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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 '大思维'到'大战略'》之目錄   [繁體版]

       

从思维模式解李约瑟难题

                             基于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

        笔者于年前曾完成拙作《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大战略(现发表于东西网’DongWest.net, 以下简称《从》), 拙作尝试通过演绎法而非归纳法的方式来解构东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现象。

如我们所知, 文化现象和文明是由人所创造的, 也就是这一群文化创造者的行为结果, 而这个行为结果可视之为所属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付出行为的总和, 个人行为在大部份的情况下都是思维操作后的表现, 也就是结果。 思维操作离不开思维工具的使用, 拙作《从》解释到人类的主体思维工具为语言文字’, 而使用了存有差别性的思维工具, 则会导致在思维操作上形成不同的定势或倾向, 从而造成不一样的模式化, 此即为思维模式’ (有关语言文字与思维操作的关系, 详见《从》之导论’) 作为思维工具, 语言和文字两者间也存在着因果关系, 也就是语言的特点决定了表记这种语言的文字的形态, 例如是汉语导致了汉字的产生。以拙作的论述逻辑演绎法所作出的反推, 拙作找到了产生历史和文化现象的终极因素, 也就是第一因语言, 从不同的语言产生了各种的文字, 以语言和文字作为人类的思维工具来操作思维过程, 然后思维操作的结果被付诸行为, 行为成为了思维结论的输出结果. 而个体行为之总和就导致了我们所见的宏观的文化现象。

因此, 笔者把语言定为解读文化现象的第一因, 但是没有再穷究产生语言背后的原因, 这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己经超出了人文学与社会学等等的探讨范围, 而牵涉到生物语言学甚至生理学的范畴。所以拙作只选择语言的使用作为开始来推导阐述, 尝试以演绎的方式全面解构东西方, 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现象, 其中涵盖的范围甚广, 包括有西方的学术发展﹑东方的治国方式﹑国学思想﹑民俗艺术﹑人际社交和东西方的历史现象等各个层面。通过发掘出造成现象的第一因, 然后以这第一因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为起点, 就有可能更合理和客观的解释文化现象的成因, 以这种方式要比普遍存在的那种, 纯粹通过归纳现象, 然后再以现象解释另一现象的方法, 会来得更客观准确与一针见血。 例如, 有一部份学者会以传统易经的思想或者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 作为在传统中国里妨碍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 但以拙作的角度观之, 易经或儒家思想和科学思想不昌都是东方思维模式下的平行产物, 它们同样都是现象的一种而并非是造成对方的原因。 在演绎逻辑下, 语言是形成思维模式的第一因, 而思维模式则是造成文化现象的最根本因素, 在这里并不是一概排除掉地理因素和历史偶然性对文明和文化现象的影响作用, 不过这些因素只能位于语言和思维模式这些关键成因之后, 也就是说, 地理因素只有在同一思维模式的圈子中起作用而造成同一圈子内各聚落群体的差异性, 但如中国和西欧人在文化上的差异, 思维模式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 地理因素可以忽略不计。 在拙作通过思维模式所解构出的历史和文化现象中, 也包括了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内容, 其中的部份解答了李约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笔者现在就尝试以拙作《从》所得之论点来尝试解答这个疑难。 因为本文篇幅有限, 而且本文所引用的观点都来自《从》, 所以笔者在下文的论述中将不会很详细的把论点的始末重复一遍, 而是简单握要的阐述, 但在旁将会把该论点在《从》中所出的章节的名称附上, 以便读者可以作更深入的查究, 对些不便, 先请读者原谅。   

        在展开论述之前,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何谓李约瑟难题 基本上, 李约瑟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 “为甚么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到了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后才落后于西方?”   

        从这个问题可见, 李约瑟把中国和西方(西欧国家)的科学技术作了一个比较, 在比较之前就一定要设下比较的标准, 这就是西方观念下的科学技术,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科学指的是思想部份, 包括理论体系、逻辑系统和方法论, 而技术指的是理论的输出部份, 是行动部份(例如操作步骤)与其结果(例如创出的器具), 这是有形的实体和可感知的, 理论与思想部份属于思维操作, 较难作出比较, 若要比较, 也只能比较根据两者的观点在转化为行动后所带来的成果。例如甲宗教与乙宗教, 就其纯理论来看, 实在比较不出它们的好坏,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比较一下, 以这两种宗教作生活指导的信徒在行为上的差异, 如果甲宗教信徒生活态度普遍积极活跃, 但乙信教则生活消极, 我们从此可以简单的概括, 甲宗教要比乙宗教更值得推广。 在技术方面同理, 不论是甚么理论体系下的技术都可以通过其输出结果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作出比较, 例如对中医、西医甚至是巫医这些技术, 我们都可以通过对治病的疗效来比较出高下, 假如对某一种病, 只有巫医才能治好的,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巫医技术在这个疾病上要比中医和西医都更胜一筹; 又如昔日西方人用羊皮作纸张, 这羊皮在经济和实用性上都要比中国人发明的纸张要落后, 可见在这一时期, 中国人在制作书写媒体方面的技术要比西方先进。 故此, 以输出结果作为比较原则, 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哪怕她们的理论和方法完全迴异。 不过, 为了全面而彻底的解答李约瑟难题中提出有关中国与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性, 我们还需要深入认知东西方在科学技术中的理论系统和逻辑体系, 通过《从》的论点, 笔者发现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发展上所走之路迴异, 虽然如上所述以功效性可以对两者作客观比较, 但在背后的发展理论、思想和逻辑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仿如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行走一样, 由此可以解释到中西方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的差异性。 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性是由道路的迴异性所造成的, 那么这种迴异性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成为了另一个问题, 还有为甚么中西方的发展不会合流, 从而泯灭掉其中的迴异性, 而事实就是因为不可泯灭才可能在这方面渐行渐远。 除此, 李约瑟难题中其实还隠含着另外一层问题, 这是差异中的先后性, 中国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前长期领先西方(我们都知道这个特定的时期是欧洲文艺复’), 但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后, 西方由发展缓慢一改而成为发展迅速, 最后超越了中国, 中国则是在前期的发展迅速而渐渐的减慢速度, 直至完全停滞。 这是中国在前期的发展迅速相对西方的缓慢发展(但没有停滞), 造成了中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但在后期, 西方则由缓慢转变为迅速而超过了己经发展停滞的中国, 直至今天西方也未曾减慢过发展的速度, 发展速度的改变造成前后两次的差异性。

综合以上的分析,短短数字的李约瑟难题其实可以拆解为以下的四条问题:

1.     为甚么中国和西方会在科技发展方面走上迴异之路 ?

2.     为甚么中国发展不出西方的科学技术 ?

3.     为甚么西方在文艺复兴前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 而在此后则发展神速, 前后的发展速度为甚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4.     为甚么中国在早期的发展速度相对西方来说是快速的, 但到后来则不但速度减慢, 而且出现完全的停滞 ?

笔者将以下面部份来解答以上的四条问题, 综合以上问题的解答将会是李约瑟难题的完满答案。

 

1.     为甚么中国和西方会在科技发展走上迴异之路 ?

正如以上所述, 科学技术的发展属于文明和文化现象的一部份, 它们都是思维模式的产物之一, 这就是说, 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模式上的分歧是造成两者在科技发展上走上迴异之路的原因。 按《从》的观点, 中国的思维模式是象化思维模式, 而西方的则称之为量化思维模式。 简单来说, 象化思维模式是可视化的思维模式, 量化思维就是听觉式的思维模式。 如同本文前述, 形成思维模式的第一因在语言文字, 再准确来说, 就是语言。 那样从语言如何发展出文字再到思维模式呢? 以下笔者将简单握要的作出说明, 因为篇幅所限, 笔者不可能在此作详述, 其中的论点都出自《从》的第一篇中的章节从语言文字到思维模式’, 有需要的话, 请参考该章节。

正如我们所知, 中国人使用的语言汉语属于孤立语’, 孤立语以单个音节(字节)指示概念, 而且这个音节和所指示的概念不会因它们在句子中处于不同位置而改变, 这就是汉语的孤立性。 而西方(西欧)语言, 指希腊拉丁英法德俄西意等语为印欧屈折语’, 屈折语中的词语由音素组合﹐而且音素之间的分界不明显﹐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变化。

综观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可见, 世界上各种语言在最初期都经历过象形文字的阶段, 而只有孤立式的汉语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会意方块字(同位孤立语的泰语和藏语因地源关系, 皆受到印度字母的影响而发展出印度式的表音字母) 。作为人类最早的藓美尔文字’, 它也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开始, 再到形声字的过渡期, 然后走向音节式表音字母的发展过程。就以文字表记语言的便捷性来看, 为了把字母或文字单位的数量减到最低, 文字最好能指示到语言中不变的部份, 因为当时藓美尔语的单词中存在多个音节, 而且音节是随语法意义和位置而变化, 因此以独立的图形式文字来表记单词的话, 将会大量增加图形文字的数量。但是, 语言中的音节数量却是有限的, 所以最终需要以独立的字母来表记有限的音节。不过, 对于汉语的孤立性而言, 音节(字音)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一旦以某一图形(方块字)作指示后, 这个图形在任何情况下, 它的书写外形就不存在任何变动的必要。 例如这一个汉字, 它的字形和读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变, 这就不像英语的 ‘be’, 它随句子中所处位置而有另外7 种的形变, ‘is are am been being was were’ 如果要把它们以汉字表记, 这就需要写8个汉字, 所以只有孤立语才方便发展成为表意文字, 因为孤立语单词(在最初时只有单字词)的读音是单音节的, 而且发音不会随语法而变化, 所以通过一个汉字来表记就可以。总括而言, 语言的特殊性直接决定了表记该种语言的文字的形态, 在这前后者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对以上有关汉言产生汉字的必然性和拼音文字的演进的详情, 请参考《从》的第一篇中的章节世界语言文字发展一览’)

