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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量化思维’[繁體版]

循‘量’而行﹕

        从本书的论述得知﹐‘量化思维’的操作离不开‘符号’的使用﹐从‘量化思维’的特点可见﹐‘量化思维’的定义原则﹐让‘符号’通过定义过程来指示‘量化概念’和‘逻辑量化点’﹐而只有‘符号’才能正确的指示‘量化概念’和‘量化关系’中的‘演绎逻辑’﹐而日常语言中语意的暧昧性﹐以及语法来自习惯性的使用方式﹐都不利于大脑提炼‘量化概念’与‘量化逻辑’﹐导致不利于开展‘量化思维’操作。我们今天使用的‘数学符号’在达到现有的水平之前﹐在西方世界中已发展了差不多四百多年﹐但当发展成型后﹐大约自十七世纪开始﹐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就马上发生了变化﹐继而刺激到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西方的发展把西方之外的文明完全抛在身后。‘符号’发展所带动的思维革命是其中关键的因素﹐就算迄今﹐‘数学符号’的内容在不同的数学领域中﹐也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最终希望能够产生一种可以完全指示概念与概念关系的符号系统﹐就像我们日常的语言一样﹐它的目的不在取替语言﹐而在分析思维和拓展认知的深度﹐也可以作为人工智能的思维工具。因此﹐掌握‘量化思维’离不开掌握‘符号’的使用﹐而且认知事物的方式﹐应该放在使用‘符号’上﹐而加深认知的层面只有来自进一步‘量化分解’现有的‘量化概念’﹐对表记新分解的‘量化概念’自然催生出新的‘符号’表记型式。这应该是一个存在于‘大思维’中的认知模式﹐以建立新‘符号’系统来认知新事物。

在概念世界中﹐指示‘量化概念’的是‘符号’﹐包括指示其关系—‘逻辑量化点’。如果﹐把‘量化概念’反映在物质世界时﹐这就是‘工具’﹐多个‘工具’组合而成就成为了一台机器(包括‘软硬’体两方面)﹐多个机器的组合就是一个系统。正如﹐只有新符号可以正确指示新概念一样﹐只有专门的工具才是有效完成工作的利器。一个看似微细的工作﹐就让一个新设计的‘工具’来完成。发明‘工具’的意识将会提高‘量化’分析的要求﹐而只有把问题完全转换成‘量化概念’时﹐新的‘工具’才能以对应‘量化概念’的型式而产生。在‘工具’之外﹐使用‘工具’的动作指引也就是‘量化逻辑点’的反映﹐令到‘工具’在合理的步骤下达到最高的有效性﹐这无疑就是一种良性循环的‘量化思维’操作。如果把这种‘量化思维’的训练模式用在人事管理上﹐把工作任务完全‘量化分解’后﹐让每一个劳动单位在‘量化逻辑点’—工作指引下执行工作﹐让工作任务﹑劳动单位与工作系统构成一个‘系统’﹐让‘系统’来解决问题而非个人的能力。综合而论﹐如果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就针对‘系统’设计的合理性﹐通过改良或发明新的‘工具’来完成﹔对于‘认知’水平的提高﹐新的‘符号’系统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样﹐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有关‘量化思维’的训练模式﹕

*         以新‘符号’ 系统开拓认知水平。

*         以新‘工具’ 与‘指引’ 来提高效率。

*         以建立‘管理系统’ 来完成任务。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以上的‘模式’来刺激‘量化思维’的思维活动﹐最后形成‘循量而行’的思维模式﹐让‘符号’﹑‘工具’与‘系统’来规划个体的智力与体力。这样少数个人的智力﹑技术﹑意志力就不再成为社会总体成就的决定因素﹐而只有提高认知能力与水平才能成为社会总体成就的真正因素﹐而‘量化思维’的认知能力也就是个中的关键。

 

