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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思維’的‘外科手術’[簡體版]

‘象化思維’的‘外科手術’屬於‘大思維’裏改良‘象化思維’部份的內容。其中的‘改良’就是根據‘象化思維’在歷史中導致的行為現象作為檢討的對象﹐以民族與社會利益為標準﹐抽取出‘象化思維’行為現象中‘不當’的部份﹐也就是說這種行為對整個民族利益﹑人性利益和社會利益造成過負面影響的地方﹐這就是在現代標準與意義下﹐曾經造成違反民族﹑社會利益﹐以及侵犯過個人權利﹐又或者破壞及影響到社會正義與公共(包括法治)系統的正常運作。筆者把這種行為列舉出來﹐本書對這種行為已經作過詳細的論述﹐並且已經通過‘象化符號系統’的方式表達過行為背後的‘象化思維’操作過程。因此﹐為節省篇幅的原因﹐筆者只會節錄其中關鍵性的部份﹐向讀者圈點出在這些行為背後的關鍵性思維邏輯。‘象化思維’中的邏輯就是導致以上行為產生的基礎﹐換句話說是﹐如果在思維層面裏不存在這樣的邏輯型式﹐也不可能引致以上行為的產生。筆者在本書中所談的思維與行為指的都是集體或社會行為﹐只有在集體或社會中大部份的成員具有共同的思維模式﹐才有可能產生出集體或社會的行為模式。反觀西方社會就從未有過相應的行為現象﹐因為‘量化思維’而非‘象化思維’才是西方的主流思維模式。以下就是具體的行為現象。若然讀者想回顧行為現象的詳細內容﹐隨時可以在本書的專章全文裏找到相應的‘象化符號系統’和文字說明。

 

人際關係的‘互屬性’﹕

‘象化邏輯’裏的‘包容/遞進性’和‘互屬性’成為了人際關係‘互屬性’的思維基礎﹐最後引伸出‘象化思維’下的人際關係呈現異賞的複雜化﹐如下﹕

人際關係的複雜化造成貪汙腐化的官埸現象﹐同時令公共行政效率下降﹐國家機器在正常的情況下不能作有效的運轉﹐集體的行政與司法力在人際關係裏被瓦解分裂﹐如下﹕

因為‘循象而行’的思維特性﹐令到‘象化思維’傾向以‘人’為‘象化概念’與人際‘互屬性’的‘象化邏輯’作為思維操作的基礎﹐這樣‘以人為本’的管治標準就導致了‘人治’現象的出現﹐如下﹕

 

語言暴力現象與‘上綱上線’﹕

       

清代的‘文字獄’屬於‘上綱上線’ 的一種﹐發展到後來在‘文革’時期的‘語言暴力’現象﹐‘語言暴力’現象往往可以成政治‘有心人’的工具﹐製造出社會不必要的矛盾﹐而且對個人或集體能夠造成精神乃至肉體上的傷害。

傷害較小的‘語言暴力’可以視之為對個人的‘扣帽子’或‘打標籤’﹐在沒有正確認識對方行為本質的情況下﹐把他人歸入到某些帶有負面性的類別中﹐在言語與態度上給予他人這方面的‘扣帽子’資訊﹐結果在有意或無意下干涉他人的行為﹐有時這種‘扣帽子’動作在社會模式的作用下﹐可以是個人加予自己的‘標籤’﹐這樣造成了個人自信的打擊及影響到個人心理健康。

 

‘自我意識’的過份澎漲—‘我王’行為﹕

‘自我意識’的澎漲達到干涉他人思想行為﹐甚至因為個人欲望而影響到集體利益﹐這種‘我王’行為反映在視周圍的人與物﹐以及集體社會的公物公器為個人的財產﹐這種行為將破壞到他人及集體社會的共同利益與和諧﹐如下﹕

