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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 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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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量化思維’[簡體版]

循‘量’而行﹕

        從本書的論述得知﹐‘量化思維’的操作離不開‘符號’的使用﹐從‘量化思維’的特點可見﹐‘量化思維’的定義原則﹐讓‘符號’通過定義過程來指示‘量化概念’和‘邏輯量化點’﹐而只有‘符號’才能正確的指示‘量化概念’和‘量化關係’中的‘演繹邏輯’﹐而日常語言中語意的曖昧性﹐以及語法來自習慣性的使用方式﹐都不利於大腦提煉‘量化概念’與‘量化邏輯’﹐導致不利於開展‘量化思維’操作。我們今天使用的‘數學符號’在達到現有的水平之前﹐在西方世界中已發展了差不多四百多年﹐但當發展成型後﹐大約自十七世紀開始﹐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就馬上發生了變化﹐繼而刺激到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西方的發展把西方之外的文明完全拋在身後。‘符號’發展所帶動的思維革命是其中關鍵的因素﹐就算迄今﹐‘數學符號’的內容在不同的數學領域中﹐也處於不斷發展的狀態中﹐最終希望能夠產生一種可以完全指示概念與概念關係的符號系統﹐就像我們日常的語言一樣﹐它的目的不在取替語言﹐而在分析思維和拓展認知的深度﹐也可以作為人工智慧的思維工具。因此﹐掌握‘量化思維’離不開掌握‘符號’的使用﹐而且認知事物的方式﹐應該放在使用‘符號’上﹐而加深認知的層面只有來自進一步‘量化分解’現有的‘量化概念’﹐對表記新分解的‘量化概念’自然催生出新的‘符號’表記型式。這應該是一個存在於‘大思維’中的認知模式﹐以建立新‘符號’系統來認知新事物。

在概念世界中﹐指示‘量化概念’的是‘符號’﹐包括指示其關係—‘邏輯量化點’。如果﹐把‘量化概念’反映在物質世界時﹐這就是‘工具’﹐多個‘工具’組合而成就成為了一台機器(包括‘軟硬’體兩方面)﹐多個機器的組合就是一個系統。正如﹐只有新符號可以正確指示新概念一樣﹐只有專門的工具才是有效完成工作的利器。一個看似微細的工作﹐就讓一個新設計的‘工具’來完成。發明‘工具’的意識將會提高‘量化’分析的要求﹐而只有把問題完全轉換成‘量化概念’時﹐新的‘工具’才能以對應‘量化概念’的型式而產生。在‘工具’之外﹐使用‘工具’的動作指引也就是‘量化邏輯點’的反映﹐令到‘工具’在合理的步驟下達到最高的有效性﹐這無疑就是一種良性迴圈的‘量化思維’操作。如果把這種‘量化思維’的訓練模式用在人事管理上﹐把工作任務完全‘量化分解’後﹐讓每一個勞動單位在‘量化邏輯點’—工作指引下執行工作﹐讓工作任務﹑勞動單位與工作系統構成一個‘系統’﹐讓‘系統’來解決問題而非個人的能力。綜合而論﹐如果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就針對‘系統’設計的合理性﹐通過改良或發明新的‘工具’來完成﹔對於‘認知’水平的提高﹐新的‘符號’系統是關鍵中的關鍵。這樣﹐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三點有關‘量化思維’的訓練模式﹕

*         以新‘符號’ 系統開拓認知水平。

*         以新‘工具’ 與‘指引’ 來提高效率。

*         以建立‘管理系統’ 來完成任務。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以上的‘模式’來刺激‘量化思維’的思維活動﹐最後形成‘循量而行’的思維模式﹐讓‘符號’﹑‘工具’與‘系統’來規劃個體的智力與體力。這樣少數個人的智力﹑技術﹑意志力就不再成為社會總體成就的決定因素﹐而只有提高認知能力與水平才能成為社會總體成就的真正因素﹐而‘量化思維’的認知能力也就是個中的關鍵。

 