英语﹕

从本书的论述中可知﹐‘量化思维’模式产生于‘印欧-屈折语’﹐而英语作为‘印欧-屈折语’的最简型式﹐在英美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成为了当然的‘世界语’。但是﹐英语对我们的意义﹐不应只是停留在语言交流或吸收国外信息的层面上﹐而应该作为‘思维工具’来掌握﹐交流的目的也是其次。因为交流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个国人都可拥有﹐在生活中并非随时有使用英语作交流的机会﹐一旦有出国机会或者因为工作而需要使用英语﹐在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前提下﹐个人只要加紧一下进修﹐往往就可以达到需要的交流水平﹐如果有身在海外的机会﹐只要个人愿意多读多讲多练习﹐英语水平是可以很快提高的。不过﹐毕竟在国内使用英语的机会还是较少﹐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发挥空间也就有限。至于说到以英语作为吸收海外信息的工具﹐在今天信息发达的年代﹐在电视电影或互联纲上就可以随时接触到英语﹐不过这部份英语信息还是可以通过翻译途径而获得﹐以汉文的语意与造词能力﹐完全可以从释本中吸收到近乎全部的信息内容﹐而且以一个或数个翻译专才作翻译﹐然后把翻译结果传播开去﹐这样也省去了每一位读者边读边翻译的工作﹐另外﹐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翻译专才们的水平。如果﹐没有这种水平的阅读者﹐有可能不能完全吸收到全部的信息内容﹐如果具有相同的能力﹐在信息的质与量方面﹐也只能达到相同的信息水平﹐但是个人在英语学习方面就必须花去较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是花在英语学习上﹐并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上﹐在英语世界里每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已先天具备了这种能力﹐这样他们就可能把较多的时间花在认知能力方面。

    现在﹐我们意识到英文作为思维工具在历史上形成了‘量化思维’﹐而西方能把英语推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正是发挥了‘量化思维’的优势。因此﹐英语的价值在于它是思维的工具﹐而非交流的工具。在‘大战略’的意义下﹐她应该扮演‘量化思维’的促进者﹐这才是英语能占有‘大战略’中一席之地的原因。作为思维工具的英语﹐在本书的专章里﹐我们了解到英语有严格的语法规范﹐语法规范令到英语虽然在简化后﹐也能保存着昔日屈折语句子中语意与语法上的严密性﹐还有英语句子的‘层次性’﹐来自单词中‘音-意素’模式的放大﹐这种‘层次性’同时制造出汉语不能达到的语意表达能力。在英语的字母与语法结构中带着‘量化思维’的‘三段论’﹑‘定义性’与‘确定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古希腊的年代﹐就是从英语的同语类祖先古希腊语中推导出来而构成了‘量化思维’的核心元素。因此﹐英语的语法结构与‘音-意素’特点正是‘量化思维’的源头与载体﹐西方人以英语及以其同类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时候﹐‘量化思维’就能够在大脑中形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语言的使用保证到‘量化思维’模式的执行﹐这反映在语法一贯的严仅性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英语被‘非量化思维’的群体所采用的话﹐代表‘量化思维’模式的英语语法因为与使用者的思维模式存在异质性而互相抵触﹐这样使用者往往只采用英语的词汇发音﹐作为句子的主体—主谓宾部份﹐但是语法可能还是使用者的固有语法﹐或者造成不严慬的英语语法结构。新加坡口语英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新加坡英语结合了华语与马来语语法后﹐形成的一些常见英语句子﹕
This country weather very hot, one. — 这个国家天气很热。

Yesterday got so many people! — 昨天人真多!

Play soccer he very good. — 踢足球他拿手。

That person there cannot trust. — 那边那个人信不过。

This house very nice. — 这个房子很好看。

He talk for so long, even I ask him stop also never stop. —他讲了很久﹐就算我叫他停﹐他也不停。

在中美洲以非洲黑人为主的国定﹐如牙买加﹐他们以非洲的语法方式融合成一种独特的‘英语’﹐这种现象也出现在美国黑人英语里﹐例句有﹕

I don’t care what anyone tell you, going to England be good for it going raise your mind. For you going see what England do for sheself.

No ton rait, skuul zuon begin, no enta, kip lef.

You just leave me, me sit here….he see me sleep, and I no catch him….me willing now take good flogging.

I telling, I seen…..I done tell….