‘陰陽人格’﹕

‘陰陽人格’人格的出現來自‘象化思維’的自我‘布象’行為﹐因為‘象化思維’具有‘循象而行’的特性﹐個人為了給予他人以‘好感’或‘好印象’﹐這樣就出現了很多‘違心’的‘面子’動作﹐這樣令人格變得‘表裏’不一﹐出現‘陰陽’兩面性。同時﹐也令到某些‘有心人’有機可乘﹐利用‘布象’行為為自我利益服務。總而言之﹐這種‘陰陽人格’導致人性的‘虛偽化’﹐不利與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也不利於在人際間的合作下追求社會的共同利益﹐如下﹕

 

不切實際的‘布象’行為﹕

為了追求達到某一程度的‘布象’ 效果﹐個人往往忽略達到這個程度應做的工作﹐或者為了‘布象’而妨礙了正確的判斷﹐甚至為‘布象’做出損壞身體的行為﹐同時造成不務實的個人甚至集體行為﹐如下﹕

導致不實際或錯誤的行為﹕

‘象化邏輯’ 的思維操作並非如‘量化思維’模式般﹐對事物的本質作‘量化分解’﹐應用‘量化邏輯’作為演繹的依據。因此﹐在‘象化思維’作認知的結果﹐往往導致出不實際甚至錯誤的社會行為。

對社會職能的不正確認知﹕

對政府的社會政能和政府內人員職能的認知方面﹐‘象化思維’可以通過其獨特模式﹐把認知結論簡化為自然的人際關係﹐在這種沒有‘量化認知’的情況下﹐個人與國家機構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也就不能得到清晰的界定與劃分﹐所以﹐以此為基礎的法制人權思想在沒有思維土壤下也無法生根成型。甚至造成國家行為的個人化﹐就是以個人間的行為道德來代替國際間的活動﹐人與人之間的‘禮尚往來’就發展成為‘朝貢制度’﹐如下﹕

 

由以上筆者所選的行為例子中﹐我們通過‘象化符號系統’所作的說明﹐總結到‘象化邏輯’是在思維層面上導致結論產生的唯一原因﹐而思維過程的結論直接導致了我們所知的行為現象。因此﹐對‘象化思維’模式施行‘外科手術’的第一步﹐就是以‘象化邏輯’為目標開始。如果總結一下以上的思維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象化概念’的‘互屬性’與‘包容/遞進性’是兩個在以上行為中必要的‘象化邏輯’﹐而且前者的‘互屬性’ 是‘象化思維’的‘等價關係’﹐這種以‘模擬’為基礎的‘等價關係’與‘量化思維’的‘等價關係’﹐也就是‘演繹邏輯’或數學中的‘等價關係’在成立的前提上是不一樣的﹐我們知道這有違‘量化邏輯’﹐所以也是‘切除’的中心之一。而且‘互屬性’ 與‘包容/遞進性’的結合使用﹐就構成了‘象化概念’的‘擴散性’(如下)。因此﹐‘象化邏輯’中的‘互屬性’﹑‘包容/遞進性’和綜合兩者而成的

‘擴散性’就是在‘大戰略’下必須切除的‘象化邏輯’操作。但是﹐從本書可知﹐‘象化思維’的出現歸因於漢語文的使用﹐而恰好在漢字字形辨認的過程與造字原則上﹐都需要基於這種‘象化邏輯’的操作(如下)﹐這樣說‘象化思維’的根在‘漢字’﹐要對‘象化思維’ 的內容動