  古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化思想的发祥地, 但是为甚么偏偏是在希腊而不是在东方, 或是在其它的中东地区呢 ? 当时的中国人和古希腊人都面对同样的蓝天白云, 飞鸟虫鱼, 相似的气候和没有太大区别的地埋环境, 为甚么古希腊的情况不能发生在中国呢? 其实古埃及文明比希腊文明起源得更早, 但是古埃及的思想文化却未能像古希腊文明一样流传下来, 古希腊文化被罗马人所继承, 发生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 也是受古希腊学术思想的再传入和再学习所带动起来的结果, 可见古希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今天的科学基础也来自古希腊的思想体系, 看来古希腊人带给人类的已不仅是思想或文化这么简单, 而是一种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的诞生起源自古希腊人首先创制了世界第一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统, 这就是希腊字母。 古希腊以其海陆两路的交通便利, 方便且成功的从周围各民族中吸取了她们在发展文字上的经验, 结合到本身语言的特点, 从而能够首先创制出这一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统。 首先, 在东面的苏美尔人所使用的文字属于音节字母, 传到了古波斯人那里, 也就以音节为主再加一些表元音的字母, 但传到腓尼基人那里就发展出只表记辅音的字母系统, 因为腓尼基语是闪米特语的一支, 语言中不变的单位是辅音而元音多变因为当时的地中海贸易频繁, 所以希腊人可以认识到腓尼基字母只表记辅音的方式, 而塞浦路斯字母却是音节和元音的表记方式。 但是, 希腊语却是印欧屈折语的一支, 语言中多变的不仅是辅音, 还有元音, 因此, 只表记辅音的字母不适合希腊语的要求, 古希腊人唯有改良现有的字母系统, 只有另辟新径才可以设计出一套符合本身语言要求的字母系统, 最后综合了各种字母系统的优点而首创出第一套完全表音字母。完全表音就是完全表记元音和辅音的字母系统, 这样字母的数量就可以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在认知语言和创制完全表音字母系统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西方的思维模式, 笔者把它命名为量化思维模式。 所以西方的文明发源于古希腊, 而不是其它的民族, 就是因为这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统首创在古希腊之故。而欧洲人就是本着使用与希腊语同类语言的优势, 完全承继并发扬了这套思维模式。

        因为篇幅所限, 笔者只能简单介绍一下量化思维模式的形成过程。古希腊人在为自己的语言创立这一套文字时, 首先要认知自己的语言, 在认识语言的过程中发现到, 语言中的语音可以被分割到最小的单位, 这就是音素, 包括有元音和辅音, 语言中的音节就是由这些不变的元音和辅音组合而成, 这些元音和辅音的数量是有限的, 只要分别以字母作表记, 就可以通过字母的组合表记出所有变化的语言, 完全表音的希腊字母系统就是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定义性模式的引入, 也就是字母是通过定义过程来指示相对应的音素。在定义之前, 字母的字形和音素不需要存在任何的关联性, 因此也可以通过其它字母来指示音素, 或把字母指向其它的非音素内容作重新定义。在这个认知过程中还涉及到演释的模式, 就是只有当单词中所有的字母都被确认后这个单词的概念才可以被指示出来, 一个字母的不明确可以令单词指向了其它的语意, 这正如三段论所要求的, 只有前两个条件都满足后, 结论才可以成立。 除此, 在这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统里也涉及到一个确定性的问题, 就是音素的确是不可再分的, 只要用大脑来细细玩味其中的发音即可, 我们不可能再把元音与辅音再作分割, 从大脑的经验可以肯定音素的不可分割性, 这就是对这种性质的确定性。把语言分割成音素, 再以字母表音素来记录语言, 从此对语言的研究就不再需要以口语语言为对象, 因为文字已经可以完全反映语言, 所以古希腊人就把文字视作研究语言的对象, 语言本来是主体, 但是现在可以把对主体的认知转移到对客体文字的身上, 这就是主客体分离的认知模式。这种主客体分离的认知模式与分解认知模式是分不开的, 对主体的认知必须建立在对它作全面分解直至到最小而不可分解的元素上, 而这些元素的不可再分解性要建立在以上所提的确定性, 然后再通过这些元素作重组并成为了对主体的镜像式体系, 此为客体, 然后再通过客体作为媒体来认知客体。 综合可见, 古希腊人发展的量化思维模式存在着定义性演绎性确定性分解认知主客体分离这五个关键因素。

        对语言的认知其实就是对听觉信息的认知, 但对于人类来说, 视觉接收的信息远比听觉为多, 因此古希腊人就把这套从认知听觉信息总结而来的方式套用到视觉上。古希腊人把视觉图像进行分割, 直至最后只剩下点、直线和弧这三个最基本的元素。其实最基本的图像元素是点, 点可以组成线与弧, 但是抽象存在的点是不可见的, 所以只有用直线与弧来表示点的存在, 而直线与弧都是可见的, 这就提供了确定性, 而弧线就是圆的组成部份。古希腊人就是通过对几何学来认识外部的物质世界, 所以他们十分重视几何学, 古希腊的几何学不注重计量和数字, 不像中国人那样, 而是只研究空间的逻辑关系, 他们只使用圆规和没有刻度的直尺来研究几何学。简单来说, 这种分割主体到最小单位, 然后再组合客体, 再对客体作认知的模式就是量化思维模式的应用。 (对以上有关古希腊人发展量化思维的过程, 请参考《从》的第一篇中的章节从希腊字母到量化思维的形成’)

在中国方面, 汉字有别于拼音文字, 它是一种以字形表意的文字, 这包括两个方面来表意, 第一是通过辨认字形来确认汉字所指示的概念, 这一点就有别于印欧屈折语的文字。例如英语, 辨认英语单词是需要在每一个字母都被确认的情况下, 才可能把字母串合并指示出概念, 这是演绎模式, 如果有一个字母不正确, 就有可能指向另一个概念, 例如 bad bat, heard heart , 它们虽然只有一个字母也就是一个辅音之差, 但是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语意。 相反, 汉字允许写得潦草一点, 只要具备了基本字形就可以辨认, 就像辨认视觉的图像一样, 在光线不足、外形半遮和移动中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辨认物品, 还有在认识了这个对象后, 我们也就知道眼前的这个像杯的对象也是杯, 虽然这杯并不是刚才所见的杯。这是因为视觉辨认, 或者称之为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 就是对属性的辨认, 辨认对象外形的属性, 因此两只茶杯只要具有相同的外形特征, 另一只也会被认为是茶杯。 而且大脑在辨认过程中也不会关注具体的量化数字, 例如茶杯的口径有多大, 杯耳弯曲的角度是多少等。 这等于我们见到熟人一样, 一看就认出是他, 也看出他与上次见面时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却很难说得出, 我们是凭甚么量化的数据来认出这个朋友的, 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大脑对特征的处理都是在潜意识间进行的。所以, 辨认汉字字形就好像辨认图像一样, 这就是对图形的模拟。 在另一方面, 理解汉字的字义也需要模拟的操作, 通过汉字令大脑从图形的模拟提升到概念的层面。 例如, 会意字’, 就是人言为信, ‘的概念带有言语的属性; 又如就是止戈’, 表示与兵器和战争有关 ; 指示字’, 表示位于上方的信息象形字如’, 说明太阳具有圆形的属性; 形声字如’ , 说明了的概念与水有关, 而且还带有字的谐音, 这是一种谐意属性。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象化思维, 一种以图像化概念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在图像化即象化概念主要包含属性信息, 象化思维就是一种处理属性的思维模式。人们使用汉字的过程就是训练这种处理属性的思维过程, 长此下去就会形成象化思维模式并不继加固这种模式。大脑本身对视觉图像的处理以视觉机制来完成, 因为汉字以图形示意, 所以汉字令处理视觉信息的模式提升到处理概念的层面, 概念图像化就形成了象化概念。除了象化概念外, 象化思维将会以包容递进性互属性作为象化思维的逻辑机制。 取象模拟则是概念间的互动方式。 笔者为表逹这种象化思维中的逻辑运作, 制作了象化符号系统’, 在下文将会利用到它们作为说明的工具, 现在就把它们作如下的简示: (对以上有关从汉字到象化思维的发展和象化逻辑的产生过程, 请参考《从》的第一篇中的章节视觉机制vs听觉机制从汉字到象化思维模式’)

象化概念的定义﹕

:表示象化概念’A象化概念﹐又名象化量﹐其中的象化信息特征性信息﹐又属性信息﹐也就是包含了有关‘A’’特征信息

具有如下特性﹕

u        ‘象化概念’ 中的信息为无限。

u        ‘象化概念’ 中的信息量为‘不确定’

u        ‘象化概念’ 可作无限扩张()

u        ‘象化概念’ 可作无限分割。

 

‘象化逻辑’ 的定义﹕

象化逻辑是根据象化概念的特性在象化概念之间所作的符号推演。

 

‘象化逻辑’ 的内容﹕

基本特性与逻辑﹕

l         取象性(‘取象’操作)

l         模拟性(‘模拟’操作)

 

l         互属性﹕

‘互属性’关系在‘象化思维’ 中视之为‘等价关系’ ﹐也就是说‘互属性’ 中的两个‘象化量’ 视之为相等﹐例如手写体的‘阳’ 字与大脑印象中的‘阳’ 相等。

l         包容/递进性﹕

 

 综合以上各点, 我们可以概略明白到以汉语和印欧屈折语为出发点,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前者为象化思维模式, 后者是量化思维模式, 而迴异的思维模式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们现在可以紧接着解答下一个问题。

 

2.     为甚么中国发展不出西方的科学技术 ?