虽然英语在语言发展史中的剧烈简化是受到北欧维京人﹑丹麦人与东面诺曼底人的入侵所造成﹐但是所有的人侵者都讲共同语系的‘印欧-屈折语’﹐所以简化的结果没有影响到语法结构﹐只是导致语法语格的简化过程。在这过程中﹐介词的大量引入与固定语序保证了语法结构的不变性。笔者在这里想带出的论点是﹐语言模式既可以在长时间下孕育出思维模式﹐反过来﹐思维模式也打造出语言模式。于是﹐当‘量化思维’模式的英语引入到异质性的思维模式后﹐在一定时间的混合作用下﹐原来的英语模式开始褪变而倾向于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背后有整个社会模式作支撑﹐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是外来的无根之物﹐只是一种可换可弃的工具而已﹐它只能服从于工具的使用者﹐发挥语言在交流与传达信息上的作用。因此﹐非洲裔的美洲人因为带有原有的思维方式﹐所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另类特色的黑人英语﹐而欧洲裔的美洲人﹐主要是不列颠群岛的移民﹐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修改英语模式﹐他们在美国新大陆所讲的英语﹐还是相同语法结构的英语﹐只是作为新生国家的人民﹐美国人以破旧立新的精神面貌令英语在音形素方面更加标准化﹐提高了英语的易学性与使用上的便利性﹐但还是完全保留了英语的语法模式。而且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语法研究机构﹐对来自英国的传统英语作出深入的研究﹐令美国的英语能够符合正规的语法模式。因为语法模式代表的是思维模式﹐在思维与语法模式的一致性下﹐虽然没有对思维工具作修改的必要。但是﹐思维在非正规的语法使用下有可能导致思维模式的偏移﹐这有可能令到美国社会脱离出‘量化思维’模式﹐这的确是美国政府与学术界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综观自盎格鲁-萨克逊入侵开始﹐到现在美式英语风靡全球的英语历史﹐我们看到英语的发展是一段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段永远演进的历史。因此﹐我们预见将来的英语较之现在的英语会有所不一样﹐就等于今天的英语较之数十年前的英语一样﹐但英语在‘量化思维’模式下﹐总是倾向于更合理化的状态﹐美式英语的简化与标准化也是‘量化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同时﹐改革后的英语将会更适合成为‘量化思维’的思维工具﹐提高‘量化思维’的操作效率。

        现在‘大思维’的理想就是要把‘量化思维’引入到我们的思维模式中来﹐以‘量化思维’模式限制‘象化逻辑’的运作。在以推动‘大思维’为目标的‘大战略’方案里﹐英语作为思维工具就有必加入到我们的思维操作中﹐在潜移物化下推动‘量化思维’的倾向性。所以﹐英语的价值就要它的思维功能性﹐也就是思维模式在语言方面的对应体—语法。既然﹐英语可以推动‘量化思维’模式﹐而‘量化思维’模式正是西方成功的核心要素﹐‘量化思维’的认知模式不仅是现在﹐也是将来对新事物最成功有效的认知模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竞争能力也就取决于认知能力的高低。中国文明的先行是因为汉语的孤立性产生具有‘音形意’一体的汉字﹐汉字的‘符素性’令到中华先民可以较快认知概念的本质﹐例如首先掌握‘十进制’的使用﹐汉字的‘象化性’建立起‘象化思维’模式﹐‘象化思维’令到先民在短时间内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文化技术与哲学﹐思维上的‘杠杆作用’令到中国人可以通过‘语言’来解决技术操作问题﹐也令到解决问题的思考力得到扩展。但是﹐‘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在另一方面却是保守的﹐而且也不是对对象作本质上的认知﹐这也就是‘象化思维’在历史上固步不前的原因。相反﹐在欧洲的历史里﹐‘量化思维’形成自古希腊人首先创制出‘完全表音’字母系统﹐基本上‘量化思维’的模式自此已经形成﹐从古希腊人到罗马人﹐再到后罗马时期的欧洲人﹐‘量化思维’似乎一直在寻找着解释世界的‘量化概念’﹐一旦把这个‘量化概念’完全集中在宗教上﹐宗教思想将渗入到社会乃至学术思想的每一个角落﹐中古的黑暗时代开始了。直至各个语言在历史磨擦中得到简化﹐从语文的简化启发到另一种思维工具的形成﹐这就是‘数学符号’。‘数学符号’的出现打破了语言作为思想工具的不清晰性﹐最后把思维中的概念与概念关系让符号指示出来﹐完全释放出思维的力量﹐古希腊的学术文化在这种成熟的‘量化思维’模式下得到重新开发。‘量化概念’因而从纯神学的概念上一步步按着古希腊人建立的‘公理体系’向不断分解的‘量化概念’或新生的‘量化概念’上转移﹐而这种不断分解与新生的过程﹐也就是认知不断向前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永远不可能停止的﹐这就是‘量化思维’的威力。