手術的話﹐不正是要對‘漢字’動手術嗎﹖這不就是要對漢字開戰﹐甚至徹底放棄使用漢字嗎﹖以筆者之見﹐漢字的廢棄是不可行和不應該的。從本書可知﹐漢字的使用除了發展出‘象化思維’模式外﹐也以漢語漢字的語言特點發展出‘杠杆作用’的思維技巧﹑漢字高度的‘符素性’是理解概念的利器﹐漢字除了發展出如‘互屬性’﹑‘包容/遞進性’等‘象化邏輯’外﹐也提高了大腦的‘取象模擬’能力﹐這種能力正是我們‘機智’的來源和具有較強‘模仿力’的基礎。所以﹐癈棄‘漢字’並不是明智之舉﹐在執行的技術上也近乎不可能﹐在文化情感上也是一件絕不容許發生的事情。不過﹐理性分析後認為漢字作為思維工具﹐仍然存在著一定的正面價值﹐這一點應該是漢字不能癈棄的主要原因。於是﹐在保留使用漢字的情況下﹐‘大戰略’的目標就必須要借助‘外力’來把‘象化邏輯’的‘互屬性’﹑‘包容/遞進性’與‘擴散性’的操作機會減到最低。如果﹐我們現在來回顧一下本書在‘人本哲學’部份中有關‘名家’的理論﹐就以公孫龍‘堅白離’的論點來看﹐這已是一次發生在距今二千年前對‘象化思維’模式的衝擊(如下)

但是‘象化思維’的基礎是建立在思維工具上﹐‘堅白離’式的理論不僅沒有推倒‘象化思維’模式﹐反而‘夭折’于萌芽之時﹐只能成為‘象化思維’文化現象中的一道小小漣漪。可見﹐‘象化思維’模式在當時﹐以及再經過兩千年漫長歲月的發展與鞏固後﹐將會是何等的堅固﹐這也為‘大戰略’的推行增添了更大的難度。不過﹐筆者相信﹐在我們完全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後﹐再解決問題的難道要比在沒有找到問題根源之前﹐而草草解決問題時的難道低得多。而剛才提到的‘外力’就是‘量化思維’﹐在‘外力’幫助下解決又要比沒有‘外力’的情況下﹐又再降低了難度。綜合以上諸因素﹐這就讓‘大戰略’的推行成為了可能。

        所以﹐對‘象化思維’模式所施‘外科手術’的第一個物件﹐就是‘象化邏輯’或‘象化概念’中的‘互屬性’﹑‘包容/遞進性’和‘擴散性’的思維操作。以及徹底取消以‘象化概念’作為思維操作中的‘概念’﹐取消‘象化邏輯’的推演方式﹐最後令‘循象而行’的思維模式﹐在沒有‘概念’與‘邏輯’可循的情況下﹐自然退出思維的操作舞臺。把‘象化思維’餘下的部份‘取象模擬’壓縮到只有‘類比’屬性的操作而沒有‘取象’﹐也就是把‘象化概念’ 的無限信息量收縮到只有基本概念的範圍﹐也就是只有‘漢字’的語意資訊範圍﹐全面限制‘象化概念’的‘擴散性’。我們只允許‘漢字’可以保留它在語意上的‘象化概念’性質﹐而也只有‘漢字’才可以是‘象化概念’。再把‘取象模擬’收縮到只有‘模擬’操作﹐具體來說就是對認知物件所包含的屬性進行總結歸納﹐因為‘模擬’能力與漢字的‘象化性’都是‘杠杆作用’的操作基礎﹐而‘模擬’能力同時也是我們對問題因素作特徵分析﹐然後迅速尋找到問題的缺