现在,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象化思维和量化思维中的逻辑内容, 然后再论述以此为逻辑基础可以发展出的科学技术。 两者的逻辑内容可示之如下:

 

 

象化思维

量化思维

主体概念

象化概念-以属性为内容的信息体

量化概念-不可再分割的元素

逻辑方式

l         互属性(等价关系)    

l         包容递进性

l         象化三段论:

1.      条件: A B 在属性上相似

2.      条件: A发生在 B之前

3.      结论: A推导出 B

 

l         象化三段论:

1.      条件: A=B

2.      条件: B=C

3.      结论: A=C

认知模式

属性认知模式:

通过现有的属性对认对象作取象模拟’, 在类似的关系中发掘出认知对象的属性作为结论。

 

分解认知模式:

对认知对象作主体并对其作分解, 直至找到最不可分割的元素, 然后组成客观进行认知。

 

从以上的列表可知, 象化思维和量化思维的逻辑存在截然不同的分歧, 所以通过这两种思维模式对外部世界所作的认知将会得到迴异的结论。 笔者将会在以下的篇幅中把相关的例子作一一列举。

对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象化思维的中国人当然不会采用古希腊人的方法, 以几何学的方式来认知世界, 而是以认知属性为中心的模式来探求自然世界, 最后归纳出阴阳五行的属性。 如上表所言的, 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就是以现有的属性或象化概念来对认知的对象进行模拟, 如果两者存在共同属性的话, 这种现有的属性就是认知的结论(如下)

其实这是一种辨认汉字的模式, 当我们要辨认眼前的汉字时, 例如是, 我们就需要调动记忆中的所有汉字对字作识别, 如果记忆中的字在外形上与眼前的汉字接近时, 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字。 再说到阴阳和五行的产生, 中国的先民通过对大自然作属性的归类, 最后总结出阴阳和五行的属性, 然后就以这些基本的属性来认知事物。 如以五行对金属工具作模拟, 就可以发现工具是属金的, 还有中医中的概念是属, 因为有向上升发舒展的属性, 而肝具有条畅情志, 疏泄气机的作用, 两者相似, 所以肝属木。 至于阴阳, 以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 以阴阳对阴阳作认知, 那样阳中也可带有阴阳, 阳中之阳就是明阳’, 阳中之阴是少阴’, 阴中之阳为少阳’, 阴中之阴就是太阴 可见, 以阴阳开阴阳, 就开出四象,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认知就可以分出八卦, 以八卦对八卦作分割就是六十四卦象。而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也从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基本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模拟而来, 其中涉及到上表中象化逻辑的应用。在阴阳和五行这些基本的属性得到确定后, 只要以这些基本属性对自然世界中的事物作认知, 它们都会在模拟后带上阴阳和五行的属性来作为认知的结论, 例如对雪花有六瓣的认知, 昔日的中国学者会以这个数字属而雪花是由水形成的, 这样就所谓的解答了六与雪花的关系,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其实是一道数学问题。 因为五行之间带有生克的关系, 所以具有五行属性的事物间也同时带上了这种互动作用, 这就为玄学研究打下了理论的基础。 ( 对以上内容之详情, 请参考《从》的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里的章节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从阴阳到八卦’)

说到中国的玄学, 玄学就是风水命理等理论, 其实这是象化思维发展的一种技术理论, 就好像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 只不过它们各自套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和逻辑而已。 以风水命理为例, 简单点来说, 风水以找到可以藏风得水的环境, 或以房屋结构和室内布置来仿真这种环境, 相学就是从脸部或掌纹中模拟出与命运济遇有关的信息, 而八字推命术就通过出生年月日中的五行属性来推断其人生变化。 总之, 作为一种技术理论, 它们都要有自己的反馈系统。 西方理论的反馈结果马上可以知道, 例如通过数学分析, 计算出这个物体的速度, 只要使用实验就马上可以验证到它的正确性。 可是, 中国玄学就不可能了, 俗话说: “看相的可以骗你十年八年。这说明, 以玄学推测到的结果是很难验证的, 但是, 结果的反馈对理论的修正极为重要, 所以在命理学中有一种命格的数据, 这就是名人的八字。 名人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输入名人八字所测到的命运, 就可以与名人的经历作比较, 找到其中的偏差后反馈回理论系统中, 然后再修正理论, 修正理论的方法可以是引入更多的参数。 这种反馈系统对理论的发展和可行性极为重要, 同样是以五行生克作为逻辑论据的中医学, 就是因为得到了反馈数据而摆脱了玄幻之感而成为一种可靠的实学。 中医的治疗结果只要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反映出来, 病能否治好是可以感到和看到的, 不需三五天就可以看到结果。故此, 中医的结果就可以及时反馈给医者。 可见, 同样作为象化思维模式的理论的一份子, 在同样应用阴阳五行理论的情况下, 就算中医在诊断时同样给人玄妙的感觉, 但是就因为在反馈环节上与命理和风水学有根本之别, 所以中医能够成为一门通过经验积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 逹到真正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 中医的治病理论却与西方的医学完全迴异。 中医的治疗理论在乎平衡人体中的阴阳, 从而逹到袪病的目的, 其中的主导思想为八纲辨证’, ‘八纲的就是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八种属性中 医生看病要做的就是把病症归纳到这些属性中, 判断这是表证还是寒证等, 只要辨对了, 就对下药, 而不是对病症用药, 这是中医治病的特点, 所有的药物都是对 用的, 而不是简单的治病症。(对以上内容之详情, 请参考《从》的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技术理论里的章节 )

论述至此, 我们会明白到象化思维以属性作为认知的要点, 因此产生了玄学和中医学, 除此还有天人合一的经典理论, 天人中的天与人都不是物理学上的天和人, 而是两个象化概念, 即属性的集合体, 因为两者在特征上存在着相似性, 例如人的情绪与气候变化相似、人的四体与四季在数量上对等(汉代的董仲舒把这种观点推至最高), 因此两者的互属性成立而得到天人合一的结论(如下)

还有一点,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时间概念在象化思维中被理解和重视的是它的属性价值, 而不是量化的数量。我们都知道西方科学的代表是物理学, 物理学产生了工程学以及一切的技术发明, 而物理学的基础就是数学, 即以数学方法对物理现象作分析。在物理现象和机械发明中不能离开时间这个参数, 大部份的物理公式中都有时间t这个概念, 这个t是一个量化概念, 指时间坐标上的间距, 它是一个数量。 不过, 在象化思维的时间概念中, 时间并非是一个量而是一个时间点, 它往往以天干地支作表示, 而透过天干地支对五行作转换后, 时间就成为了五行的函数, 带上了五行和阴阳属性, 象化思维就是需要具有属性的时间, 如人出生年月日的八字就是根据其中的五行属性来预测命运的, 象化思维对时间的分析也是要看其中的吉凶成份, 所以需要择日和时辰, 中医的开方时也要考虑季节性, 因为时间中含有五行属性, 这就是三因制宜 可见, 对时间概念的理解, 东方取其具有的属性, 而西方则取其数量, 如果时间t概念不能产生的话, 西方物理学也不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逻辑方面, 在先秦时代出现过名理家的理论, 其中的最著名的命题是白马论坚白离’, 就拿白马非马坚白离来讲, 白马之所以非马, 这是因为白马的颜色成为一个独立的性质, 不再从属于马, 白色的马强调的是白色, 这是一种独立的性质而不属于马这种动物, 这的确是一种诡辩, 但这个命题建立在性质与本体的分离上; 又有石头具有白色和坚硬的属性, 这两种属性虽然都存在于石头, 但是却可以是两种独立的性质与属性, 这又是一种属性分离的思想。 但是, 象化思维的逻辑则是一种以属性为判断的思维方式, 每一个体都是一个属性的集合体而己。 例如白马和马都具有外形相似的属性, 所白马一定是马, 白和坚都是来自石头上的特征, 所以白和坚都带有石头的属性, 在共享石头这个属性的情况下, 白和坚不应分离。 正如天和人在象化思维的观念中也是两个包含属性的集合体, 因为天有气候的变化, 而人有情绪的变化, 天有四时, 人有四体等, 所以认为天人是合一的。而天人合一理论就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所以按照名理家的逻辑, ‘天人一定也是分离而合一是不能成立的(荀子就提出天人分离的思想), 但历史告诉我们, 名理家的观点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并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可见, 象化思维模式毕竟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 与西方式逻辑有点相似的名理家理论就只能面对夭折的命运了, 可见象化思维与西方式的逻辑相悖。(  ‘名理家的理论详见 )

最后,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象化三段论’, 作为一种象化思维中核心的论说和推导模式对传统逻辑的重要性, 象化三段论相对西方逻辑理论中的三段论’, 三段论作为核心的逻辑原则, 它无疑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基础, 而象化三段论在东方也处于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从易经说起, 在易经中的君子理论就是君子模拟天地自然的行为, 以自然规律来推导出君子行为的正当性, 例如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体, 君子的行为和道德基础应以天地自然的特性为基准。 这正如《道德经》所言: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里的就是效法/仿效的意思, 可见这就是建立传统思想的理论模式。文字是思维的工具, 理论的建立和结构需要文字为载体,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语文的发展概况, 在先秦到汉所流行的文体可归类为古文, 其中以对偶句和散句为主, 但到了两晋时期, 骈文十分的流行, 骈文就是对偶句写成的文章, 文章通盘对偶。 直到唐代, 当时的文人发现骈文不善于论述, 于是在唐代便发起了古文复兴运动, 古文再次成为文章的主角, 但是对偶句却并没有从此走出文字舞台, 反而走进了各种文体中, 如唐诗中, 唐诗其中的部份规定要使用对偶句, 在宋词和古文中也有对偶, 对联就是百份百的对偶句, 作为考试文体的八股文在其中的论述部份也强制使用对偶句。 除此之外, 在我们的四字成语, 大部份都是两两成对的, 可见对偶句在中国文学中无处不在。因为对偶句之间存在着在词性、语意、字数等属性方面的模拟性, 这令象化思维可以发挥模拟的操作, 更重要的是, 对偶句可以通过象化三段论来说明问题, 因此, 论文文体的八股文需要对偶句, 而且更成为文中的核心部份(八股即是四对对偶句, 合共八句), 用作论述说明之用, 可见象化思维除了倾向于模拟说明外, 更离不开以象化三段论作逻辑论证。 例如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 这就是通过鸟对人的模拟来说明人为财死的正确性。八股文盛于明清两代五百年之长, 这本属于应用式的论说文, 后来作为科举的体材, 成为了国家抡才的手段, 只有象化思维的产物才可能在象化思维的社会中担当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为象化思维的社会只需要具备同样思维能力的人材, 如同西方只会以西方的语文和数学来作为考试题纲一样。 (对以上内容之详情, 请参考《从》的第二篇中人本哲学里的章节和第一章中从汉字到象化思维模式里的八股文与传统教学模式’ )

综合以上各点, 我们可以明白到象化思维完全有别于西方的量化思维模式, 因此以此思维模式发展出的逻辑体系和思想理论, 乃至技术文化也是与西方式的大相迥异, 如同走在完全不同方向的道路上一样, 所以象化思维所发展的技术就有别于西方式的科学技术, 同时以象化逻辑和认知模式作为基础也不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技术, 其实除了科技外, 象化思维在哲学、法律、治国政治、人际关系、人生观、民俗艺术、民族观念等方面都发展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形态, 在此因为篇幅所限而不能详述, 请详见《从》的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里各个章节。