英語﹕

從本書的論述中可知﹐‘量化思維’模式產生於‘印歐-屈折語’﹐而英語作為‘印歐-屈折語’的最簡型式﹐在英美文化的影響下﹐已經成為了當然的‘世界語’。但是﹐英語對我們的意義﹐不應只是停留在語言交流或吸收國外資訊的層面上﹐而應該作為‘思維工具’來掌握﹐交流的目的也是其次。因為交流的機會並不是每一個國人都可擁有﹐在生活中並非隨時有使用英語作交流的機會﹐一旦有出國機會或者因為工作而需要使用英語﹐在有一定英語基礎的前提下﹐個人只要加緊一下進修﹐往往就可以達到需要的交流水平﹐如果有身在海外的機會﹐只要個人願意多讀多講多練習﹐英語水平是可以很快提高的。不過﹐畢竟在國內使用英語的機會還是較少﹐英語作為交流工具的發揮空間也就有限。至於說到以英語作為吸收海外資訊的工具﹐在今天資訊發達的年代﹐在電視電影或互聯綱上就可以隨時接觸到英語﹐不過這部份英語資訊還是可以通過翻譯途徑而獲得﹐以漢文的語意與造詞能力﹐完全可以從釋本中吸收到近乎全部的資訊內容﹐而且以一個或數個翻譯專才作翻譯﹐然後把翻譯結果傳播開去﹐這樣也省去了每一位讀者邊讀邊翻譯的工作﹐另外﹐並非每一個人都能達到翻譯專才們的水平。如果﹐沒有這種水平的閱讀者﹐有可能不能完全吸收到全部的資訊內容﹐如果具有相同的能力﹐在資訊的質與量方面﹐也只能達到相同的資訊水平﹐但是個人在英語學習方面就必須花去較多的時間﹐而這些時間是花在英語學習上﹐並非認知能力的提高上﹐在英語世界裏每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已先天具備了這種能力﹐這樣他們就可能把較多的時間花在認知能力方面。

    現在﹐我們意識到英文作為思維工具在歷史上形成了‘量化思維’﹐而西方能把英語推向世界每一個角落﹐正是發揮了‘量化思維’的優勢。因此﹐英語的價值在於它是思維的工具﹐而非交流的工具。在‘大戰略’的意義下﹐她應該扮演‘量化思維’的促進者﹐這才是英語能佔有‘大戰略’中一席之地的原因。作為思維工具的英語﹐在本書的專章裏﹐我們瞭解到英語有嚴格的語法規範﹐語法規範令到英語雖然在簡化後﹐也能保存著昔日屈折語句子中語意與語法上的嚴密性﹐還有英語句子的‘層次性’﹐來自單詞中‘音-意素’模式的放大﹐這種‘層次性’同時製造出漢語不能達到的語意表達能力。在英語的字母與語法結構中帶著‘量化思維’的‘三段論’﹑‘定義性’與‘確定性’等特點﹐這些特點在古希臘的年代﹐就是從英語的同語類祖先古希臘語中推導出來而構成了‘量化思維’的核心元素。因此﹐英語的語法結構與‘音-意素’特點正是‘量化思維’的源頭與載體﹐西方人以英語及以其同類語言作為思維工具的時候﹐‘量化思維’就能夠在大腦中形成為固定的思維模式﹐語言的使用保證到‘量化思維’模式的執行﹐這反映在語法一貫的嚴僅性上。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如果英語被‘非量化思維’的群體所採用的話﹐代表‘量化思維’模式的英語語法因為與使用者的思維模式存在異質性而互相抵觸﹐這樣使用者往往只採用英語的辭彙發音﹐作為句子的主體—主謂賓部份﹐但是語法可能還是使用者的固有語法﹐或者造成不嚴慬的英語語法結構。新加坡口語英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新加坡英語結合了華語與馬來語語法後﹐形成的一些常見英語句子﹕
This country weather very hot, one. — 這個國家天氣很熱。

Yesterday got so many people! — 昨天人真多!

