为‘人本哲学’的‘成语’(这种‘成语’不一定是‘四字’ 内容的﹐可以是古文短语﹐如‘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论语》’)。但同时我们也明白到传统的理论﹐主要建立在‘象化思维’的认知和理论建立上﹐还有‘象化三段论’的推导方式﹐这样就造成理论主要通过‘类比’ 模式而形成﹐如‘忠孝’﹑‘修齐治平’的‘类比’关系一样﹐但在‘大思维’下﹐只有‘量化思维’认知模式才能是唯一的认知方式﹐所以古文经典的内容只有经过‘量化’认知后﹐才可以把其中‘精华’部份保留下来﹐从而保证这些保留部份符合‘大思维’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到思维中的‘杠杆作用’﹐从而实现其中对人生处世的积极意义。

至于‘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在‘大思维’的意义下﹐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认知模式中的核心思维操作就是‘类比’模式﹐同时这也是‘象化三段论’的核心推导方式﹐‘八股文’中的说理机制。‘类比’式的思维操作不应该再是认知事物的手段﹐而只能是解决问题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思维基础而已﹐因为‘类比’的对象只能是‘属性’﹐而最后的认知结论也只是‘属性’上的认知﹐完全没有在概念的内容上有所突破﹐以此为方式作推导也是一样﹐不论是认知或推导的结论都会被过份‘简化’或者完全不能看清对象的本质。例如社会﹑国家只是个人与家的延伸一样﹐于是社会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也就得不到正确的发展﹐‘人情’关系也随之而来。因此﹐‘象化思维’的认知和建立模式对‘大思维’不再适用﹐‘大思维’只能选择‘量化思维’ 模式作为唯一的认知方法。

从本书的专章以及上面的说明模式可知﹐对新事物的认知﹐‘象化思维’只集中在提取其中的‘象化信息’﹐也就是‘属性’上。还有对新事物作‘类比’的‘象化概念’也只限于现有‘象化概念’的范围﹐这样也令到认知的范围不能跳出已知的认知水平﹐就算把新事物与某些类比结果命名为新的‘象化概念’﹐令到下一次作认知时能够使用到更多的‘象化概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认知质量也没有因此而提高﹐只是增加了‘属性’的组合与名称﹐正如‘八卦六十四象’一样﹐由‘阴阳’两仪开始﹐再怎样衍生出‘八卦’与‘六十四象’﹐甚至更多的卦数﹐其中的本质也是‘阴阳’属性﹐只是增加了‘两仪’﹑‘四象’﹑‘八卦’等名称﹐在以‘爻’为单位上增加了‘阴阳’的组合而已。再者﹐‘象化概念’的产生不需要‘确定性’﹐也就是不需要以符号﹑实验﹑直觉或感觉器官对概念提供的‘确定性’。在‘量化思维’模式下﹐通过字母提供到‘音素’的‘确定性’﹔在数学上﹐作图的线与点﹐提供到‘点线’这些‘量化概念’的‘确定性’﹐字母也提供到数学概念的‘确定性’﹔《圣经》提供到‘神’的‘确定性’﹔‘实验’提供到现象与物质的‘确定性’等。在‘象化思维’模式中﹐‘确定性’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切的认知过程可以通过大脑思考来完成。‘汉字’已经成为了‘象化概念’的表记工具﹐也是‘象化概念’的指示符号。因此﹐‘象化思维’也没有必要和冲动去探求概念后面的‘确定性’﹐于是﹐创制新的符号系统与采用亲身实验的方式也是不必要之举。这种‘象化思维’认知模式的保守性﹐不仅令到‘象化思维’没有探新冒险的行为﹐而且也不具备有效的方法认识新事物与现象﹐对人生观下的生活行为也受到‘人生象’的限制﹐职业与生活方式的抉择离不开‘富’﹑‘贵’与‘出人头地’的考量。因此﹐‘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就不能再成为‘大思维’里的认知方式﹐只有‘量化认知’才是‘大思维’中唯一的认知模式。至于‘人生象’等‘象化概念’﹐笔者相信它们也会慢慢随着‘量化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消失于‘人生观’的舞台﹐最后不再成为‘人生观’的主要部份。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象化思维’认知模式中的‘象化逻辑’操作﹐我们可以发现‘象化概念’的‘扩散性’是其中的主要逻辑推演。这样说明﹐只要我们彻底摒弃‘象化逻辑’的话﹐这种认知模式也可能不再运作。但是﹐笔者归纳这种模式的用意﹐在于强调这种模式的模式意义﹐它通过现有的‘象化概念’对认知对象作‘类比’后﹐然后再归纳出属性作为认知结果﹐这种方式也可视之为‘归纳法’。‘归纳法’在思维操作上的地位与‘演绎法’并列﹐成为人类逻辑的两大元素。所以﹐很多人把东方思维简单的说成是‘归纳思维’﹐而‘西方思维’则是‘演绎思维’﹐这种说法没有太大的错误﹐总的来说指示了两者的思维特点﹐但并不是全部的内容。人类思维的操作一定基于概念才能进行﹐不论是‘象化思维’与‘量化思维’﹐两者都有‘循象(或‘量’)而行’的思维模式﹐后者的‘量化思维’在认知或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要从‘量化概念’开始﹐如果找不到‘量化概念’就等于找不到‘敌人’一样﹐变得‘无从入手’。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无从下手’而延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令到问题发生恶化﹐对此‘量化思维’似乎感到无能为力了﹐就好像发生在中世纪时欧洲的‘黑死病’一样﹐以当时的医学水平﹐西方人找不到‘病原’—‘量化概念’﹐也就只好眼看着大量的人命死亡而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就可以派上用场﹐以中医的‘八纲辨证’﹐把病人的外部病症归纳进现有的‘八纲’属性内﹐然后对‘证’治病﹐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发生大规模‘瘟疫’的原因﹐而西方的‘黑死病’也是来自东方的蒙古大军把它带到西方来的。