通过以上的论述, 现在我们对于中国不可能发展出西方科学思想和技术这一点应该较为明确的, 但是, 我们会问到, 为甚么本着同样思维模式的中国在早期能够发展出超越西方的技术文明呢, 笔者在这里只提技术文明而不是科学’, 因为科学指的是西方人用作开发技术的方法和思想(逻辑), 现在我们己经了解到象化思维模式有悖于西方式的方法和逻辑, 所以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 不应该再以科学作为两者的比较, 不过, 正如本文开首所提到的标准, 技术所输出的结果或结论是可以比较的, 这样就让我们在第四个问题中, 看一下中国技术又怎样在早期领先西方的。

 

3. 为甚么西方在文艺复兴前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 而在此后则发展神速, 前后的发展速度为甚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西方于文艺复兴前在科技发展速度上的缓慢, 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和后期本身的发展速度而言,也就是说, 当时中国较快的发展速度把同时期的西方比下去了, 有关中国能够拥有较快的速度这个问题, 笔者将会在第四个问题里作详细的讨论, 因此, 现在我们只需要集中论述西方在前后期所出现的速度差异就可以。

        根据上文所提到的, 西欧人的思维模式为量化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产生自古希腊人, 语言和文字为思维的工具, 而西欧人和希腊所使用的语言同属印欧屈折语, 因为地埋上的便利, 古希腊人创制的完全表音字母系统通过伊特鲁里亚而传到了罗马, 在罗马手里成功创制出拉丁字母来表记拉丁语, 拉丁字母随着罗马政治和军事势力的扩张而传遍了西欧洲地区, 西欧人就以拉丁式字母来表记本民族的印欧屈折语。在东欧方面, 希腊传教士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 创造了西里尔字母, 这套字母系统流行于斯拉夫地区, 即今天俄罗斯使用的字母。 完全表音字母系统能够在印欧屈折语的地区流行, 这是因为完全表音的表记方式完全符合了屈折语的语言要求, 屈折语的屈折性由单词中音素(包括元音和辅音)的变化所提供, 只有以字母单独表记每一个音素, 才可能在文字上完全反映出语言的语意。简单概要的介绍一下屈折语的特点就是, 语格是屈折语最大的特征, 以名词为例, 古老的竺语就有8个语格﹐拉丁语只有其中的6(主要使用的只有5种﹐古希腊语则有5) ﹐现代的德语和俄语还保留着4种语格﹐以下是竺语中单词在这8个语格中的形态﹐我们可以发现8个语格的单词都有一个共同形素组成的字根’部份Dev﹐紧跟着的就是随语格变化的字尾

语格

竺语

英语

汉语

主格Nominative

Dev-as

God

呼格Vocative

Dev-a

Oh God

()神﹗

宾格Accusative

Dev-am

God

工具格Instrumental

Dev-ena

by God

(通过)

与格Dative

Dev-aya

to God

()

离格Ablative

Dev-at

from God

()(那里)

属格Genitive

Dev-asya

of God

()

位置格Locative

Dev-e

with God

()

语格表示名词在句子中的语法位置, 就是它与句子中的其它动词和名词的关系, 动词还会因为句子中主语的单复数或阴阳性而带有语格部份。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到, 在严谨的语法结构下, 古代屈折语的句子语意在没有固定语序的情况下也能读懂而没有歧义性, 但当语格随着语言简化过程而渐渐脱落后, 句子就开始出现固定的主谓宾语序, 同时脱落的语格部份则转变成今天的介词部份, 如上表中的英语部份所示的一样。 如下表, 透过对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在语格上的对比, 我们可以透过英语的情况了解到欧洲屈折语的演进历程:

 

古英语

现代英语

名词数量格﹕

3

2

名词语格﹕

5

0(表示没有语格分别)

名词单复数形式﹕

6

2(-s -en)

名词性别格﹕

3

2

代名词数量格﹕

3

2

代名词种数﹕

3

2(this that)

冠词性别格﹕

3

2

冠词()语格﹕

5

0

冠词()语格﹕

4

0

动词变化﹕

7

1

动词人称格﹕

3

1

动词变化形式﹕

动词有单﹑复﹑不定式和语气变化

1

动词变化种类﹕

动词词变(至少2种﹐元音也变)

基本不变

形容词词变﹕

11

1

有关you

thou两种形式﹕

you thou两种形式

you

语序

无语序

固定的主谓宾语序

在上表中提到的古英语时期大约发生在公元500-1100, 现代英语时期就是16世纪到现今的时期, 可见屈折语的简化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语言文字为思维的工具, 语言的简化和合理化过程就是思维工具的合理化过程, 屈折语的简化不仅只裨益语言本身, 更重要的是催生出另一种更有效和合理的思维工具, 这就是现化数学符号系统的诞生, 16世纪这段踏入现代屈折语的时期正是欧洲科学革命的时代, 也就是伽利略的时代, 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 (对西方语言演进的历史, 详见《从》第一篇中西方语言语法的发展’)

        在论及数学符号出现的内容前, 笔者需要说明, 5世纪到16世纪正是欧洲完全以神权为中心的黑暗时代’, 而这个时代的出现不仅是量化思维模式的产物, 还是令西方科学技术只能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因。 不过到了最后, 量化思维又能够以自身思维的力量把欧洲从黑暗时代中挽救出来, 这一点各位读者是需要注意的。 欧洲在不需要外力的情况下, 把她本身从对神全盘倾斜长逹一千年的时代中解放出来, 这不像在东方与世界的其它角落那样, 她们的传统思想要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下才改变, 这也说明了进入和走出黑暗时代都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 而是本身思维模式所驱动的结果。

西方量化思维模式一贯以分解模式来认知世界, 就是要把自然世界进行分解直到不可再分为止, 从犹太人那里传入了《圣经》, 《圣经》上记载了上帝()的事迹, 这个神是造物主, 就是自然世界的缔造者和创造这个世界最终极的力量和原因, 如果把这个世界进行分解发掘, 我们最终只会找到神是世界一切的起源, 神的背后再没有造神者, 而且神是不可分割的。再者, 神的事迹被《圣经》这一本书所确切记载, 并非流于口头的神话或者空穴来风, 《圣经》为神的存在提供了确定性( 因此欧洲人一直以来都以考证的角度来对待和研究《圣经》) 于是, 量化思维就可以通过神这个最基本的元素来重组这个世界, 以神为客体来认知世界的主体, 因此, 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对神或者对《圣经》的研究就成为了解世界的途径, ‘黑暗时代就是这样诞生了。 在这个时期里, 对物理世界和道德的解释, 都以神作依归, 教会成为了神在地上的代言人, 一切以教会为命是从。 教会不能接受日心说, 因为人类是神的造物, 地球应被置于中心而得到神的最大竉爱。 就算作为科学巨人的牛顿, 他认为研究科学都是为了了解神的意志, 其实他对神学的研究要比科学留下的手稿还多。 可见, 在认知上对神的倾斜, 令欧洲在这一千年的时间中掐入了执迷, 只有等到欧洲人为量化思维模式注入崭新的元素后, 量化思维才可能从黑暗中走出。 这些元素就是现代数学符号作为新思维工具的诞生, 还有技术的进步令实验有可能被引入到认知模式中去。

        首先, 语言文字作为思维的工具, 在古希腊时代直至16世纪前, 所有数量关系都是以语言文字的方式来描述的, 在公元3世纪, 有位希腊数学家对数学表逹作过这样的尝试, 如下:

数学关系﹕x3+13 x2-5 x+2

=KΥαΔΥιγζεM0β

符号说明﹕

KΥ﹕表示一个‘未知数’ 的‘立方(三次方) KΥ这个符号来自古希腊单词‘立方’ KΥΒΟΣ’的头两个字母。

α﹕古希腊记数法中表示‘1

ΔΥ﹕表示一个‘未知数’ 的‘平方(二次方) ΔΥ这个符号来自古希腊单词‘()次方’ ΔΥΝΑΜΙΣ’的头两个字母。

ιγ: 表示数字‘13

  等于现代数学中的‘减

ζ﹕表示‘未知数’ ﹐等于我们现在用的‘x

ε﹕表示数字‘5’。

M0﹕表示‘加’ 的意思﹐而且还指示出在这个符号后的数字是一个独立的数字﹐与这个数字前的‘未知数’ 没有数量上的修饰关系﹐而是分隔开的。

如果我们使用屈折语语法的方式来对其中的内容作进一步分析﹐就是﹕

从以上的分析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数学符号的表达模式中﹐的确参考了文字的表达方式。在上面的关系式中﹐未知数的概念就如同当时的希腊语一样﹐带上了屈折性 。未知数的外形随着它在独立形式﹑平方和立方的概念而变化﹐如下﹕

ζ

未知数的‘独立’形式= x 1= x

ΔΥ

未知数的‘平方’形式= x 2

KΥ

未知数的‘立方’形式= x 3

使用现代的表达方式﹐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三个数学符号中都包含了两个数量概念和一个数量关系(次方)﹐其中共同的未知数概念是可以抽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现在我们使用x来表示这个共同的未知数。除此﹐还有另一个数量是这个未知数自乘的次数﹐平方是‘2次’ ﹐立方是‘3次’ ﹐没有次方是‘1次’。如果能够把这个次方的数量以符号的方式独立指示﹐也就是把其中的概念也完全抽离出来﹐这样原本只用作指示平方或立方关系的数量﹐还可以表示高次的次方关系﹐4次﹑5次也可以(但是古希腊人出于几何观点﹐不承认高次方的数理意义﹐因为它在物质世界中找不到这些高次方概念的几何意义) 。甚至这个原本是整数的次方数量﹐因为现在已经用独立的符号指示而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概念﹐它就像添上了翅膀一样可以天高任鸟飞﹐于是这个次方也可能成为零﹑负数﹑分数或用作运算用途﹐如下﹕