Play soccer he very good. — 踢足球他拿手。

That person there cannot trust. — 那邊那個人信不過。

This house very nice. — 這個房子很好看。

He talk for so long, even I ask him stop also never stop. —他講了很久﹐就算我叫他停﹐他也不停。

在中美洲以非洲黑人為主的國定﹐如牙買加﹐他們以非洲的語法方式融合成一種獨特的‘英語’﹐這種現象也出現在美國黑人英語裏﹐例句有﹕

I don’t care what anyone tell you, going to England be good for it going raise your mind. For you going see what England do for sheself.

No ton rait, skuul zuon begin, no enta, kip lef.

You just leave me, me sit here….he see me sleep, and I no catch him….me willing now take good flogging.

I telling, I seen…..I done tell….

雖然英語在語言發展史中的劇烈簡化是受到北歐維京人﹑丹麥人與東面諾曼第人的入侵所造成﹐但是所有的人侵者都講共同語系的‘印歐-屈折語’﹐所以簡化的結果沒有影響到語法結構﹐只是導致語法語格的簡化過程。在這過程中﹐介詞的大量引入與固定語序保證了語法結構的不變性。筆者在這裏想帶出的論點是﹐語言模式既可以在長時間下孕育出思維模式﹐反過來﹐思維模式也打造出語言模式。於是﹐當‘量化思維’模式的英語引入到異質性的思維模式後﹐在一定時間的混合作用下﹐原來的英語模式開始褪變而傾向於思維模式﹐因為思維模式背後有整個社會模式作支撐﹐而語言在這種情況下是外來的無根之物﹐只是一種可換可棄的工具而已﹐它只能服從於工具的使用者﹐發揮語言在交流與傳達資訊上的作用。因此﹐非洲裔的美洲人因為帶有原有的思維方式﹐所以發展出一種具有另類特色的黑人英語﹐而歐洲裔的美洲人﹐主要是不列顛群島的移民﹐他們的思維方式沒有修改英語模式﹐他們在美國新大陸所講的英語﹐還是相同語法結構的英語﹐只是作為新生國家的人民﹐美國人以破舊立新的精神面貌令英語在音形素方面更加標準化﹐提高了英語的易學性與使用上的便利性﹐但還是完全保留了英語的語法模式。而且在美國建國之初﹐美國政府已經建立起語法研究機構﹐對來自英國的傳統英語作出深入的研究﹐令美國的英語能夠符合正規的語法模式。因為語法模式代表的是思維模式﹐在思維與語法模式的一致性下﹐雖然沒有對思維工具作修改的必要。但是﹐思維在非正規的語法使用下有可能導致思維模式的偏移﹐這有可能令到美國社會脫離出‘量化思維’模式﹐這的確是美國政府與學術界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綜觀自盎格魯-薩克遜入侵開始﹐到現在美式英語風靡全球的英語歷史﹐我們看到英語的發展是一段動態的發展過程﹐也是一段永遠演進的歷史。因此﹐我們預見將來的英語較之現在的英語會有所不一樣﹐就等於今天的英語較之數十年前的英語一樣﹐但英語在‘量化思維’模式下﹐總是傾向於更合理化的狀態﹐美式英語的簡化與標準化也是‘量化思維’在語言上的反映。同時﹐改革後的英語將會更適合成為‘量化思維’的思維工具﹐提高‘量化思維’的操作效率。