在‘大思维’的意义下﹐‘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在解决逼切问题上﹐对‘量化思维’起到了补其不足的作用﹐或许﹐这就是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道理。以‘大思维’的方式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量化思维’认知模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以‘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提出大胆的解决方案﹐首先把问题解决后﹐再以‘量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对解决方案与问题本身进行详细认知﹐然后获得普遍性的解决方案。不过﹐这种情况只允许发生在‘必要’的情况下﹐‘大胆假设’的思维方式来自‘象化思维’﹐‘小心求证’的方式来自‘量化思维’﹐而在其它的情况下﹐‘量化思维’的认知模式仍是唯一的认知方式。在以上有关瘟疾的例子中﹐历史上的中医只做到了‘大胆假设’这一步﹐但还需要在解决问题后作‘小心求证’﹐找到疾病的源头而制造出可以克制病原发生的普遍疗法﹐这才算完成整个认知的过程。因为﹐只有‘量化思维’的认知模式才可以带来认知上的突破﹐而‘象化思维’的方法则不能制造出这种认知突破的效果﹐后者有利于解决问题而多于认知对象﹐所以一个不能用前者来解决的问题﹐就算以后者的方式解决﹐但在认知上﹐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人类应该永远为解‘谜’而努力﹐而不应以‘玄学’或单纯的‘属性’而概之。今天人类不能解开的问题﹐只是因为认知能力的不足﹐而只有以‘量化思维’的方式解开谜题后﹐人类的认知水平才能出现突破﹐所以‘问题’的出现也就是认知突破的‘曙光’。总的来说﹐这就是以‘量化思维’为‘主’和‘象化思维’为‘副’的方式﹐造成在认知模式上的平衡﹐从而构成‘大思维’的认知模式。