可见﹐如果没有把‘幂(次方) 的概念抽取出来﹐而是仍然像屈折语言的‘音/意素’ 一样‘屈折’的依附在未知数这一概念上﹐以上‘幂’ 的数量变化也不可能在今天的数学理论中出现。庆幸的是, 经历一千时间后, 屈折语的语言简化令语言中的语格脱落和语序走向固定, 语格的脱落使语言中的概念更加突显, 只要我们看一些在过渡期的数学表逹式(请参考《从》第二篇中量化思维的内容数学符号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表逹式中带有文字的特点, 出现过数字、单词和符号夹杂的情况。夹杂语言或以语言作数理的斜述会引致暖昧不清的语意, 以及隠藏了数量间的实际关系, 这样不仅会禁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令数学理论裹足不前。为了说明思维工具对思维操作的有效性, 笔者将会举出两个最经典的例子来作解释。

第一个是十进制的例子, 中国在三千年前就开始使用十进制记数, 而欧洲要到十三世纪才通过阿拉伯人那里, 传入起源于印度的数字系统和十进制记数法, 在此之前, 欧洲人只能使用罗马数字, 造成中西方在使用十进制上的时间差异的原因, 就是出自汉字与西欧语言的特点上。 汉字的孤立性, 即单字单音, 令到作为语言表记工具的汉字在先天上具备了‘符号性’, 只要把数量以汉字作书写, 大脑就可以从眼前的数字排列中看到十进制的排列规则, 启发了十进制记制法的产生, 但是欧洲语言则不一样, 只要用英语写出从120个数量词, 我们怎样看也看不出其中的十进制初形, 可见语言文字具有的符号性, 可以令中国人比欧洲人在使用十进制记数法上领先二千年, 如果没有阿拉伯数字的传入, 欧洲人可能需要等到更晚的时期, 才有机会使用上十进制记数法。(详见《从》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中的章节首创十进制汉语汉字的产物’)

第二个例子是微积分符号之争,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后牛顿’ 年代﹐牛顿与当时德国数学家尼布莱兹分别在独立研究的情况下发展出微积分理论 ﹐也创造出两套不同的数学符号来表记微积分中的概念和关系﹐前者因为以‘表示微分概念﹐所以牛顿的符号系统称为点主义’ ﹐而后者尼布莱兹使用‘d 来表示﹐因此称为‘d主义’ 。在整个的十八世纪直至十九世纪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都分别使用不同的微积分符号。因为牛顿在英国的影响力﹐所以英国人使用‘点主义’ 微积分符号﹐而欧洲则使用‘d主义’ 。但是到十九世纪中﹐英国数学家巴巴克发现英国的数学﹐在使用了牛顿的‘点主义’ 后﹐因为这套符号在分析操作上比不上‘d主义’ 那样的有效﹐而造成英国数学比欧洲大陆落后的后果﹐所以他呼吁英国人也应该使用欧洲的‘d主义’ ﹐而全面放弃原有的牛顿式符号。自此﹐延续百年的符号纷争也至此而告上一段落﹐但是英国却因为使用了不清晰的符号系统﹐而导致英国数学曾经一度失去了与欧洲学术界并驾齐驱的地位。一个小小的符号﹐真有想象不到的威力﹐但是只要明白到符号就是思维工具﹐符号扣动着大脑信息处理的‘板机’ 。所以﹐在一方面它能够释放大脑中的思维力量﹐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禁制思维能力。(详见《从》第二篇中量化思维的内容数学符号的发展’)

数学符号是最有效的分析工具, 它的出现取代了纯粹的经验主义, 成为了欧洲人认知世界的利器, 导致了西方人自16世纪开始能够有效快捷的发展科学技术, 但数学符号却是语言简化过程的产物, 语言简化过程需要经历千年方可完成, 在这千年的时期中, 在技术发展方面, 欧洲人只能默默忍受在没有数学符号的情况下, 在认知上的缓慢和以纯经验主义所带来的时间浪费与不可避免的弯路。除了数学符号外, 实验主义也是把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的思想中解救出来的一个因素, 在古希腊的思想中, 他们只相信直觉所提供的确定性, 因此, 古希腊人不注重以肉眼来观察世界, 而仅仅通过直尺和圆规作工具, 以几何学的方式来认知世界, 但是随着工艺制作水平的提高, 实验设备慢慢的出现, 伽利略可以通过望远镜来观测木星, 也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到, 加速的时间平方与所走距离成正比关系(d=16t2), 以实验的验证来为数量关系式中的概念提供确定性。 要知道确定性在量化思维模式中的重要性, 伽利略的伟大之处其实在两个方面, 第一, 他把运动概念再分解为时间和距离(例如d=16t2)的数理关系(古希腊没有做到这一步, 因为他们没有有效的表逹(思维)工具), 然后以数学符号作表记, 这进一步应用了分解模式’; 第二, 在于他对量化思维模式的贡献上, 伽利略让实验而非纯粹的直觉为量化概念提供确定性, 带领欧洲走上实验科学的道路。 伽利略的做法由始至终都没有脱离过量化思维的模式, 只是扩充了这种思维模式而已。 作为同时期的欧洲人, 他们还是普遍相信神的存在为人类的直觉提供了正确性, 人类理论的正确性仍离不开神的存在。直至到了十九世纪的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希望通过以一条与《几何原本》第五公设相矛盾的新公设﹐取代第五公设﹐然后把它与其它原有公设一起作基础﹐推导命题和定理﹐看一下推导出的命题和定理是否在逻辑上有矛盾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反证了第五公理的正确性。但是结果却出人意表﹐从他使用的新公设‘在直线外一点上至少有两条直线与这条直线平行’ 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后﹐罗氏得出很多完全没有与原有公设相矛盾的命题与定理﹐但是它们却与我们的直觉相违背﹐像是‘三解形的内角和小于180度’ 这个定理﹐还有‘垂直同一直线的两条直线延长后﹐离散到无穷’ 。这些都是与我们的直觉和经验相背的结论﹐但是却没有发生任何违悖逻辑的地方。在同一时期﹐德国数学家黎曼同样以新的公设取代第五公设﹐他的新公设不承认并行线的存在﹐认为‘在同一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总有一个相交点’ 。从这一假设出发﹐他得到的‘三角形内角和’ 大于180度。这两位数学家的研究都同时说明了‘第五设’的不可证明﹐而且只要以新的公设代换这条公设﹐就可能得到完全合符逻辑的新结论﹐但有可能与我们的直觉相违悖。由此可见, 在逻辑正确的情况下, 输入与直觉相悖的假设就能产生同样不合理的结果, 可见神在这个逻辑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神的假设从此退出了科学认知的范围。 (详见《从》第二篇中量化思维的内容认知理论的拓展’)

        当经历了语言的简化过程后, 量化思维的西方人对从阿拉伯人手中再传入的古希腊知识, 还有阿拉伯人在古希腊学术上扩展的知识, 开始以他们的量化思维模式来进行认知, 最终发扬了古希腊的思想体系而成就了今天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文化。 古希腊学术在欧洲黑暗时代, 因古希腊人并非基督徒而被教会视为异端, 遭到全面的排斥, 但是, 古希腊的学术却受到后期回教化阿拉伯世界的欢迎, 被阿拉伯人广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多方面的发展, 例如在代数和物理学方面。 可见, 阿拉伯人要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更早接触到古希腊的学术思想, 但是却没有引发出阿拉伯世界的文艺复兴, 创造出如同欧洲人一样的科技文化, 这就说, 阿拉伯人只能成为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者而非继承者, 由此可以反映, 只有量化思维的欧洲人才可能完全开发同样是量化思维的古希腊学术。 的确, 阿拉伯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 导致阿拉伯人不能产生量化思维模式。

量化思维的产生是古希腊人对语言认知后创造出‘完全表音’字母的结果﹐也只有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才能形成量化思维模式。但是在阿拉伯的语言文字里面就没有这些因素。因为阿拉伯语不同于古希腊的屈折语﹐在单词中的辅音部份往往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他们就选择了只表记辅音字母的方式来记录语言﹐这样令到同一个书写形式可以指示多个单词。 例如, 写’ 这个动词﹐阿拉伯字母中只表记其中的辅音﹐于是就成为‘ktb’ (以拉丁字母作表示)﹐这是单词中全部的辅音﹐属于不变的部份﹐以下来就以‘- 表示 ktb’的部份。在阿拉伯语言中﹐单词还是由辅音与元音结合而成﹐这种读音却会因为元音部份随时态和词性的改变而变化。在下面以字母表示元音和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读音﹐可见在书写时只有‘ktb’ 这一形式﹐但它可能表示不同的动词时态或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词性﹐例如由‘动词’转变成‘名词’。 如果在没有元音点作记号的情况下﹐阅读者只能凭上下文来猜其中的语意。

动词‘写’

现在时﹕--i- (ktib)

过去时﹕-a-a-

过去时(主语是‘我们’ )-a-a-aa

过去完成时﹕-aa-a-

过去分词﹕--uu-

名词‘书本’

单数﹕-i-aa-

复数﹕-u-u-

作者﹕-a-i-

书贩﹕-u-u-i

阿拉伯单词因为只表记辅音字母﹐所以在同一种写法下﹐存在着多种的词意﹐也就是一个文字单词指示多个概念﹐当要决定哪一个概念才是文章所表达的意思时﹐往往需要通过上文下理来判断。但是在古希腊语中﹐必须在每一个单词音素都完全吻合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读取概念﹐这就是‘演释法’ 的原型﹐也就是量化逻辑的开始。在认知语言和创造字母系统的过程中﹐古希腊人掌握了分解系统的认知方法﹐把认知目标分解到最小的单位﹐这是量化思维中的分解模式。但是﹐阿拉伯人没有简化字母系统﹐反而是把字母符号分为四种形式—前中后和独立型﹐以四种形式来表记同一个音素﹐令到字母数量没有减到最小反而增加﹐而且这些字母也不是完全反映语言中的所有音素﹐阿拉伯字母只表记辅音而没有元音 ﹐所以‘分解模式’和演绎模式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萌芽。

        没有量化思维模式的认知方式和欧洲式的语序, 也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数学符号,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中了解到。

        因为没有量化思维模式﹐所以符号所指示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得到‘量化分解’ ﹐直至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单位。例如‘加’ 的概念﹐它只表示两个量相加﹐再没有其它多余的语意﹐而且这个概念也不可再细分﹐显然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并且不可分割。当分解到这个概念后, 量化思维就以一个符号来定义表记这个概念﹐如同字母表记音素一样。可见﹐每一个数学符号在产生之前﹐都需要经过这样一个‘量化分解’ 和‘定义表记’的过程﹐如下﹕