口﹐這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模式。本書所提及的‘司馬光救友’ 與‘草船借箭’故事就是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的經典案例。為了保持我們具有以上的思維優勢﹐‘模擬’操作絕對是一個我們應該發揚的思維能力。同時筆者相信﹐只要我們繼續使用漢字漢文﹐這種‘模擬’能力是可以保留的﹐以漢語文中的‘成語’(包括‘三十六計’計名式的‘成語’)所包含的人生理論﹑人生哲理與處事策略﹐在漢字的使用中﹐繼續會以‘杠杆作用’的型式提高我們在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這裏﹐我們引伸出如何對待古文經典的問題﹐就是對以古文經典型式出現的‘人本哲學’﹐我們在‘大思維’的目標下﹐如何處理這部份豐富的文化遺產。從本書中可知﹐‘人本哲學’是‘象化思維’以‘人’作物件發展的哲學理論﹐其中的論點都在‘象化思維’的操作下產生而成﹐其中的‘概念’為‘象化概念’﹐推理的方式是‘象化邏輯’﹐認知的模式也是‘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對‘人本哲學’的學習研究自然就成為了一種‘象化思維’的訓練﹐而且傳統的‘人本哲學’不僅是哲學思想﹐也是語文教材﹐更是‘科舉取仕’的考試大綱﹐所以傳統的學習方法是‘背誦’。因為古文是沒有西方式的語法法則﹐古文閱讀與寫作中的語法都來自個人的類比總結﹐傳統的學子必須在大量的背誦與閱讀中類比出語法則規﹐然後才能用於閱讀文章時的‘斷句’﹐找出句子中的‘虛實詞’和‘對仗句’後﹐才能解讀當前文章的內容。再者﹐當時‘八股文’的考試方式﹐範圍規限在‘四書五經’內﹐而且要求考生要‘代聖人立言’﹐在‘八股文’中要處處模仿聖人的語氣習慣﹐這就是一種‘模擬’操作。所以﹐考生必須在平時把‘四書五徑’與‘經史’內容熟記﹐才能做出一篇既有聖人語氣﹐又代‘聖人代言’的好文章。這就是傳統上以‘背誦’為主的學習方式與原因。除此之外﹐對‘人本哲本’為主的‘經史’﹐如能熟讀也能在生活中啟動起‘漢字’的‘杠杆作用’﹐對個人增加不少人生哲理與提供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例如﹐把《三字經》中‘養不教﹑父之過’背下來後﹐在背誦的當時因為年幾尚幼﹐那個人可能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這六個字與六個音節因為信息量不太的原因﹐很快就可以記憶到大腦中去﹐甚至永遠埋藏下來而永不磨滅。直至有一天﹐這個人成為了父親﹐大腦在思維操作時把這六個字喚出來﹐並與‘我’當時的父親身份作模擬﹐並且發現這句話中的道理對現時的人生階段有適用的地方﹐這句話可能成為了那個人的座右銘﹐可以時刻提醒他要做一個有責任的好父親﹐這就是背誦‘經史’所起到的‘杠杆作用’﹐其原理就如同‘三十六計’與‘成語’對思維能力所起的‘杠杆作用’一樣。但是﹐‘成語’不需要從背誦中獲得﹐主要來自平時的學習或閱讀﹐但是‘人本哲學’的內容更大﹐如果要求以背誦的方式來獲得的話﹐背誦所訓練的思維力主要是‘記憶’﹐而應用其中內容的能力是‘類比’﹐在‘大思維’的標準下﹐‘模擬’能力並非是一種主要的思維方式。再者﹐‘白話文’在西方影響下已發展出語法規則﹐而再不是通過大量背誦來總結的語法﹐古文的語法除了在‘成語’可以找到外﹐基本上對‘白話文’的語法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將來的‘白話文’也應該完全根據語法法則來規範﹐這樣的話﹐背誦對思維與語文水平就更起不到重要的作用了。但是﹐古文經典的內容﹐正如以上引用《三字經》作的例子﹐如果其中的部份內容仍然適用於現代的社會環境﹐我們也應該把它們搜集出來讓大家瞭解﹐成為‘人本哲學’的‘成語’(這種‘成語’不一定是‘四字’ 內容的﹐可以是古文短語﹐如‘君子好財﹐取之有道。《論語》’)。但同時我們也明白到傳統的理論﹐主要建立在‘象化思維’的認知和理論建立上﹐還有‘象化三段論’的推導方式﹐這樣就造成理論主要通過‘模擬’ 模式而形成﹐如‘忠孝’﹑‘修齊治平’的‘類比’關係一樣﹐但在‘大思維’下﹐只有‘量化思維’認知模式才能是唯一的認知方式﹐所以古文經典的內容只有經過‘量化’認知後﹐才可以把其中‘精華’部份保留下來﹐從而保證這些保留部份符合‘大思維’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到思維中的‘杠杆作用’﹐從而實現其中對人生處世的積極意義。