        現在‘大思維’的理想就是要把‘量化思維’引入到我們的思維模式中來﹐以‘量化思維’模式限制‘象化邏輯’的運作。在以推動‘大思維’為目標的‘大戰略’方案裏﹐英語作為思維工具就有必加入到我們的思維操作中﹐在潛移物化下推動‘量化思維’的傾向性。所以﹐英語的價值就要它的思維功能性﹐也就是思維模式在語言方面的對應體—語法。既然﹐英語可以推動‘量化思維’模式﹐而‘量化思維’模式正是西方成功的核心要素﹐‘量化思維’的認知模式不僅是現在﹐也是將來對新事物最成功有效的認知模式﹐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競爭能力也就取決於認知能力的高低。中國文明的先行是因為漢語的孤立性產生具有‘音形意’一體的漢字﹐漢字的‘符素性’令到中華先民可以較快認知概念的本質﹐例如首先掌握‘十進位’的使用﹐漢字的‘象化性’建立起‘象化思維’模式﹐‘象化思維’令到先民在短時間內具有較強的認知能力﹐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文化技術與哲學﹐思維上的‘杠杆作用’令到中國人可以通過‘語言’來解決技術操作問題﹐也令到解決問題的思考力得到擴展。但是﹐‘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在另一方面卻是保守的﹐而且也不是對物件作本質上的認知﹐這也就是‘象化思維’在歷史上固步不前的原因。相反﹐在歐洲的歷史裏﹐‘量化思維’形成自古希臘人首先創制出‘完全表音’字母系統﹐基本上‘量化思維’的模式自此已經形成﹐從古希臘人到羅馬人﹐再到後羅馬時期的歐洲人﹐‘量化思維’似乎一直在尋找著解釋世界的‘量化概念’﹐一旦把這個‘量化概念’完全集中在宗教上﹐宗教思想將滲入到社會乃至學術思想的每一個角落﹐中古的黑暗時代開始了。直至各個語言在歷史磨擦中得到簡化﹐從語文的簡化啟發到另一種思維工具的形成﹐這就是‘數學符號’。‘數學符號’的出現打破了語言作為思想工具的不清晰性﹐最後把思維中的概念與概念關係讓符號指示出來﹐完全釋放出思維的力量﹐古希臘的學術文化在這種成熟的‘量化思維’模式下得到重新開發。‘量化概念’因而從純神學的概念上一步步按著古希臘人建立的‘公理體系’向不斷分解的‘量化概念’或新生的‘量化概念’上轉移﹐而這種不斷分解與新生的過程﹐也就是認知不斷向前的過程﹐這種過程是永遠不可能停止的﹐這就是‘量化思維’的威力。

        為了得到這種認知能力﹐在‘大戰略’中的一環就是把以英語培養‘量化思維’﹐這就需要把英語移進文化的生命中﹐成為本身文化生命的一部份而再不是一種‘外語’。但是﹐英語不能取替漢語﹐也不應該取代漢語。漢語已經給予我們在某方面的思維優勢﹐而我們希望能繼續保持這種優勢﹐還有漢語在單詞為單位的語意表達能力要比英語還要高﹐也就說漢語具備了更強大的造詞能力﹐這一點對認知後命名新概念是相當重要的﹐漢語的不足之處在句子的結構上﹐不能達到英語以句子為單位的表意功能。但是﹐後來的‘白話文’在模仿西方語法與句子結構性方面已經大大提高了這方面的能力﹐加強了語意間的邏輯性。因此﹐在漢語還沒能達到英語在各個方面的語法語意表達力時﹐英語對‘大思維’仍具有促進作用﹐或者因為漢語與英語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她們永遠也不可能達到同等的水平。所以﹐英語也就永遠需要與漢語並存並行。同時思維操作也更需要依靠‘符號’而非日常語言﹐就好像數學符號一樣﹐全世界操不同語言的人類在考虛數學問題時的思維就被這套符號統一起來﹐不過符號系統如同語言一樣﹐也是永遠演進的思維工具。所以﹐筆者在以上所提有關以創制符號來認知新事的觀點﹐就是基於這種符號特性而成立。漢語比英語具有更強的組詞能力﹐所以我們不需要通過英語來學習新概念﹐英語概念在意釋後就可以完全理解﹐而不需要音釋﹐除非一些很特別的‘概念’(如‘boycott(杯葛) 意指以‘聯合國方式的制裁’﹐這個詞源來自一位在十九世紀的愛爾蘭英國土地代理商 Charles C. Boycott﹐以他的姓而命名。)