所以﹐数学符号的产生就与‘量化思维’ 模式息息相关。

      同时简炼性对作为思维工具的符号来说﹐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阿拉伯语的语序是‘谓主宾’ 的固定形式﹐这一种的语序不仅与逻辑的顺序不符合﹐而且谓语没有起到分隔主语与宾语的作用﹐而‘主语’ ‘宾语’ 因为属于同语类的名词﹐如果没有谓语动词作分隔而放在一起的话﹐这就需要额外的符号把主语和宾语分隔开来。这种情况发生在数学符号上﹐这样就有需要添加多余的符号来提供分隔功能。试想像﹕‘1+2=3’这个数学表达式﹐这是‘主谓宾’ 语序﹐主语是1﹐谓语动词是+﹐宾语是2﹐这部份是一个子句﹐然后=也是另一个谓语﹐3是另一个宾语。如果首先把子句以‘谓主宾’ 式放置的话﹐就成为﹕+ 1 2﹐这样1 2这两个概念就有可能混淆﹐如果使用字母代表﹐也是+ X Y XY放在一起也会混淆﹐如果整个数式以完整的方式出现﹐就是= + 1 2 3﹐这样就更加混乱了。于是﹐只有通过添加至少1种额外的符号才能够把意思表达得完美准确﹕= + 1 ) 2 ) 3。假如添加了只用作表达语法意义的符号﹐这样就完全违悖了符号的简炼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现今的数学符号中﹐没有一个是用作纯粹指示语法而没有指示数理关系的符号(() ﹑‘[] 这些符号表示首先执行的运算关系﹐不算与语法有关系) 。符号的使用只有减省的方式而非增加﹐例如‘乘号’ 在数字与字母之间可以省去﹐或以简单的‘’来代替较为复杂的‘×’﹐这都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古印度语也是使用非‘主谓宾’ 语序的﹐那是‘主宾谓’ 的固定语序﹐这种情况与‘谓主宾’ 语序一样﹐没有通过‘谓语’ 把‘主宾’ 语作分隔﹐同样造成了开发符号系统的障碍。可见﹐语序对数学符号的表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欧洲人要到了十六世纪开始﹐才在语格脱落﹐但同时也要保留语意和语法意义的要求下把语序固定下来﹐而固定的‘主谓宾’ 语序为发展数学符号提供到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在中国方面, 汉字本身既是文字也是符号, 而且也不具有量化思维模式来发展数学概念和符号。

        数学符号的发展参考自语言模式﹐我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第一个想表达的数学关系式﹐很有可能是上面出现的加法关系﹐因为加法关系是最简单直接的数量关系。如果在表达这个关系时发现﹐要表达这样一个数量关系需要涉及到不少的符号﹐而且在表达出来后﹐看上去也并非十分的清晰﹐对比以纯语言表达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分别。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很有可能停步不前﹐从此放弃对数学符号的进一步探索﹐而回到继续使用语言文字作表逹的形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曾经发生在阿拉伯人身上﹐扼杀了发展数学符号的尝试。 (详见《从》第二篇中量化思维的内容数学符号的发展’)

        综合而言, 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 欧洲人相对于后期在前期出现的缓慢, 以及在前期相对当时中国人的落后,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量化思维视神作为终极概念来认知世界, 导致完全向神倾斜的黑暗时代, 正如地心说出于宗教原因而统治学术界一样, 当时欧洲人的精力和智力, 都投放在以了解神或宗教思想来认知世界这种方式上, 这令认知走上了弯路, 浪费了时间。 第二, 语言简化过程仍在进行中, 语言的演进需要各种欧洲方言的使用人口进行互动和民族融合才可能实现, 而各民族的融合需要时间。 英语之所以成为欧洲屈折语言中最简化的语言, 这就是英伦列岛曾经历过来自盎格鲁-萨克逊人、丹麦人、维京人、诺曼底人之间激烈的民族融合的结果。在现代数学符号还没有成形之前, 欧洲人在技术发展上仍然只能停留在纯经验主义上。但是到了后期数学符号完全诞生后, 再加上引入了实验作为认知的环节, 这令欧洲人在认知上摆脱了对神的倾斜, 而有可能以更有效的思维工具和方式来认知世界, 这就是后期速度能够得到迅速提高的原因。  

 

4. 为甚么中国在早期的发展速度相对西方来说是快速的, 但到后来则不但速度减慢, 而且出现完全的停滞 ?

  正如前文所述, 中国和西方本着完全迴异的思维模式来创造本身的文明和文化体系, 因为在理论层面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直接比较理论来得到客观的对比结果, 而只能通过其输出结果, 即有形的产品和技术来进行比较, 这就是技术和器具(工具/产品) 笔者将通过以下的部份来说明, 中国的思维工具和思维模式在经验主义的发展环境下, 比同时期西方人处于更大的优势, 而这种优势就是中国能在技术上领先的主要原因。
    中国先民因为使用的语言汉语而发展出汉字。汉字作为思维工具, 令工具的使用者形成了象化思维模式, 而象化思维模式也专一的以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因为象化思维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过汉字来表记就足够了﹐也再合适不过﹐而且对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确定性﹐因此免去了实验的过程﹐思维操作也就不会受到客观环境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象化思维的一切操作只需要发生在大脑内的思维层面, 或者以汉字书写作表逹就足够, 所以汉字也就可以忠实不二的服务于象化思维模式。通过汉字(包括汉语)作为思维工具﹐ 象化思维模式可以提早发展出以下的思维能力﹕
   ‘象化概念’﹐从 ‘取象模拟’和象化思维认知模式的思维操作中发展出对属性的提炼能力﹐而模拟或‘模仿’能力就首先建基在发掘对象的属性上, 当属性被认知后, 才可能把这些属性在另一事物上得到反映, 让后者模拟出前者。发展出象化逻辑﹐这就是互属性 和‘包容/递进性 等关系﹐这是思维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象化三段论模拟推演的模式﹐作为认知的手段﹐也是论点的推演方式﹐其重要性体现在发展理论和技术上。因此﹐通过模拟而来的模仿能力﹐先民可以很早就发明筷子作为餐具﹐也可以通过模仿动物行为来发展本身的抟击术, 这就是中提到的尚象制器, 据说, 伏羲发明的网罟和神农发明的耒耜都是模拟卦象’, 或者更应该说是摸拟自然之物的结果。这听起来有点象神话, 不过, 中国人使用的筷子的确是一种模拟手部动作的摄食工具, 还有中国的抟击术, 在拳种上有模拟动物的动物拳, 以及各种器械的手脚部攻击动作, 例如是掌和指等, 套路也是对抟击行为的仿真, 通过了仿真方式令中国武术的内容得到大大的丰富。
 
   汉字的符号性’(也就是如同符号一样的特性, ‘--捆绑而相对于句子中的语意而孤立不作字形和发音上的改变, 故称之为孤立语’)令到作为语言表记工具的汉字﹐在先天上具备了符号的特征和功能。因此﹐中国人也就不需要创造另外的符号系统。汉字的符号性可以令到大脑﹐在对认知对象作语言或文字描述时﹐同时也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内容和概念关系﹐这样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分析能力。如果再以汉字书写来表达认知对象﹐这就成为了符号的列式﹐这就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能够首先创造出十进制记数法的原因﹐而印度要比中国晚上一千多年才出现十进制记数法(详见《从》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首创十进制汉语汉字的产物’)。于是﹐就在这种一箭双雕 的情况下﹐省去了很多发展符号的时间。技术的发展总是离不开计算, 十进制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和效率, 不仅如此, 汉语的单字单音性, 也令到大脑能以最小的音节来记忆最多的数量信息,而汉字的孤立性也令这些数量如符号一样具有规则性, 于是就产生了九九乘法口诀。 乘法口诀可以让大脑在条件发射下得到个位数的乘积, 令中国人的在算术运算上更有效率更节省时间(详见《从》中的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里的章节九九歌发挥汉字的音形意优势’)。 除此, 十进制记数法也催生出算筹这一种运算工具, 算筹以展示数量为目的, 在它的帮助下,中国人的算术能力不但得大大的提高, 而且算筹中留空的摆法产生了的概念, 还有摆放的位置可以用作表示未知数’, 这是一种半代数方程的出现。 因为在这里, 未知数并没有以符号作指示和参与运算, 只是以某一特点的位置作表记, 所以在现代数学的意义下, 它并不能算作是代数方程, 可是如果没有算筹作为运算工具, 中国人也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半代数方程形式, ‘半代数方程是依赖算筹而产生和存在的, 请以此例作参考:

例﹐有如下的‘一元四次’ 方程﹕
-x3+7632x2-4064256=0

以算筹作表示的方式是﹕

中国人的做法是从‘常数项’ 的头三位数字估计一下‘解’ 的范围﹐假设用80代入方程中﹐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因此用x=y+80代入方程中﹐得到新的方程是﹕

-y4-302y3-30768y2-826880y+3820554=0

之后再估计一下解的数值﹐最后试到‘y=4 时﹐方程完全满足而成立﹐所以方程的解为x=80+4=84

中国人采用这种算术式的方法﹐就可以完全发挥到‘算筹’ 这种中国独有的计算工具的优点。基本上所有的一元方程只要花一定时间﹐就可以计算出近似的方程解﹐满足到工程和实用计算的需要。因为﹐这种方法没有对数理关系的进行深入分析﹐像以上的方程其实可以分解为多项因式﹐求出4个的方程解﹕

-(x+84)(x-84)(x-24)(x+24)=0    x=84-8424-24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用西方人发明的数学符号作为工具﹐才可能达到这种认知水平。中国虽然在后期也有一种以算筹为工具﹐发展而来的多元方程‘消元术’﹐以‘天﹑地﹑人﹑物’ 表示最多4

未知数。但是这只是写在算筹上﹐用作表记某位置上的数量和未知数的关系(如上图)﹐然后再通过一定步骤的操作来作消元求解﹐但是这种‘未知数’ 的指示方法﹐就并非是现代数学中那种可以完全参与运算的指示符号。顺便一提的是, 在几何学方面, 中国人对图形的研究并不像西方几何学那样以证明为主, 就以对勾股定理的证明为例, 中国人在模拟过图形的属性后, 通过图形的特点来作出拼合, 最后令拼合的结果在不言自明中形象的证明了勾股定理, 如下: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西方式:

以成书于公元50-100年间的《九章算经》为例, 我们会明白到昔日中国数学的研究对象﹐完全放在生活实用性上﹐这与同时期作为现代数学前身的古希腊数学大相迴异﹐以下是此书的概要﹕

第一章,「方田」:

平面图形面积的量法及算法,如矩形、三角形、圆、弧形、环形等的田地的求积公式,及分数算法,包括加减乘除法、约分﹝将分母,分子用辗转相除法求出它的最大公约数再作约分﹞、分数大小的比较及求几个分数的算术平均数等。

 第二章,「粟米」:

        各种粮食交换之间的计算,讨论比例算法。

 第三章,「衰分」:

比例分配问题。

第四章,「少广」:

          多位数开平方,开立方的法则。

 第五章,「商功」:

          立体形体积的计算。

  第六章,「均输」:

处理行程和合理解决征税的问题,尤其是与人民从本地运送谷物到京城交税所需的时间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与按人口征税有关的问题,其中还夹杂着衰分、比例及各种杂题。

  第七章,「盈不足」:

算术中的盈亏问题的算法,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线性插值法,它还有许多名称,如试位法、夹叉求零点、双假设法等。

    第八章,「方程」:

有关一次方程组的内容,最后还有不定方程。将方程组的系数和常数项用算筹摆成「方程」,这是《九章算术》中解多一次方程组的方法,而整个消元过程则相当于代数中的线性变换。在方程章里提出了正负数的不同表示法和正负数的加减法则。

    第九章,「勾股」:

          专门讨论用勾股定理解决应用问题的方法。

之后, 算筹这种工具得到改良而成为了使用便利的算盘’, 算盘的运算功能对于算筹来说完全没有提高, 只是在使用和携带上更为便捷而已, 它的普及得益于珠算口诀的配合。珠算口诀如同乘法口诀一样, 裨益自汉语的孤立性和符号性。 含有运算机制的并不是算盘而是口诀, 但是, 判断口诀如何使用的却是人, 通过大脑在分析了算盘上珠子的摆放位置, 然后条件反射的选择出其中的口诀, 以口诀的运算机制来实现运算的功能。因此, 算盘并不能算是一种计算器, 更不是西方意义下的计算器, 而只是一种展示工具。 所以, 如果能够在大脑中产生一台虚拟的算盘, 熟练后也可以通过口诀来拨打’, 这就是所谓的珠心算 可见, 珠算口诀的出现才是产生这种普及化计算工具算盘的关键条件, 而珠算口诀的产生则直接与汉语的语言特点有关。 乘法口诀和珠算口诀无疑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的运算能力, 而且更是普及了这种运算能力, 令到东方的运算能力要比同时代的西方人要领先。 除了乘法口诀和珠算口诀外, 中国人更在各行各业中发展出自己的口诀, 在武术中有武术的口诀, 在票号业里, 学徒要首先熟记口诀才可以工作, 这样可以以记忆来换取技术,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了全民的技术水平, 而且大大的缩短了掌握技术的时间, 以及保证到所掌握的技术, 在口诀的形式中, 没有在传授的过程里失真。(详见《从》中的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里的章节九九歌发挥汉字的音形意优势’)

如果把汉语汉字中的音形意一体再扩大为音形意象一体, 以象化思维视汉字为象化概念,从而带动起模拟操作﹐那么像三十六计中的条目就可以成为文字公式, 只要记忆公式就可以让大脑收集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后以它对实际情况作模拟就可以应用, 这也提高了中国人处理问题的能力。 (详见《从》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谋略的国度象化思维的智慧’)
  
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是以现有的属性对对象作认知的模式, 这就产生了对事物作不断尝试的倾向, 汉字在使用时可以随意的组合, 这也令象化思维更倾向组合尝试的方式, 而对属性的挖掘能力可以减少尝试的组合, 因为只有把有属性关系的事物作组合, 或者对属性作有针对性的组合才可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象化思维以属性为中心的模式可以实现这种可能, 这也导致了烹调文化在中国的发逹, 组合尝试就是经验的累积(详见《从》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中华民俗文化象化思维的产物烹饪的章节) 在西方科学分析法诞生之前, 经验主义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技术发展手段, 而象化思维的中国人, 因为较善长这种发展模式而得到领先的发展机会。 以下来, 笔者将通过四大发明作为例子来看一下象化思维模式对技术发展和发明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指南针出现于先秦战国时期﹐最早的指南针是一块天然磁石﹐也就是先民在取得天然磁石后﹐发现磁石的这种‘属性’﹐它可以指示固定的方向﹐但是因为天然磁石容易失去磁性﹐再加上本身重量又重﹐导致放置在平面上的磨擦力较大而不能有效的转向‘指南’﹐所以这种称为‘司南’的指南针也就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不过﹐经过漫长的沉睡岁月后﹐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总结出四种放置‘指南针’ 的方法并作了比较。当时的指南针已是人工磁化的‘磁针’ ﹐所以体积轻巧。这四种方法分别是﹕

l         水浮法﹕把指南针(穿上灯心草)浮于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缺点是指南针随水浮移不定。

l         指甲旋定法﹕把指南针放在指甲上﹐但是容易滑落。

l         碗唇旋定法﹕把指南针放在碗边缘上﹐但是缺点也是容易掉落。

l         悬丝法﹕把一根棉丝以蜡沾住指南针的中央﹐悬挂起来﹐只要没有风﹐指南针就可以有效工作﹐所以他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方法。

以上的四点就是中国式指南针的具体模式﹐指南针的发明首先是先民发现了磁石的属性﹐通过了这种属性的认知后﹐再联想起这种磁石可以提供到指示方向的用途﹐这样就以磁石来提供‘指南’的功能﹐但是因为天然磁石本身的缺点﹐所以指南针也就没有太大的实有价值而没有推广成为产品。在当时﹐象化思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研究﹐或者尝试后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在偶然的机会下﹐先民把磁石与铁器放在一起﹐又发现了产生人工磁石的方法和可能性﹐这就是《武经总要》提到﹐‘以密器收之’的人工磁化方法。于是‘天然磁石’的缺点被‘人工磁石’一扫而空。所以﹐‘象化思维’又对‘天然磁石’作‘取象模拟’并总结出其中轻巧的特点﹐根据这种认知结论﹐沈括也就提出了以上四种可行性的方案﹐而且对四个方案作属性上的总结﹐得到各自的优缺点。以上的四个使用方法就成为了传统指南针的基本模型﹐后世也没有在这模型上做出任何技术突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中国人发明指南针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其中也运用到大量的‘模拟’操作﹐而不是‘量化’的认知手段﹐最后而成的指南针也没有太多的技术成份。虽然沈括指出了以上四个方案各有缺点﹐但是就再没有进一步解决这些缺点﹐把四个方案合而为一﹐制造出更完美的指南针。所以﹐指南针因为技术成份的不足﹐它的发明更接近于发现﹐在发现后模拟出属性﹐然后直接把这种属性派上有利于人类本身的用途。

        火药的起源与古老的炼丹术有关﹐炼丹方士为了炼成长生不老之药﹐就把各种金属和矿物质混合在一起﹐再加热燃烧﹐这称之为‘伏火’﹐火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无意中发现了。火药的成份不外乎是硝石﹑硫黄和木碳﹐只是份量因各方士的经验而大同小异。我们可以想象到﹐火药的发明就如同制作一道中国‘菜式’一样﹐对其中的配料份量没有固定的‘量化’﹐也不需要作任何深入认识﹐主要凭个人经验的喜好和摸索﹐在最后设计出火药这种‘菜式’之前﹐也需要对各种不同的‘配料’作‘加工’﹐再作不同的组合尝试﹐在经验过最满意的效果后﹐方士就把这道‘菜式’确定下来。按照本书的论述﹐‘象化思维’模式中的‘取象模拟’和特别是组合模式﹐也就是汉字的组合性和‘象化思维’认知模式中以不同‘象化概念’作认知的方式﹐都是造成中国烹调艺术异常发达的原因。同时西方也因为受到‘循量而行’模式的限制﹐在没有找到‘量化概念’之前也就不知如同作尝试﹐这样在没有作出大量组合尝试的情况下﹐在‘化学’这门‘量化’科学还没有产生之前﹐‘量化思维’能够‘试’ 出‘火药’的机会就要比‘象化思维’的要低很多。所以﹐‘火药’的发明也与设计‘菜式’无异﹐也得益自象化思维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当时领先西方的铸铁水平也是经验主义下的产物。

        ‘造纸术’﹐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在西汉已出现一种以残丝制成的纸﹐不过这种纸价钱昂贵而不能普及﹐还出现过一种由大麻和苎麻纤维制成的纸张。可见﹐蔡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造纸术的。他集合前人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破渔纲等作原材料来造纸﹐然后把这些原材料搅烂并打浆﹐最后再过滤出纯净的纤维而制成纸张。这种纸造价低﹐并且纸色白易于书写。自此﹐造纸术在后世各代都得到了逐步改良﹐生产的纸质也更易于书写。从造纸制作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造纸’也如同制作‘菜式’一样﹐需要在选配料﹑制作方法等方面作不同的组合尝试﹐而对各配料的‘模拟’就可以减少需要尝试的组合数量﹐最后达到满意的效果而成为‘菜式’。中国菜式的多变多样性﹐也就是全面组合尝试后的结果。对于以‘纸’为‘菜式’﹐‘象化思维’需要发挥出烹调中的思维优势﹐这就有可能在较早的时间内制造出最佳的纸张。因为‘纸’如‘菜式’﹐所以中国‘纸’也根据各地的特产作为材料﹐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菜式’。例如﹐四川和扬州盛产‘麻’﹐所以生产出以麻为主的纸﹐也有以藤为主的‘藤纸’和槠树皮造的‘槠纸’﹐江南盛产‘竹’﹐因此也开始用竹来造纸﹐‘毛边纸’就是以竹为主要材料的产品﹐论到纸中的精品﹐就要数以檀树皮和稻草再由手工造的‘宣纸’了。可见﹐‘造纸’与‘火药’一样﹐没有对材料和制作过程进行过‘量化’认知﹐正如同烹调一样﹐这是一种经验上的成果﹐而象化思维的高度组合性模式正可以缩短成果产生的时间。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隋唐时代﹐印刷术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情况有关。印刷术的发明与传统盛行的刻石与印章技术分不开。对于前者的刻石技术来自中国的石碑文化﹐中国的石碑分为两种﹐一种是功能性的石碑﹐就是以记事、记功颂德、褒奖、训谕、惩戒、昭示纪念等具社会功能的石碑。第二种是艺术性的石碑﹐有时也会刻在石头上而无碑﹐上面的内容都是些名家的书法或对联作品﹐这些书法作品因为需要挂在户外让更多人欣赏﹐所以只能刻在石碑上或石头上﹐以上两点就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石碑文化。这种现象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刻字技术(正刻的‘凹字’) 。除此﹐中国还使有具政治或权威标记功能的印章等﹐印章的使用提高了中国的反刻字技术﹐而这种反刻字技术正是用于印刷术上的刻字方式。(石碑文化与象化思维模式有关, 请参考)