至於‘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在‘大思維’的意義下﹐我們應該意識到這種認知模式中的核心思維操作就是‘類比’模式﹐同時這也是‘象化三段論’的核心推導方式﹐‘八股文’中的說理機制。‘模擬’式的思維操作不應該再是認知事物的手段﹐而只能是解決問題或者是模仿學習的思維基礎而已﹐因為‘類比’的物件只能是‘屬性’﹐而最後的認知結論也只是‘屬性’上的認知﹐完全沒有在概念的內容上有所突破﹐以此為方式作推導也是一樣﹐不論是認知或推導的結論都會被過份‘簡化’或者完全不能看清物件的本質。例如社會﹑國家只是個人與家的延伸一樣﹐於是社會國家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也就得不到正確的發展﹐‘人情’關係也隨之而來。因此﹐‘象化思維’的認知和建立模式對‘大思維’不再適用﹐‘大思維’只能選擇‘量化思維’ 模式作為唯一的認知方法。

從本書的專章以及上面的說明模式可知﹐對新事物的認知﹐‘象化思維’只集中在提取其中的‘象化資訊’﹐也就是‘屬性’上。還有對新事物作‘模擬’的‘象化概念’也只限於現有‘象化概念’的範圍﹐這樣也令到認知的範圍不能跳出已知的認知水平﹐就算把新事物與某些模擬結果命名為新的‘象化概念’﹐令到下一次作認知時能夠使用到更多的‘象化概念’。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認知質量也沒有因此而提高﹐只是增加了‘屬性’的組合與名稱﹐正如‘八卦六十四象’一樣﹐由‘陰陽’兩儀開始﹐再怎樣衍生出‘八卦’與‘六十四象’﹐甚至更多的卦數﹐其中的本質也是‘陰陽’屬性﹐只是增加了‘兩儀’﹑‘四象’﹑‘八卦’等名稱﹐在以‘爻’為單位上增加了‘陰陽’的組合而已。再者﹐‘象化概念’的產生不需要‘確定性’﹐也就是不需要以符號﹑實驗﹑直覺或感覺器官對概念提供的‘確定性’。在‘量化思維’模式下﹐通過字母提供到‘音素’的‘確定性’﹔在數學上﹐作圖的線與點﹐提供到‘點線’這些‘量化概念’的‘確定性’﹐字母也提供到數學概念的‘確定性’﹔《聖經》提供到‘神’的‘確定性’﹔‘實驗’提供到現象與物質的‘確定性’等。在‘象化思維’模式中﹐‘確定性’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切的認知過程可以通過大腦思考來完成。‘漢字’已經成為了‘象化概念’的表記工具﹐也是‘象化概念’的指示符號。因此﹐‘象化思維’也沒有必要和衝動去探求概念後面的‘確定性’﹐於是﹐創制新的符號系統與採用親身實驗的方式也是不必要之舉。這種‘象化思維’認知模式的保守性﹐不僅令到‘象化思維’沒有探新冒險的行為﹐而且也不具備有效的方法認識新事物與現象﹐對人生觀下的生活行為也受到‘人生象’的限制﹐職業與生活方式的抉擇離不開‘富’﹑‘貴’與‘出人頭地’的考量。因此﹐‘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就不能再成為‘大思維’裏的認知方式﹐只有‘量化認知’才是‘大思維’中唯一的認知模式。至於‘人生象’等‘象化概念’﹐筆者相信它們也會慢慢隨著‘量化認知’能力的提高而消失於‘人生觀’的舞臺﹐最後不再成為‘人生觀’的主要部份。