思維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概念’﹐這些‘概念’包括‘主謂賓’語。如果﹐在大腦中有部份的概念來自英語﹐而另一部份是漢語﹐在處理這些思維操作時﹐大腦有可能需要使用兩套的語法規則來解讀英語詞與漢語詞裏的資訊﹐這樣就造成思維操作效率的下降。因為﹐我們生活在以漢語為主的環境內﹐漢語模式自然成為主要的思維方式﹐但是假如我們在書本上學到的是英語方式的概念﹐在大腦中也未能夠形成完全的英語式思維來解讀這些英語概念﹐這些英語概念對於大腦來說就只能具備表面的符號意義﹐有如音釋的英語單詞一樣﹐它們都沒有語意上的形象性。例如﹐在清末時﹐中國人把‘電話’釋成‘特律風’﹐後來才採用日本人的漢字詞‘電話’。‘特律風’對‘電話’﹐雖然我們在瞭解過‘電話’的概念後﹐也能明白甚麼是‘特律風’﹐不過﹐名詞‘電話’不但能達到同樣的功能﹐而且單詞中每一個漢字都可以被理解﹐於是對思維起到了更多的啟發作用﹐完全能掌握到概念包含的資訊﹐也能夠發揮到‘象化思維’的‘杠杆作用’。其實﹐電話的英語詞‘telephone’, 其中包括兩部份來自希臘語的‘音-意素’﹐‘tele- ’表示‘遠距離’﹐而‘-phone ’表示‘聲音’﹐合起來的意思與漢字詞‘電話’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者就是出於思維操作的原因﹐香港社會因為在學校裏學習英語式的概念﹐但是社會的語言環境卻是百分百漢語式的﹐這樣令到從學校學到的學術概念不能完全被漢語思維所理解﹐發揮不到思維操作的有效性。例如在物理學中的英語名詞術語﹐舉例其中幾個如下﹕

Momentum: 動量

Potential Energy: 位能

Kinetic Energy﹕動能

Velocity: 速率

Speed: 速度

Work Done: 做功

Power: 功率

Force:

Displacement: 位移

Distance: 距離

如果學生沒有培養出足夠的英語思維能力﹐他們對以上概念的理解就只能以教科書中上文下理為根據﹐而不能從術語的字面來幫助理解﹐這樣英語的字面對大腦思維來說﹐就如同一片只有‘空白’語意和‘陌生’的‘符號串’﹐這種‘符號串’不僅不能起到理解和細化概念資訊的作用﹐更不能提供‘杠杆作用’式的聯想理解。但是﹐假如把它們轉換作漢語式的術語﹐對漢語思維的學生來說﹐術語的‘字面’不單適合我們的思維方式﹐而且細化了概念之間的差別﹐如‘速率’ 與‘速度’﹐我們從術語已經明白兩者與‘運動的速度’有關﹐但是前者的‘速率’有別與‘速度’﹐這樣我們只要再作進一步瞭解‘率’ 與‘度’的差別就可以區分﹐‘速率’與‘方向’有關﹐是一個帶‘空間性’的‘向量’概念﹐而‘速度’就完全沒有‘空間性’。又如﹐PowerEnergy﹐作為漢語思維的我們﹐很難從英語字面分出兩者概念上的差異﹐但是換作漢語術語﹐‘功率’與‘能量’之後﹐兩者的概念差異就一目了然了﹐從‘功率’的‘率’ 中﹐我們理解到這與‘時間’有關﹐所以‘功率’又有別與‘做功’的‘能量’﹔同樣道理﹐MomentumKinetic Energy以英語來理解﹐只能理解到後者與能量有關﹐但是相同之處就不明顯了﹐如果換作漢語術語﹐‘動量’與‘動能’一看能明白﹐兩者與‘運動’的程度有關﹐而後者是運動中的能量﹐前者是另一種計量運動程度的方式。總而言之﹐對漢語思維的學生來說﹐理解與語言思維方式不一樣的英語概念﹐不僅沒可能利用到現有的漢語思維力(這是大腦主要的思維能力) ﹐還需要花上更多的思維力來理解與記憶概念﹐多餘的精力往往需要花在理解本來通過漢語術語的‘字面’就已經可以理解的概念﹐這樣的學習就沒有趣味性了﹐而且也沒有思維操作上的效率可言。於是學生就把學習方式從理解學習轉移成為記憶學習﹐走上死記硬背的道路﹐‘死記硬背’就成為了敷衍考試的‘快捷方式’。學習語言上的阻力也就是思維的阻力﹐長此下去﹐這種對學術概念的思維阻力﹐也就造成了香港社會缺乏學術土壤的現象﹐以及不重視學術研究的風氣﹐香港市民因此較傾向於認知商業與生活方面那些較為直接的概念﹐而不是帶有更深入和大量資訊的學術概念﹐如科學概念等。我們還記得在本書提到有關英國學術因為採用了牛頓式的微積分符號﹐而令英國學術水平曾經落後歐洲同行一段距離﹐可見不論是符號還是語言文字﹐只要它們是思維工具的一種﹐就一定要小心挑選來使用。如果用上了沒有效率的工具﹐整個社會就需要付出在認知水平上落後的代價﹐而社會整體落後的代價有可能就是令整個社會在競爭中‘挨打’。所以在面對使用何種思維工具時﹐也就要三思而行。假如使用上了有效的思維工具﹐整個故事的結局也會不一樣。請看同是華人社會的臺灣﹐對比香港﹐她在科技學術方面的成就也就高出很多﹐臺灣製造的資訊科技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舉足輕重。這種現象說明﹐思維操作首重一致性﹐也就是以統一的語言作為思維操作的方式。英語在任何的情況下也不能取代漢語作為思維工具﹐除非英語能力達到了成為主要思維工具的能力﹐做到這一點需要在英語語境下生活較長的一段時間才可能達到。