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没有这种刻字技术为基础﹐经过上千年的技术积累直到隋唐时期﹐印刷术也很难在中国出现。最初的印刷术只要求把内容整块的雕刻出来﹐这叫做‘雕板’印刷﹐但是这种做法十分费时和没有效率。到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就是只雕刻独立的活字模﹐然后再经排版后组合成文章﹐这就运用到汉字的组合性﹐把印刷字变成汉字一样可以按要求自由组合﹐而且活字模也可在印刷后再用﹐大大减少了雕刻时间和提高了印刷效率。到元代﹐活字印刷术发展出轮板排字架﹐到后来活字模的材料由最初的胶泥而成为主要以木为主﹐后来也有铅字模甚至铜字模的出现等。

     从上的说明可知, 对这四种产品的发明, 中国先民发挥了本身的思维优势, 通过与西方技术迴异的方式来创造四大发明。 对于技术开发而言, 材料的取得和生产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先民在这方面要比西方人更加得天独厚, 这让中国人在免去了材料开发的时间与投入的情况下, 直接取得了材料, 因此在第一时间内提高了中国人的技术水平。 这种重要的材料就是’, 这是一种多用途的制作材料, 例如把它碾碎后可以造纸; 把它削成竹片后可以编织竹席、竹帘, 竹席可以造成中国式可收放的帆; 竹子还可以造成很多结构性的支撑材料; 竹子可以制成缆索, 它的应力逹到普通钢索的二分之一;还有竹子打通后制成竹管, 可以输送气体和液体。 可见, 在现代工业材料出现之前, 中国人就可以轻易的到得竹子这种材料, 只要对它稍加改变就可以成为各种有用的制造材料或工具, 但西方人就只能找些其它没有效率的替代品, 或者甘愿接受制作与技术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状态。

     对当时中国能在科技方面领先的原因, 可以总结为中国以其思维工具和象化思维模式摄取到技术开发的先机。 首先, 汉语产生了汉字, 汉字己经具有了先天的符号性, 从而启发到先民首创十进制记数法, 十进制记数法催生了算筹的出现, 算筹的产生又衍生了半代数方程, 之后更有算盘的发明成为算筹的改良品, 中国人配合汉语的特点而发明了乘法口诀和珠算口诀, 这都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当时的计算能力, 而口诀形式也提高了从业者的技术操作水平, 计算和操作能力无疑加速了中国人在技术发展上的速度, 再者, 象化思维模式中的模仿能力, 令中国人倾向于在大自然中寻找发明创造的灵感, 这就是尚象制器’, 在象化思维的眼中, 大自然提供了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 这令技术开发变得较为容易, 正如密封船舱的发明可能受竹节的分隔特性所启法一样。 象化思维的认知模式以发掘属性为本质, 这都是思维内的操作, 不会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 理论结合一定的经验积累就可以发展技术, 例如是中医学。 同时, 认知模式和汉字的使用方式产生了组合尝试的倾向, 而对属性的认识又可以在减少组合次数的情况下, 逹到最有效的组合效果, 再加上竹子成为了天然的制作材料, 因此, 技术在经验主义的模式中得到最大的发展。 总括而论, 以上一切技术发展都得益于汉语和汉字, 作为象化思维的思维工具, 它们始终是唯一的思维工具, 这就不像欧洲人在后来引入了数学符号作为思维工具那样, 而且象化思维中的概念也不需要确定性, 也不像西方在后来引入实验作为确定性的新来源那样, 量化思维的思维工具和形式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象化思维模式随汉字而产生,汉字作为象化思维的思维工具己经足够。可见, 中国人拜汉语汉字所赐而先启民智 这令中国先民摄取到技术文明的‘先机’﹐ 尽管此‘智’不同于彼‘智’﹐中国人在技术方面还是先走一步了。

不过,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象化思维模式同时也令中国的技术发展走上停滞, 因为对属性的探求, 只能令对事物的认识流于表面, 以属性认知事物的属性的方式没有探究到事物的内在结构, 例如中医只注重对病/属性与药物属性的分析, 却从来没有认识病源所在。其实中国先哲也十分鼓励对自然的探索, 如朱子提出格物穷理。不过, 以这种纯粹探究属性的方式作格物’, 一下子就可以把天下事物格尽然后尽知, 这是传统中国不能产生西方式科学的原因, 因为这种认知模式并没有突破性和深入性, 所以可认知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饱和, 在速度上的反映是停滞。 再者, 中国传统的创造发明方式是尚象制器’, 但毕竟在自然界中可模仿的事物和现象还是有限的, 加上在没有对事物作分解认知的情况下, 全新的发明是不可能的。在没有分解模式和数学符号作工具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认知的情况下, 中国传统的技术开发只有依赖经验主义, 但经验主义的开发方式是没有效率和漫长的, 就算如何的组合尝试也不可能实现重大的技术突破。 因此到最后, 随着可仿真对象的减少, 也导致中国的发展速度出现减缓仍至停顿。

        以上论述的内容就是问题4的解答, 在论述中国传统社会不能产生西方式科学时, 很多学者都会以传统社会的结构、经济模式、传统思想或缺乏论’(例如缺乏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来解答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成因这个问题, 但是笔者不主张以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来对中国的科学现象作解释, 因为这些传统现象都是思维模式下的产物, 产物之间处于平等的关系上, 而不是因果关系。正如患有遗传性精神病的孩子, 不能以他另一位患有同样病征的兄弟作为致病的原因一样, 不能简单的以两个孩子因长期相处而令其中一个染病作为解释(虽然听上去有点合理), 其实两者都是受害人, 真正的来源是他们患有同样病态的母亲, 这里才是疾病之源(当然还需要追溯其家族病史), 只有不断的溯源才是解答问题的正确方法。正如本文开首所提到的, 语言的使用是造成东西方文化现象的最终极成因, 同属文化现象的科技文化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中, 所以笔者不以其它的现象对另一现象作出解答, 在《从》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上所提的东西方现象, 其实都是思维模式下的产物而己。

在经验主义时期, 象化思维模式令中国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后来被西方量化思维所超越。 到了二次大战后, 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和国家与汉字文化圈地区在制造业的风潮下, 出现了经济起飞, 这就是四小龙+中国现象 制造业是一种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成工业, 在制造业中, 人的因素比技术水平更加重要, 于是以同样的象化思维模式在这种特定的制造业条件下, 又发挥出了思维的优势。
   
中国作为完全象化思维的社会﹐其中象化思维里取象模拟的思维操作转化成为对事物具有的较强模仿能力﹐这种能力如同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一样﹐已经反映在制造业的成就上﹐令到中国产品从模仿西方与日本产品与技术开始﹐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汉字作为思维工具的方式﹐令到就算是低文化程度的中国人﹐也能在思维方面比其它非象化思维的人﹐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也就是对属性的模仿。这反映在工作时的模仿能力上﹐模仿制造国外先进产品与技术﹐迅速学习与操作引进技术。还有汉字汉语的符号性﹐令到象化思维在通过语言文字对认知对象作描述的同时﹐已经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和概念关系(最明显的是中国人具有较高的算术能力), 这些能力最后决定了掌握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的深入程度﹐还有汉字的单音节特性也提高了记忆能力﹐这样通过发挥口诀优势就可以帮助记忆和掌握较复杂的操作步骤。除此﹐以取象模拟的方式着手解决问题﹐也提高到在遇到各种问题时的解决能力﹐在发挥到思维上的杠杆作用时﹐不仅令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在搜寻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可以面对更多更大量的参考数据﹐作为模拟判断的素材。象化思维社会中以出人头地作为人生价值观的人生象’(有关人生象的内容, 请参考《从》第二篇中象化思维的内容中的章节人生观象化思维对本能的认知’)﹐令到华人社会把经济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经济的实效利益上﹐这样使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也能发挥出传统的勤劳美德﹐社会全体的埋头苦干可以令到社会比其它非象化思维的发展中国家更加稳定﹐从而创造出耀目的经济成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结束后出现在东亚的四小龙奇迹﹐以及后来腾飞的巨龙’—中国大陆。这四小龙除了韩国之外﹐其它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都是大部份(70%)或完全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至于韩国因为在历史上以汉字为主要的文字工具﹐虽然语言如日本语一样为沾着语﹐但起码可以视为如同日本一样的半象化思维国家﹐而且在传统上﹐韩国采用全汉文书写﹐书写上的汉化程度也包括其中的汉文语法。再者在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特别在产业模式上也受到了日本的深远影响。这四小龙以及后来的巨龙中国在经济成长的方式中﹐都同样以制造业为起点﹐创造经济奇迹, 而制造业就是一种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上所提到的思维优势, 无疑能够成为令制造业起飞的关键。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象化思维模式造就了东亚的经济起飞﹐让在二战之后出现的经济与工业腾飞﹐只眷顾东亚的象化思维社会而非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

    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解答, ‘李约瑟难题似乎迎刃而解。 由于篇幅所限, 读者对于文中的观点可能感到有不充足的地方, 本文的观点都来自拙作《从》, 《从》是一本40万字的报告, 因此它的论据与说明部份都不可能在本文中被完全收录, 如需要参考本文的详细论据, 请阅读《从》中的相关章节, 对此不便, 再次敬请读者的见谅。 对于本文和《从》中的内容, 请读者多多指正, !

by Freeman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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