        为了得到这种认知能力﹐在‘大战略’中的一环就是把以英语培养‘量化思维’﹐这就需要把英语移进文化的生命中﹐成为本身文化生命的一部份而再不是一种‘外语’。但是﹐英语不能取替汉语﹐也不应该取代汉语。汉语已经给予我们在某方面的思维优势﹐而我们希望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还有汉语在单词为单位的语意表达能力要比英语还要高﹐也就说汉语具备了更强大的造词能力﹐这一点对认知后命名新概念是相当重要的﹐汉语的不足之处在句子的结构上﹐不能达到英语以句子为单位的表意功能。但是﹐后来的‘白话文’在模仿西方语法与句子结构性方面已经大大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加强了语意间的逻辑性。因此﹐在汉语还没能达到英语在各个方面的语法语意表达力时﹐英语对‘大思维’仍具有促进作用﹐或者因为汉语与英语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她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所以﹐英语也就永远需要与汉语并存并行。同时思维操作也更需要依靠‘符号’而非日常语言﹐就好像数学符号一样﹐全世界操不同语言的人类在考虚数学问题时的思维就被这套符号统一起来﹐不过符号系统如同语言一样﹐也是永远演进的思维工具。所以﹐笔者在以上所提有关以创制符号来认知新事的观点﹐就是基于这种符号特性而成立。汉语比英语具有更强的组词能力﹐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英语来学习新概念﹐英语概念在意释后就可以完全理解﹐而不需要音释﹐除非一些很特别的‘概念’(如‘boycott(杯葛) 意指以‘联合国方式的制裁’﹐这个词源来自一位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英国土地代理商 Charles C. Boycott﹐以他的姓而命名。)

思维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概念’﹐这些‘概念’包括‘主谓宾’语。如果﹐在大脑中有部份的概念来自英语﹐而另一部份是汉语﹐在处理这些思维操作时﹐大脑有可能需要使用两套的语法规则来解读英语词与汉语词里的信息﹐这样就造成思维操作效率的下降。因为﹐我们生活在以汉语为主的环境内﹐汉语模式自然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式﹐但是假如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是英语方式的概念﹐在大脑中也未能够形成完全的英语式思维来解读这些英语概念﹐这些英语概念对于大脑来说就只能具备表面的符号意义﹐有如音释的英语单词一样﹐它们都没有语意上的形象性。例如﹐在清末时﹐中国人把‘电话’释成‘特律风’﹐后来才采用日本人的汉字词‘电话’。‘特律风’对‘电话’﹐虽然我们在了解过‘电话’的概念后﹐也能明白甚么是‘特律风’﹐不过﹐名词‘电话’不但能达到同样的功能﹐而且单词中每一个汉字都可以被理解﹐于是对思维起到了更多的启发作用﹐完全能掌握到概念包含的信息﹐也能够发挥到‘象化思维’的‘杠杆作用’。其实﹐电话的英语词‘telephone’, 其中包括两部份来自希腊语的‘音-意素’﹐‘tele- ’表示‘远距离’﹐而‘-phone ’表示‘声音’﹐合起来的意思与汉字词‘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就是出于思维操作的原因﹐香港社会因为在学校里学习英语式的概念﹐但是社会的语言环境却是百分百汉语式的﹐这样令到从学校学到的学术概念不能完全被汉语思维所理解﹐发挥不到思维操作的有效性。例如在物理学中的英语名词术语﹐举例其中几个如下﹕

Momentum: 动量

Potential Energy: 位能

Kinetic Energy﹕动能

Velocity: 速率

Speed: 速度

Work Done: 做功

Power: 功率

Force:

Displacement: 位移

Distance: 距离

如果学生没有培养出足够的英语思维能力﹐他们对以上概念的理解就只能以教科书中上文下理为根据﹐而不能从术语的字面来帮助理解﹐这样英语的字面对大脑思维来说﹐就如同一片只有‘空白’语意和‘陌生’的‘符号串’﹐这种‘符号串’不仅不能起到理解和细化概念信息的作用﹐更不能提供‘杠杆作用’式的联想理解。但是﹐假如把它们转换作汉语式的术语﹐对汉语思维的学生来说﹐术语的‘字面’不单适合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且细化了概念之间的差别﹐如‘速率’ 与‘速度’﹐我们从术语已经明白两者与‘运动的速度’有关﹐但是前者的‘速率’有别与‘速度’﹐这样我们只要再作进一步了解‘率’ 与‘度’的差别就可以区分﹐‘速率’与‘方向’有关﹐是一个带‘空间性’的‘矢量’概念﹐而‘速度’就完全没有‘空间性’。又如﹐PowerEnergy﹐作为汉语思维的我们﹐很难从英语字面分出两者概念上的差异﹐但是换作汉语术语﹐‘功率’与‘能量’之后﹐两者的概念差异就一目了然了﹐从‘功率’的‘率’ 中﹐我们理解到这与‘时间’有关﹐所以‘功率’又有别与‘做功’的‘能量’﹔同样道理﹐MomentumKinetic Energy以英语来理解﹐只能理解到后者与能量有关﹐但是相同之处就不明显了﹐如果换作汉语术语﹐‘动量’与‘动能’一看能明白﹐两者与‘运动’的程度有关﹐而后者是运动中的能量﹐前者是另一种计量运动程度的方式。总而言之﹐对汉语思维的学生来说﹐理解与语言思维方式不一样的英语概念﹐不仅没可能利用到现有的汉语思维力(这是大脑主要的思维能力) ﹐还需要花上更多的思维力来理解与记忆概念﹐多余的精力往往需要花在理解本来通过汉语术语的‘字面’就已经可以理解的概念﹐这样的学习就没有趣味性了﹐而且也没有思维操作上的效率可言。于是学生就把学习方式从理解学习转移成为记忆学习﹐走上死记硬背的道路﹐‘死记硬背’就成为了敷衍考试的‘快捷方式’。学习语言上的阻力也就是思维的阻力﹐长此下去﹐这种对学术概念的思维阻力﹐也就造成了香港社会缺乏学术土壤的现象﹐以及不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香港市民因此较倾向于认知商业与生活方面那些较为直接的概念﹐而不是带有更深入和大量信息的学术概念﹐如科学概念等。我们还记得在本书提到有关英国学术因为采用了牛顿式的微积分符号﹐而令英国学术水平曾经落后欧洲同行一段距离﹐可见不论是符号还是语言文字﹐只要它们是思维工具的一种﹐就一定要小心挑选来使用。如果用上了没有效率的工具﹐整个社会就需要付出在认知水平上落后的代价﹐而社会整体落后的代价有可能就是令整个社会在竞争中‘挨打’。所以在面对使用何种思维工具时﹐也就要三思而行。假如使用上了有效的思维工具﹐整个故事的结局也会不一样。请看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对比香港﹐她在科技学术方面的成就也就高出很多﹐台湾制造的信息科技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这种现象说明﹐思维操作首重一致性﹐也就是以统一的语言作为思维操作的方式。英语在任何的情况下也不能取代汉语作为思维工具﹐除非英语能力达到了成为主要思维工具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英语语境下生活较长的一段时间才可能达到。

作为双语人才对社会提供到的是一种技术操作式的信息转换作用﹐而并非是以认知信息为手段﹐从而提供到对技术作革新的作用。不过﹐人类各文明之间的竞争历史告诉我们﹐后者以认知为本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       

        要满足到以上的各个条件﹐又需要引入英语来促进‘量化思维’﹐这就给‘大战略’的设计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需要把英语划分为英语语法与英语使用﹐把社会划分为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首先﹐在社会上虽要设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对英语语法作全面的研究﹐英语的根源在欧洲﹐其中有很多来自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成份﹐这个机构的工作与外国以英语为母语的语法机构一样﹐研究英语及欧洲语言的发展﹐审核制定当代的英语语法﹐包括用英语制造新词﹐并且定立将来的英语语法﹐就是参与发展英语的工作。这个机构可以是联合各大学或其它的学术机构﹐甚至传媒出版系统﹐把国外的信息第一时间翻释成汉语数据﹐让国人能够更全面的吸收外国信息。同时﹐也把汉语信息翻译为英语介绍到海外去。除此﹐以英语为媒体﹐制定有关国内的信息﹐这包括电视﹑电台和报纸等传媒信息﹐目的是制造一个与社会完全对照的英语语境﹐因为很多的英语信息可能来自国外﹐讲的是国外发生的新闻﹐读起这样的新闻没有一种置身其中的亲切感﹐更不能以身处当时环境的亲身经验来理解新闻里的英语信息﹐这就是所谓的‘语境’﹐到海外学英语比较有效﹐这是因为可以在语境中学习英语﹐亲身体验英语的语意和使用英语。这是有关社会层面的英语﹐至于个人层面的英语﹐就是以英语语法为重点﹐学习使用正确的英语语法﹐学习英语的同时也了解英语的发展历史﹐以及英语里的‘音素’对‘意素’的表达作用﹐也就是对英语中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前后缀有一定的了解﹐从音意素中了解语意﹐就如同汉字语意可以从部首那里理解一样。为了保证大脑能掌握英语语法﹐英语的写作和演讲(包话会话)就是重点评核的方式﹐这就是通过书面写作与口语表达作为练习的方式来掌握英语语法和英语逻辑。因为如果在口语表达的时候﹐能够讲出合乎语法的英语﹐这必须要对英语语法有一定的掌握程度才能做到﹐最好就是能够使用英语语法作思维﹐这样才能在口头上讲出正确的英语﹐在书写上也有同样的道理。对以上的观点﹐可用以下的图例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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