作為雙語人才對社會提供到的是一種技術操作式的資訊轉換作用﹐而並非是以認知資訊為手段﹐從而提供到對技術作革新的作用。不過﹐人類各文明之間的競爭歷史告訴我們﹐後者以認知為本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關鍵因素。       

        要滿足到以上的各個條件﹐又需要引入英語來促進‘量化思維’﹐這就給‘大戰略’的設計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因此﹐我們需要把英語劃分為英語語法與英語使用﹐把社會劃分為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首先﹐在社會上雖要設立一個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對英語語法作全面的研究﹐英語的根源在歐洲﹐其中有很多來自拉丁語與古希臘語的成份﹐這個機構的工作與外國以英語為母語的語法機構一樣﹐研究英語及歐洲語言的發展﹐審核制定當代的英語語法﹐包括用英語製造新詞﹐並且定立將來的英語語法﹐就是參與發展英語的工作。這個機構可以是聯合各大學或其他的學術機構﹐甚至傳媒出版系統﹐把國外的資訊第一時間翻釋成漢語數據﹐讓國人能夠更全面的吸收外國資訊。同時﹐也把漢語資訊翻譯為英語介紹到海外去。除此﹐以英語為媒體﹐制定有關國內的資訊﹐這包括電視﹑電臺和報紙等傳媒資訊﹐目的是製造一個與社會完全對照的英語語境﹐因為很多的英語資訊可能來自國外﹐講的是國外發生的新聞﹐讀起這樣的新聞沒有一種置身其中的親切感﹐更不能以身處當時環境的親身經驗來理解新聞裏的英語資訊﹐這就是所謂的‘語境’﹐到海外學英語比較有效﹐這是因為可以在語境中學習英語﹐親身體驗英語的語意和使用英語。這是有關社會層面的英語﹐至於個人層面的英語﹐就是以英語語法為重點﹐學習使用正確的英語語法﹐學習英語的同時也瞭解英語的發展歷史﹐以及英語裏的‘音素’對‘意素’的表達作用﹐也就是對英語中的拉丁語和希臘語前後綴有一定的瞭解﹐從音意素中瞭解語意﹐就如同漢字語意可以從部首那裏理解一樣。為了保證大腦能掌握英語語法﹐英語的寫作和演講(包話會話)就是重點評核的方式﹐這就是通過書面寫作與口語表達作為練習的方式來掌握英語語法和英語邏輯。因為如果在口語表達的時候﹐能夠講出合乎語法的英語﹐這必須要對英語語法有一定的掌握程度才能做到﹐最好就是能夠使用英語語法作思維﹐這樣才能在口頭上講出正確的英語﹐在書寫上也有同樣的道理。對以上的觀點﹐可用以下的圖例作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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