        以上﹐我们已经对‘象化思维’模式在‘大思维’里扮演的角色﹐定下了一定的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放弃‘象化逻维’﹐具体包括‘象化概念’的‘互属性’﹑‘包容/递进性’与‘扩散性’。

*         保留以归纳事物‘属性’为目的的‘类比’ 操作。

*         把‘象化概念’ 的‘取象’对象限制在‘汉字’上﹐继续发挥‘象化思维’的‘杠杆作用’。收缩‘象化概念’ 的‘信息’量﹐以‘量化概念’认知原有的‘象化概念’﹐如‘人生象’等。

*         以‘量化认知’作为唯一的认知模式﹐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使用‘象化认知’来解决问题。

 这样‘大战略’其中一部份的工作﹐就是落实以上的目标。但是﹐以上的内容涉及到在思维层面里的操作﹐在‘思维’上动外科手术﹐例如切除‘象化逻辑’与限制‘象化概念’等﹐这些在个人大脑中进行的‘无形’动作﹐抓不到看不见﹐只有反映在行为时才有机会了解到它们的存在。这样﹐我们又怎样下手做这手术呢﹖这工作的确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让‘思维’出现在我们眼前﹐然后按照以上的指引为标准﹐审核‘思维’操作﹐通过的才可以执行。第二种方法是﹐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到‘量化思维’与‘象化思维’是两种相反的思维方式﹐所以提高‘量化思维’能力﹐自然对‘象化思维’起到抑制作用。还有思维的产生来自思维工具的使用﹐这思维工具就是语言文字与符号系统﹐为了提高‘量化思维’﹐我们应在视英文为‘思维工具’的意义下﹐提高英文能力﹐进一步修改汉语汉文﹐令到其语文模式更接近‘量化思维’模式﹐最后就是发展‘符号’系统﹐完全掌握‘量化思维’模式。总结如下几点﹕

*         通过‘符号系统’表达与分析思维过程﹐目的主要是解构‘象化思维’过程﹐在把思维结论付诸行动之前﹐确认思维操作中没有‘象化思维’的成份﹐保证其中没有‘象化逻辑’作用的环节。

*         训练‘量化思维’分析﹐掌握‘量化概念’﹑‘量化逻辑’和‘量化分解’等要点。

*         视英语文为‘思维工具’﹐提高英语能力﹐而且主动发展英语文。

*         对汉语文作有必要的修改﹐使其更接近‘量化思维’模式。

*         发展‘符号系统’﹐全面释放出‘量化思维’的认知能力。 

发展可以分析‘象化思维’的符号﹐例如本书中出现的‘象化符号系统’可以算是一个开始﹐但这套符号系统也存在着继续完善与开发的空间。不过﹐‘象化符号系统’已经让读者了解到﹐使用‘符号’可以仿真思维过程的可能性﹐可以让我们完全了解整个的思维操作﹐这思维操作包括从认知问题的条件开始﹐直到最后的结论。在‘符号’的指示下﹐其中的步骤与细节都能一一呈现﹐毫无遗漏。假如﹐在行动之前﹐把导致行动的思维过程以符号演示一遍﹐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概念是否有‘象化概念’﹐引用的逻辑中有多少是‘象化逻辑’﹐其间有没有牵涉到‘互属性’﹑‘包容/递进性’﹑‘扩散性’或‘代表性’(‘代表性’可以视之为另一种的‘互属性’) 。如果思维的结论依赖于‘象化逻辑’的话﹐我们就有必要考虚是否要执行这个思维结论﹐把它付诸于行为。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符号’作为思维分析的工具和具备了‘大思维’的意识﹐这样昔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或‘语言暴力’等事件就有可能避免在将来重演。这就是借用‘符号’对‘象化思维’作限制的目的﹐除了可以分析出思维中包含有‘象化思维’的程度外﹐使用图框式符号也可以指示一些不容易‘量化’的概念﹐例如在‘流程图’中图框内的信息等﹐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收缩’了的‘象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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