        如果﹐我們再仔細分析一下‘象化思維’認知模式中的‘象化邏輯’操作﹐我們可以發現‘象化概念’的‘擴散性’是其中的主要邏輯推演。這樣說明﹐只要我們徹底摒棄‘象化邏輯’的話﹐這種認知模式也可能不再運作。但是﹐筆者歸納這種模式的用意﹐在於強調這種模式的模式意義﹐它通過現有的‘象化概念’對認知物件作‘類比’後﹐然後再歸納出屬性作為認知結果﹐這種方式也可視之為‘歸納法’。‘歸納法’在思維操作上的地位與‘演繹法’並列﹐成為人類邏輯的兩大元素。所以﹐很多人把東方思維簡單的說成是‘歸納思維’﹐而‘西方思維’則是‘演繹思維’﹐這種說法沒有太大的錯誤﹐總的來說指示了兩者的思維特點﹐但並不是全部的內容。人類思維的操作一定基於概念才能進行﹐不論是‘象化思維’與‘量化思維’﹐兩者都有‘循象(或‘量’)而行’的思維模式﹐後者的‘量化思維’在認知或解決問題的時候﹐必須要從‘量化概念’開始﹐如果找不到‘量化概念’就等於找不到‘敵人’一樣﹐變得‘無從入手’。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無從下手’而延誤瞭解決問題的時機﹐令到問題發生惡化﹐對此‘量化思維’似乎感到無能為力了﹐就好像發生在中世紀時歐洲的‘黑死病’一樣﹐以當時的醫學水平﹐西方人找不到‘病原’—‘量化概念’﹐也就只好眼看著大量的人命死亡而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就可以派上用場﹐以中醫的‘八綱辨證’﹐把病人的外部病症歸納進現有的‘八綱’屬性內﹐然後對‘證’治病﹐這也許就是中國歷史上不曾發生大規模‘瘟疫’的原因﹐而西方的‘黑死病’也是來自東方的蒙古大軍把它帶到西方來的。

在‘大思維’的意義下﹐‘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在解決逼切問題上﹐對‘量化思維’起到了補其不足的作用﹐或許﹐這就是胡適先生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道理。以‘大思維’的方式解讀﹐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在‘量化思維’認知模式無能為力的情況下﹐以‘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提出大膽的解決方案﹐首先把問題解決後﹐再以‘量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對解決方案與問題本身進行詳細認知﹐然後獲得普遍性的解決方案。不過﹐這種情況只允許發生在‘必要’的情況下﹐‘大膽假設’的思維方式來自‘象化思維’﹐‘小心求證’的方式來自‘量化思維’﹐而在其他的情況下﹐‘量化思維’的認知模式仍是唯一的認知方式。在以上有關瘟疾的例子中﹐歷史上的中醫只做到了‘大膽假設’這一步﹐但還需要在解決問題後作‘小心求證’﹐找到疾病的源頭而製造出可以克制病原發生的普遍療法﹐這才算完成整個認知的過程。因為﹐只有‘量化思維’的認知模式才可以帶來認知上的突破﹐而‘象化思維’的方法則不能製造出這種認知突破的效果﹐後者有利於解決問題而多於認知物件﹐所以一個不能用前者來解決的問題﹐就算以後者的方式解決﹐但在認知上﹐這也是一個未解之‘謎’﹐人類應該永遠為解‘謎’而努力﹐而不應以‘玄學’或單純的‘屬性’而概之。今天人類不能解開的問題﹐只是因為認知能力的不足﹐而只有以‘量化思維’的方式解開謎題後﹐人類的認知水平才能出現突破﹐所以‘問題’的出現也就是認知突破的‘曙光’。總的來說﹐這就是以‘量化思維’為‘主’和‘象化思維’為‘副’的方式﹐造成在認知模式上的平衡﹐從而構成‘大思維’的認知模式。

        以上﹐我們已經對‘象化思維’模式在‘大思維’裏扮演的角色﹐定下了一定的原則。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         放棄‘象化邏維’﹐具體包括‘象化概念’的‘互屬性’﹑‘包容/遞進性’與‘擴散性’。

*         保留以歸納事物‘屬性’為目的的‘類比’ 操作。

*         把‘象化概念’ 的‘取象’物件限制在‘漢字’上﹐繼續發揮‘象化思維’的‘杠杆作用’。收縮‘象化概念’ 的‘資訊’量﹐以‘量化概念’認知原有的‘象化概念’﹐如‘人生象’等。

*         以‘量化認知’作為唯一的認知模式﹐只有在‘必要’情況下﹐才使用‘象化認知’來解決問題。

 這樣‘大戰略’其中一部份的工作﹐就是落實以上的目標。但是﹐以上的內容涉及到在思維層面裏的操作﹐在‘思維’上動外科手術﹐例如切除‘象化邏輯’與限制‘象化概念’等﹐這些在個人大腦中進行的‘無形’動作﹐抓不到看不見﹐只有反映在行為時才有機會瞭解到它們的存在。這樣﹐我們又怎樣下手做這手術呢﹖這工作的確存在著一定的難度。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首先我們要讓‘思維’出現在我們眼前﹐然後按照以上的指引為標準﹐審核‘思維’操作﹐通過的才可以執行。第二種方法是﹐因為我們已經明白到‘量化思維’與‘象化思維’是兩種相反的思維方式﹐所以提高‘量化思維’能力﹐自然對‘象化思維’起到抑制作用。還有思維的產生來自思維工具的使用﹐這思維工具就是語言文字與符號系統﹐為了提高‘量化思維’﹐我們應在視英文為‘思維工具’的意義下﹐提高英文能力﹐進一步修改漢語漢文﹐令到其語文模式更接近‘量化思維’模式﹐最後就是發展‘符號’系統﹐完全掌握‘量化思維’模式。總結如下幾點﹕

*         通過‘符號系統’表達與分析思維過程﹐目的主要是解構‘象化思維’過程﹐在把思維結論付諸行動之前﹐確認思維操作中沒有‘象化思維’的成份﹐保證其中沒有‘象化邏輯’作用的環節。

*         訓練‘量化思維’分析﹐掌握‘量化概念’﹑‘量化邏輯’和‘量化分解’等要點。

*         視英語文為‘思維工具’﹐提高英語能力﹐而且主動發展英語文。

*         對漢語文作有必要的修改﹐使其更接近‘量化思維’模式。

*         發展‘符號系統’﹐全面釋放出‘量化思維’的認知能力。 

發展可以分析‘象化思維’的符號﹐例如本書中出現的‘象化符號系統’可以算是一個開始﹐但這套符號系統也存在著繼續完善與開發的空間。不過﹐‘象化符號系統’已經讓讀者瞭解到﹐使用‘符號’可以仿真思維過程的可能性﹐可以讓我們完全瞭解整個的思維操作﹐這思維操作包括從認知問題的條件開始﹐直到最後的結論。在‘符號’的指示下﹐其中的步驟與細節都能一一呈現﹐毫無遺漏。假如﹐在行動之前﹐把導致行動的思維過程以符號演示一遍﹐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概念是否有‘象化概念’﹐引用的邏輯中有多少是‘象化邏輯’﹐其間有沒有牽涉到‘互屬性’﹑‘包容/遞進性’﹑‘擴散性’或‘代表性’(‘代表性’可以視之為另一種的‘互屬性’) 。如果思維的結論依賴於‘象化邏輯’的話﹐我們就有必要考虛是否要執行這個思維結論﹐把它付諸於行為。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到‘符號’作為思維分析的工具和具備了‘大思維’的意識﹐這樣昔日的‘大躍進’﹑‘大煉鋼鐵’或‘語言暴力’等事件就有可能避免在將來重演。這就是借用‘符號’對‘象化思維’作限制的目的﹐除了可以分析出思維中包含有‘象化思維’的程度外﹐使用圖框式符號也可以指示一些不容易‘量化’的概念﹐例如在‘流程圖’中圖框內的資訊等﹐這也可以算是一種‘收縮’了的‘象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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